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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燒愈堅的真金」女學者 陳衡哲的那雙眼睛

陳衡哲(1890-1976)今天已經不太為人所關注,而在20世紀前半葉的中國,無論在文壇還是學界,她都是一位風頭很健的人物,她是中國科學社創始人之一任鴻雋的夫人,是胡適精神上的同道者。她1917年在《留美學生季報》發表白話小說《一日》。那個時候力倡白話文的胡適後來感慨地說:“她是我的一最早的同志。”她的小說、散文都是新文學運動早期的收穫,在文學史上自有其地位。

陳衡哲於1914年到美國留學,先在瓦薩女子學院就讀,主修西洋歷史,兼學西洋文學,後入芝加哥大學,1920年獲得獲得碩士學位。回國以後,她先後在北京大學、東南大學、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等校擔任西洋史教授,1926年前後,她曾因商務印書館之邀,編寫了高級中學教科書《西洋史》上下冊,以清新的筆調將複雜交錯的西方歷史交代得清清楚楚,而且有自己獨到的見解,成為風行一時的名作。

然而,她在民國舞台上扮演的最緊要角色,首先不是作家,也不是學者,而是一位熱切關懷社會事務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從《努力周報》、《現代評論》到《獨立評論》,一直到《觀察》,她都是重要的撰稿人。特別是儲安平編《觀察》周刊時,陳衡哲對他的支持很大,這一點他在寫給胡適的信中說得很清楚:“在先生的朋友中,比較了解我也最鼓勵我的,大概要算陳衡哲先生了。”

有人說陳衡哲“眼鏡後面有一雙秀美的眼睛”,她的眼睛何嘗又不是銳利的。她常常能在旁人習以為常的問題中發現新問題,提出新見解,她的目光並不是投向白熱化的激烈的政治鬥爭,而是把更多的時間和精力用來關注兒童問題、婦女問題、教育問題以及其他種種社會問題,她以女性的視角觀察社會,同時不失批評家的鋒芒和學者的睿智,

1935年,任鴻雋出任四川大學校長,陳衡哲隨夫入川,寫下有名的《川行瑣記》,在《獨立評論》連載發表。其中1936年4月發表的《四川的“二雲”》一段尤其引起當地勢力的嫉恨,遭到他們的圍攻,成為任鴻雋辭職離川的原因之一。在這篇文章中,她對底層的四川百姓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四川的農夫是中國最可憐,最值得我們同情的人。”同時她直言不諱地揭穿了四川的許多黑暗面:

“我們都是中國人,我決不敢以惡意來批評四川;我也不是喜歡作籠統話的人,說四川這不好,那不行。但我的良心卻也不許我作阿諛取悅之言,說什麼四川是天府之國呀,四川人民是中華民族的精華呀!我覺得廿五年來軍閥惡政治的結果,不但使住在四川的人個個走投無路,並且在道德方面,在人生觀方面,也似乎發生了許多不幸的影響。一個社會愈混亂,愈沒有法紀,那麼,那社會的原始人性也一定愈加發達。因為若不如此,一個人便非被逼死不可了——或是身體上的逼迫,或是心靈上的創痛,它的煎熬促死的力量是一樣的。這可悲的情形到處都有一點,但在四川卻更為顯著。”

她的所見所聞處處坐實了有關“社會愈混亂,原始人性也愈發達”的看法,特別令她感到震驚的是當地的納妾現象,她深知這是中國的一個腐敗制度,決不是四川所獨有的。“但四川的情形卻另不同。在別的地方,妾的來源不外三處,那便是:丫頭,娼妓,和貧苦女孩子。在四川,有許多闊人的所謂‘太太’卻是女學生,而有些女學生也絕對不以做妾為恥。(關於有些女學生的‘寧為將軍妾,不作平人妻’的奢望,我得到的報告太多了,可以說是一件諱無可諱的事實。我希望四川女學生中之優秀的,能想個法子來洗一洗這個恥辱。)這是四川的問題與別處不同的又一個例子。”

她還不無吃驚地發現,在那裡,人們並不以吸食鴉片為恥。“吸鴉片的中國人當然不以四川為限,但至少在我的經驗中,吸鴉片的一件事,不論是在吸者自己或他的親友的眼中,總還是一件諱莫如深的醜事。在四川卻不然,你到一個人家裡去吃飯,除非那是一個開明的家庭,像我們的四川朋友的家庭一樣,主人是要請你上坑吸個一口兩口的,你笑著說不吃,他便要說,‘那有什麼關係呀!吸一口好消食,不用客氣吧。’有幾個外國人告我,他們也曾同樣的得到過這個經驗。”

她分析說,“四川的病源,近一點的看來,粗枝大葉的說來,可以說有兩個,其一是軍閥,其二是鴉片”。在軍閥治下,她如此大膽直言,當然不會受歡迎了。文章發表幾個月後,成都的報紙對她進行大肆攻擊,說她攻擊四川女學生都想做小老婆,四川七千萬人都是鴉片鬼等等。那些報紙惟恐這樣的攻擊不夠,還利用作者是一個女子,“捏造許多不相干的事實,用極穢惡的言辭來加詆毀。”

在國難當頭之際,陳衡哲所關心的不光是一些具體而迫切的社會問題,而且在思考更深入、關乎民族長遠命運的大問題,1935年6月,她寫過一篇《我們走的是那一條路?》,指出橫在我們面前的道路有四條,第一條是渾渾噩噩、行屍走肉的路,第二條是在“刀頭上舔血吃”的廉恥掃地的路,這兩條都是辱身亡國的死路。第三條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路,第四條是忍辱含垢以求三年之艾的路。這兩條是自救的活路。在第一條路上走的人最多,最讓人感到無地自容的是走第二條路的人,或借國難營私自肥,或做漢奸,或將種種手段聚斂的財產轉移到國外,隨時準備開溜。對於第三條反抗之路,或者說自毀之路,她的評價是“即使有時抗拒的結果仍挽不回一個國家的危運,但它的榮譽與人格卻至少是保全了,它的民氣也就不會一天一天的消沉下去,終至於無可救藥了。”她最贊成的是第四條路,那是和無恥的偷生截然不同的,她更強調“內在的預備”,“即是在大難當前的時期中,每一個人都應該咬著牙齒,先把自己的身體培植到受得起磨折的程度。然後再把自己造成一個有用的專門人才,各在各的本分之內,把能力與知識弄得充充實實的,聽候國家的徵求與使用。但最基本的預備卻是在人格的一方面。俗語說的,‘真金不怕火燒’;故一個有氣節的民族是不但不會畏懼外來的侵凌,並且還能利用它,使它的磨折成為一個身心交織的火洗禮,然後再從那灰燼之中,去淘出那愈燒愈堅的真金來。”

陳衡哲的這些文章大多數都沒有結集出版過,散處在發黃的舊刊中,但我們不能不承認,那就是“愈燒愈堅的真金”,是一個動蕩歲月中,一個女性知識分子對自由、對人性、對民族、對未來堅定的信仰。這樣的人不該被歷史掩埋。

2008-12-01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博客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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