1989年被中共坦克碾斷雙腿的方政（左），與前中共《解放軍報》記者張林在研討會上。（周鳳臨／大紀元）
6月1日，來自灣區等地的各界民眾，齊聚舊金山中國城的國父紀念館，參加在這裡舉辦的八九民運三十周年紀念研討會。
舊金山八九民運三十周年紀念研討會。（周鳳臨／大紀元）
在六四30周年來臨之際，更多親歷者打開了塵封的記憶，站出來公開為這段歷史見證，其中包括當時的《解放軍報》記者張林，以及用相機記錄六四的劉建。
軍報記者張林：親身見證天安門廣場死人
剛剛從中國到加拿大不久、時任中共《解放軍報》記者張林，在出國去加拿大的5月28日當天，已透過《紐約時報》、自由亞洲電台等媒體，講述了自己與中共上將張愛萍的兒子、時任總參軍訓部戰役訓練處處長張勝和家人，於1989年6月3日在天安門目睹軍隊開槍殺人的經歷。
6月1日，前中共《解放軍報》記者張林，以親身經歷做中共在天安門廣場槍殺學生、群眾的見證。（周鳳臨／大紀元）
在研討會上，張林說：「我可以肯定地說，天安門廣場是死了人，而且不止一個！受傷的人就更多！！」
「我們是在聽到天安門西部開槍，從午門向天安門走的途中，被武警打得遍體鱗傷的，我被打傷頭部昏過去了。」張林說：「後來是被張勝背出去的，他與太太兒子當時都失散了。」
張林回憶說，在他們被打之前，武警還圍住一個人在打，那個聲音「我一輩子都沒有聽到過那種聲音，就是一個人不到臨死的時候，發不出的那種聲音」。
「我是被張勝背到午門的門口，但是他沒辦法走了，說可能肋骨斷了、已經喘不過氣了，而且太太和孩子都還在裡面。」張林說：「當時從午門往天安門看，火光沖天，槍聲不斷響起。」
6月1日，前中共《解放軍報》記者張林，以親身經歷做中共在天安門廣場槍殺學生、群眾的見證。（周鳳臨／大紀元）
「我的第一印象是，他們（學生、市民）肯定被打死了！那時我非常傷心，不願走，也站不起來。」張林說：「當時過來一位騎自行車的學生模樣的年輕人，通過他的自行車把我搭到東華門，一路喊救人。」
「後來我被外國記者用車送到協和醫院。」張林說：「當時的情況是，協和醫院的整個地面都鋪滿了血，走路都是黏的。而被送到協和醫院的傷員，全都是從天安門廣場過來的！因為所有長安街上的醫院中，協和醫院是最靠近天安門的。」
「我被送到協和醫院的時間大約是在6月3日晚上11時到6月4日凌晨1時之間，那時就已經有很多傷員了。」張林說：「我在協和醫院一直待到6月4日上午10時左右，那時候是在體療室，傷員密密麻麻，擠滿了整個屋子。而且這期間，一批一批的傷員被送往別的醫院。」
劉建：要用當年的照片給女兒一個證明
劉建用照相機記錄了這段歷史，近期將攝於1989年4月16日至6月4日近兩千張照片公諸於眾。2018年，劉建與女兒談到六四慘案時，剛剛到美國不久的女兒不相信，而且是一無所知。
用相機記錄六四的劉建，近期將自己攝於1989年4月16日至6月4日近兩千張照片，公諸於眾。（周鳳臨／大紀元）
這一家庭事件，使劉建感到非常驚訝，讓他想起了塵封已久、幾乎要忘記的記憶，在1989年，作為一位攝影愛好者的20歲藝術系學生，他曾經拍過一批六四照片。
劉建說：「當時爭取民主自由、好的社會制度，反貪官、要改革，這些訴求都是公認很正確的一個運動！北京還包括各個企業、政府部門的人，都參與進來了。」
為了教育女兒，也為了做一個歷史的見證，劉建托朋友在國內找了一個月，才找到了這批底片，有驚無險地帶到了美國。
劉建回憶說，在第一次看到自己拍攝的照片過程中，回想起來開頭十分順利，但當中共宣布為「動亂」之後，明顯感受到氣氛緊張，學生變得非常警惕而不願意被拍，照片一下就少了很多。
用相機記錄六四的劉建，近期將自己攝於1989年4月16日至6月4日近兩千張照片，公諸於眾。（周鳳臨／大紀元）
劉建說，6月3日晚上，他住在翠微路同學家，聽到一直有很多槍響，由於當晚光線不好，就沒有出去拍照。「6月4日早晨6點多，我就拿相機出來了，從長安街有很多平板三輪車，拉來了很多屍體，水利醫院後面的房子一些屍體，有腦袋打碎的、胳膊打掉的，就沒有拍，只拍了一些還算完整的。」劉建說。
「這是我人生中，20歲第一次看到被子彈打死的屍體，太震撼了！」劉建說：「這樣殘酷的現實……」
「戒嚴後就停止了拍攝，一直很低沉，直到現在。」劉建說：「這些年輕人，他們不應該就這樣死去。」
陳天石：六四學生並非沒有政治訴求
當年北京師範大學85級學生陳天石，是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最早的一批參與人和創辦者。陳天石說：「每年到六四的時候，心情都很沉重、難以安眠。」
2年前來到灣區定居的陳天石非常感慨地說：「我們不要因為時間的遷移、因為個人的名利而去說謊，看到過什麼、經歷過什麼、是怎麼想的，過去的想法是什麼、現在的想法是什麼，要靜靜地去想清楚。」
當年北京師範大學85級學生、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最早的一批參與人和創辦者陳天石。（周鳳臨／大紀元）
陳天石說：「1989年4月19日，北京師範大學的同學，發起了前往天安門廣場、紀念胡耀邦的追悼遊行，出了校門，我高喊口號『反對專制、反對獨裁』，本來擔心同學會不會跟著一起喊，結果所有學生都跟著一起喊。那個震天的迴響，現在想起來都覺得震撼！」「後來又加入了『反對官倒，剷除腐敗』的口號。」
他還回憶說，在參加胡耀邦追悼會前，高自聯的一些同學決定，要寫一份請願書，這就是在4月22日天安門廣場、人民大會堂請願的書卷，就是那樣臨時提出來的，完全是學生自發的。
陳天石表示，在這之後，成了一份正式的文稿，包括7條：「1.重新評價胡耀邦的功過是非；2.反對官倒，剷除腐敗；3.開放報禁、實現言論自由，允許民間辦報；4.開放黨禁，實現結社自由；5.廢除北京關於遊行示威的10條規定；6.增加教育經費、改善教師待遇；7.軍隊國家化。」
「從現代、當代促使社會轉型的公民權利運動模式的角度來看，這是一份明確務實、可以實現的政治綱領。」陳天石說：「那些認為我們沒有『打倒共產黨、推翻社會主義制度』這樣的字眼，就是體制內改良的說法，是一種誤解。」
任松林博士：八九命運30年的升華
任松林博士說，30年前在天安門廣場矗立的自由女神像，是一個時代的象徵，連華盛頓特區的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碑也採用了她。
任松林還表示，八九六四的鮮血，促使了東歐劇變。任松林說：「八九六四的鮮血，中共在街上殺人，令所有人、甚至連中共體制內的將軍們都明白了，他們一輩子維護的，是一個什麼樣的政權。」
任松林博士。（周鳳臨／大紀元）
「在1994年，當時連我的概念中，都認為六四要平反。」任松林還說：「但是到今天，沒有人再要求為八九六四平反，今天人們想要的，是要結束一黨專制，迎來一個民主社會，這已經越來越深入人心了。」
「從要求六四平反、到勿忘六四、到發揚八九精神，這是一個升華。」任松林說。
「在八九六四以後，中共穩住了政權，它的經濟確實提升了不少。」任松林博士分析說：「但是國內的矛盾是沒法解決的，有人說擊鼓傳『花』，其實這個『花』從八九那年開始的，誰捕手里都是一個燙手山芋，現在這個『花』是傳不下去了。所以這就是為什麼，一到六四這一天，中共會草木皆兵。這讓統治者心顫，讓統治者害怕！」
當天還有身在國內的民運人士楊海的女兒楊倩怡，以及民運人士鄔萍輝的兒子鄔鶴鳴，主動傳承八九精神的精彩發言，博得大家的掌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