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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間諜遍布中國:宋慶齡是俄諜 張作霖因反共死於俄國人之手

一方面,他們向日本提供中國倒向美、英,反對日本的情報;同時,討好日本政府,多次派代表去東京,要求和日本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就像蘇聯和德國法西斯在1926年4月簽訂的、共同侵略別國的條約一樣。但遭到日本政府的拒絕。一方面,通過間諜機關,向中國政府、向張作霖、甚至直接向中國的新聞媒體,提供日本要侵略中國的「情報」,大造輿論,製造兩國民間仇恨,為已有的矛盾雪上加霜。兩個大行動:A:謀殺張作霖,嫁禍日本;B:製造「田中奏摺」的假情報,挑起中國民間反日高潮

宋慶齡曾為共產國際做情報工作

研究蘇聯的特務機關,人們就會想到“克格勃”。但據《20世紀20年代蘇聯情報機關在中國》一書介紹,除“克格勃”外,蘇聯的特務機關還有“工農紅軍情報總局”。出人意外的是,曾令許多中國人,包括作者在內,非常“崇拜”的、形像高大而光輝的“共產國際”,竟也是個特務機關,是蘇聯三大特務機關中在國外影響最大的一個!此書是俄羅斯的中國問題專家維•烏索夫,根據前蘇聯的解密檔案和各種資料寫成的,應該有較高的可靠性。

這裡介紹幾點,供讀者了解和批判。

一、遍布中國的間諜機關和間諜

談到在中國的間諜,中國人立馬想到日本的特高課,想到土肥原和荒島川子。土肥原不過是個大佐,相當於大校。在中國的日本專職特務中,他可能是最大的官了。但是,蘇聯在中國的間諜機關和間諜,其級別、數量,工作的效率和質量,遠不是日本可比!蘇聯在中國的大使館、在重大城市的領事館、對外貿易局、銀行、通訊社、研究所等等,等等,民間的、官方的,幾乎全是間諜機關。“這些機構‘只是開展地下活動和情報工作的晃子而已’”(《20世紀20年代蘇聯情報機關在中國》2007年7月解放軍出版社第111頁,後文出自同一書的資料,只註明頁碼。)

早在中、蘇沒有建交的時候,從1919年起,蘇聯就在北京和哈爾濱建立了間諜網,最高負責人是達夫強。1921年蘇聯派越飛為駐中國特命全權大使,由他和北洋政府談判。因為北洋政府的外交總長顧維鈞出,談判要以蘇聯從外蒙撤兵為條件,雙方談不攏。後來,“越飛經上海赴日本治病,被達夫強留任作他的副手。”(85頁)據資料,越飛是俄共政治局委員級別的人物!(《百年中俄關係》世界知識出版社第87頁)後來,達夫強和越飛回國,他們的特務工作由加拉罕接替。1924年兩國建交後,加拉罕成為第一任駐華大使。“自1925年春季起,蘇聯在北京組建了一個協調並領導在華全部工作(顯然也包括情報工作)的‘中心’。中國委員會還決定‘運送部分武器歸加拉罕同志支配,無賞援助將軍們。’溫施利希特通知,業已運出的武器數量是日本造步槍和德國造步槍各2000支,以及相應數量的子彈。……價值估計為771萬盧布”(86頁)這個“中心”就設在大使館內,實際就是大使館的秘密升級,原大使加拉罕成為“中心”的最高指揮。他們利用國家的財力,出手大方。令人深思的是,送來的武器竟有一半是日本貨。“蘇聯駐中國的諜報機關集中在北京、上海、廣州、天津、奉天、哈爾濱、長春等市。”(81頁)其它城市也不少。

二、張作霖對蘇聯間諜活動的打擊

張作霖,鬍子出身的軍閥,東北的土皇帝。他的基本傾向是親日,反蘇、反共。蘇聯想侵吞東北,自然和張作霖是生死對頭。1926年,張作霖打敗了馮玉祥,成為中國勢力最大的軍閥,被推為北洋軍閥的“盟主”——安國軍總司令,坐鎮北京。他的如意算盤是,先當這個總司令,然後擴充力量,再做陸海軍大元帥。

1926年,國民黨在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的支持下北伐,目標指向北洋政府。張作霖和國民黨處在敵對的位置上。這時,北京城裡貼滿了告示:“宣傳赤化,主張共產,不分首從,一律死刑。”由於得到情報,張作霖對蘇聯大使館進行了突然的武裝抄查:“1927年4月5日夜間,在使館區警衛協助下及美國、英國、日本、法國、荷蘭、西班牙和葡萄牙大使知悉的情況下,由張作霖的士兵和警察組成的匪幫洗劫了蘇聯駐北京大使館。”

據巴拉克申回憶,此前不久,蘇聯武官助理試圖潛入英國大使館時被捕。看來 中共警方掌握一些中共黨員躲在蘇聯大使館的情報,這些共產黨員捲入了反對國民政府和張作霖元帥的多次起義。蘇聯大使館遭襲擊時,大使館人員未及燒毀的463個卷宗總共3000多份文件被劫掠一空。警察逮捕了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北京大學教授李大釗和20名住在大使館內的中國人,以及武官處的工作人員通基赫和利亞科。……

蘇聯政府立即表示最嚴厲而堅決的抗議,認為對蘇聯大使館的襲擊‘是對最基本的國際準則前所未有的踐踏’,而那些被搶掠的文件是張作霖的警察精心偽造的東西。作為對這一聲明的回答,張作霖命令報刊登載所獲文件的一些照片。”(95頁)張作霖還指責駐華大使“加掠罕‘一到中國就出錢收買大學生鬧事,又加緊豢養馮(玉祥)軍,從而使國內混亂下去’。……這就超出了‘大使的正常權利和國際公法準則了。”(199頁)注意“一到中國就出錢收買大學生鬧事”這句話,不知是誣陷,還是事實?

在很長時期里,我國的一些研究者,追隨蘇聯政府,論證張作霖在報紙上公布的材料是偽造的。但是,俄羅斯出的這本書,在不同的段落,或直接地,或婉轉地承認,幾乎全部材料都是真實的。這次抄查蘇聯大使館導致了嚴重後果:在中國掀起了一場反蘇浪潮,蘇聯在中國的諜報工作有了一些收斂。同時,國民黨受到蘇聯軍事支持的事實,得到了實物的證據。據台灣學者的研究,蔣介石為了表示和蘇聯劃清界線,阻止美、英支持北洋政府反對北伐。最終在4月12日,也就是武力抄查大使館後的第六天,下最後的決心,反俄分共,屠殺共產黨人。這就是史稱的“412政變”。

而且,張作霖開了這個頭,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在中國和國外,“階級異己”的反動派,就經常抄查蘇聯的大使館、領事館和蘇聯的其他機構。糾紛不斷,蘇聯的外交機構近於癱瘓,真正的外交工作無法展開。這樣,蘇聯的外交部長“李維若夫堅決要求政治局立即禁止共產國際在各大使館的諜報機關繼續開展工作。”(232頁)他只達到了部分目的。

6月18日,張作霖就任中華民國海陸軍大元帥。不久,搬進了中南海的豐澤園——後來的毛澤東住所。這是張作霖的最後輝煌,因為,他的生命進入了倒計時,他不知道,死神在向他招手。

三、失敗:分裂中國

蘇聯的間諜工作很有成效,儘管也有許多失敗。失敗的原因很多,如中國的反抗,日本、英、美等國的搗蛋,等等,並不能說明他們的間諜工作的水平低、質量差。最大的失敗,是分裂中國。

舉兩個例子:第一個是,十月革命後,他們很快在哈爾濱市秘密建立了蘇維埃。“哈爾濱蘇維埃1917年12月嘗試照列寧親自下達的關於奪取中東鐵路(在中國的)區域權力的指示,在中東鐵路徵用地帶建立蘇維埃政權,但未獲成功。”(98頁)

第二個例子是:幾年後,蘇聯企圖分裂整個東北。“採取的第一個步驟,是將楊卓將軍提升到中東鐵路監察委員會主席的崗位。楊卓還是孩子時,被著名的斯拉維揚斯卡亞帶到俄國。楊卓在俄國受到良好的教育,精通俄語,十月革命後開始和情報機關合作。後來蘇維埃情報機關招募了張作霖元帥的參謀長楊武經將軍。楊武經受命舉行奉天起義,奪取政權,逮捕政府官員,控制軍隊。擬訂的計劃安排楊卓擔任滿洲人民共和國首腦。但是,這些計劃被張作霖的人揭露,楊卓和楊武經這兩個密謀者都被處死。”(107頁)

上世紀30—40年代,蘇聯還利用盛世才和所謂“東土耳其斯坦”分裂新疆。最後當然失敗,但“東土耳其斯坦”,尾大不掉,直到今天還危害中國。

四、成功:禍水南引

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和特權的取得,主要在前清時期。辛亥革命以後,大多數日本人認為,中國的民主化符合日本的利益,而一個強大的中國,對亞洲從西方統治下解放出來是必要的。中、日關係雖有磨擦、有走火,中國也有利益的損失,但總的還算平穩。在很長的時間裡,日本一直是中國的最大貿易夥伴。當然,一小撮日本的軍國主義者,一直對中國存在侵略野心,也有行動,但他們在日本高層並沒有取得主導權。而且,日本和蘇聯的矛盾和仇恨,比中、日更深。1917年11月7日俄國共產黨(布)革命成功,1918年8月12日,天皇親自點兵,任命大谷大將為西伯利亞派遣軍司令官,出兵西伯利亞,對剛成立的蘇維埃進行武裝干涉。

日本的干涉很快失敗。1922年7月15日,列寧通過共產國際在日本組建共產黨。同年11月,日共成為共產國際的支部。日共在黨的綱領草案中,明確提出“廢除天皇制度”的口號。日共在遭到鎮壓後,於1924年3月解散。兩年多後重建。1932年5月,共產國際發表《關於日本的形勢和日本共產黨的任務的提綱》(又稱《三二年綱領》),指出打倒天皇制是日本革命的戰略目標。所以,日本皇室和上層統治者恨死蘇聯,在國策上把蘇聯定為第一假想敵,是日本用兵的首要目標。1924—1927年,蘇聯在哈爾濱的情報站,從源源不斷的情報中,知道日本的基本國策,是對蘇聯和外蒙古發動戰爭,時間迫在眉睫。(125—130頁)對此,他們不是把情報在報紙上大加宣傳,號召蘇聯青年仇恨日本,舉行抗日的遊行示威,而是秘而不宣,不動聲色,積極地做防止戰爭的準備——把戰爭的禍水引向中國。

一方面,他們向日本提供中國倒向美、英,反對日本的情報;同時,討好日本政府,多次派代表去東京,要求和日本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就像蘇聯和德國法西斯在1926年4月簽訂的、共同侵略別國的條約一樣。但遭到日本政府的拒絕。在中國的愛國者眼中,這很可能被認作是軟弱的賣國行為。因為他們喜歡響噹噹、硬梆梆的抗日英雄。和敵人談判,不管是公開的還是秘密的,統統是漢奸行為!另一方面,通過間諜機關,向中國政府、向張作霖、甚至直接向中國的新聞媒體,提供日本要侵略中國的“情報”,大造輿論,製造兩國民間仇恨,為已有的矛盾雪上加霜。

這裡有兩個大行動:

A:謀殺張作霖,嫁禍日本

應該指出,過去一直認為,是日本人炸死張作霖的。但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幾位俄羅斯歷史學家在調查托洛茨基死因時,無意中發現了張作霖被蘇軍情報局暗殺的歷史線索。《20世紀20年代蘇聯情報機關在中國》一書,作者採用了綜合說法:“1928年6月4日,張作霖的專列啟程開往奉天。早晨6點鐘發生爆炸,專列被炸毀,車上的元帥和所有乘客全部遇難。為了引開懷疑的視線,日本當局在事發現場搶斃了兩位偶然被抓到的國民黨軍隊的軍官。但是,日軍駐中國北方的司令部仍然受到懷疑(儘管有傳言,其它國家,包括蘇聯的情報機關可能與此案有關)。”(201頁)

當然,作為歷史,這個問題還可以進行研究。不過作者認為,蘇聯謀害張作霖的可能性非常大:因為張作霖是反蘇親日的,做的一些事讓蘇聯人恨入骨髓:不但武裝抄查蘇聯大使館,差不多同時還抄了蘇聯在哈爾濱的領事館和商務代表處;關閉了在哈爾濱的蘇聯“運輸”股份公司代表處。又搜查了中東鐵路局蘇聯工作人員的機構;張作霖軍隊在南京扣留了一艘蘇聯船隻,逮捕了3名蘇聯外交信使以及在武漢政府任職的蘇聯總顧問的夫人博羅金娜,強迫博羅金娜說服丈夫簽訂南北停戰協定。張作霖拖欠蘇聯中東鐵路管理局的債款達1400萬盧布,不但不還錢,還以要收回中東鐵路威脅蘇聯。東北軍甚至阻攔列車,搶奪貨物。在蘇聯人看來,張作霖罪行累累。暗殺張作霖不但能出口惡氣,而且,嫁禍日本,還能挑撥張作霖的東北軍對日本的仇恨,能起到轉移矛盾,避免戰爭的效果。

B:製造“田中奏摺”的假情報,挑起中國民間反日高潮

蘇聯既向日本提供中國反對日本的情報,又向中國提供日本要侵略中國的情報。其中真假難辯。最有影響的是所謂“田中奏摺”。據說,當年的日本首相田中義一,為了確定外交政策,秘密召開了一次“東方會議”。會後,田中根據會議的意見,寫了一份給天皇看的“奏摺”,說:“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明確提出消滅中國的計劃和步驟。蘇聯的間諜宣稱,他們搞到了這份高度機密的“奏摺”:“哈爾濱諜報機關工作的最大成就是獲得《田中奏摺》。……

但是,還存在另一種說法:《田中奏摺》是明顯的偽造,這從《奏摺》的語言本身和公布它的刊物即可看出。……,1929年,正值中國國內反蘇運動猖獗之際,中國雜誌《中國評論家》在俄羅斯特工機關的幫助下,登載了《田中奏摺》。這一奏摺的公布在外交界引起了最廣泛的反響,對那個時期以及以後多年亞洲和世界其它地區國際關係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120頁)

《田中奏摺》的偽造跡象明顯:第一,二戰後盟軍收繳了日本皇家的全部檔案,但是,沒有發現田中奏摺,也沒有發現任何與田中奏摺有關的旁證。第二,在當時,與《田中奏摺》有關的人,都否定有“奏摺”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政治形勢改變,他們也說堅持,確實不知道有奏摺的事。日本對中國友好的學者,“左派”,他們的研究結果也認為,《田中奏摺》是偽造的。第三,《田中奏摺》中有大量可笑的、低級的錯誤,說明這是個偽造的文件。如奏摺說,田中在歐美旅行的歸途中,在上海遭到刺客襲擊,但是,歷史的事實是,田中遭刺是去馬尼拉的歸途中。田中作為文件的作者,對於這種受過皮肉之苦的事件,寫錯是不可能的。

按理,《田中奏摺》是重要的、高級的戰略情報,任何情機關得到它,只能通過秘密途徑,在高層的少數人中傳播。但它的製造,是以宣傳、動員中國的群眾為目的,所以出籠後,在中國廉價拋售,在大眾媒體上廣為宣傳。這年,中國民間的反蘇浪潮,很快就被反日高潮淹沒。這樣,蘇聯取得了最終的戰略性勝利,並導致了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這時(指1931年)日軍的頭號假想敵是蘇聯。萬寶山事件其間,日軍參謀本部派遣軍官中村震太郎上尉進入西部滿洲測量地形,為對蘇戰爭作準備。張學良部下狂熱反日的士兵抓住了中村,並槍殺了他。被指控的凶手最後於1931年9月18日被帶到瀋陽,而且日本領事得到了通知。但是太晚了。因為9月18日是瀋陽事變之夜。一小撮關東軍軍官炸毀了一段南滿鐵路;並以此為借口,向中國軍隊發動了進攻。不到半年,全滿洲落入日軍手中,並被從中國分離出去。”([美]費正清等《劍橋中華民國史》(下)第138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應有的“蘇日之戰”被“中日之戰”代替。從此,中日關係在一團亂麻上,打上了一個死結。

蘇聯在中、蘇、日的關係上,繼續左右逢源。於是,1937年7月7日,發生了中國的全面抗日戰爭。1939年,蘇聯和日本簽訂《蘇日協定》,雙方結束軍事行動;1941年,又和日本簽訂《蘇日中立條約》,變相承認滿州國。此後,蘇聯和日本的政府和國民,基本恪守條約,和平相處:蘇聯也收回了抗戰初期對中國的一切“支援”,直到日本投降前幾天。

五、永恆的秘密

為了解釋為什麼日本的皇家檔案中沒有《田中奏摺》,說奏摺原件在美國轟炸東京時,被火燒掉了。而且,很湊巧,一切旁證剛好也燒掉了!但是,火燒是隨機的,很難解釋為什麼會把原件和有關的旁證全部燒掉。難道美國投的是智能炸彈,會作選擇性的破壞。不過,《20世紀20年代蘇聯情報機關在中國》卻用過硬的材料證明,蘇聯的間諜卻真正有選擇地燒毀檔案。

當年,張作霖公布了蘇聯的間諜材料以後,蘇聯政府向張作霖提出了嚴重抗議,聲稱材料是張作霖的警察偽造的。聽口氣,簡直氣壯如牛,但內心非常恐慌:“1927年5月12日蘇共(布)中央政治局召開特別會議,聽取伏羅希洛夫和加拉罕所作的中國問題報告。會議通過決議,其中一些專項內容是:……(十一)由國家政治保安總局發出密碼電報,要求在工作中和銷毀損害名譽的文件時,採取緊急保密措施……

20世紀20年代曾在波斯、土耳其和阿富汗工作的蘇聯情報員阿加別科夫回憶:通電命令檢查這些機構的檔案文件,銷毀那些可能損害蘇聯國外政權機構聲譽的文件。全權代表處和商務代表處立即著手清理檔案。挑出了一堆堆該燒的文件。這些文件在全權代表處的院子里燒了整整一個星期。以至市政府以為蘇聯全權代表處發生了火災,打算派消防隊去救火。我們收到了更加嚴厲的命令。莫斯科命令銷毀所有檔案文件,今後只保留最近一個月的來往信件,保留的條件是:要使大使館一旦遭受襲擊時,能夠立即銷毀一切損害蘇聯政府名譽的材料。從如此匆忙的舉動可以看出,莫斯科的驚慌失措到了何等嚴重的地步。(231—232頁)

這個措施產生了“很好的”效果。1927年12月13日,張發奎抄查廣州的蘇聯領事館,同年12月26日,汪精衛抄查漢口的蘇聯領事館,都一無所獲,因為蘇聯人拖延開門時間,文件被全部銷毀。(239頁)從此以後,人們能得到的,全是蘇聯政府“偉、光、正”的材料,因為,那些說明蘇聯“丑、暗、邪”,即所謂“損害蘇聯政府名譽”的文件,都被銷毀。它們的內容,在歷史上成了永久的秘密。我認為,這就是人們在蘇聯解密檔案中,找不到如製造“田中奏摺”,這類損害蘇聯政府形象的文件的原因。

六、列寧為共產國際制定“推翻鄰國理論”

共產國際又稱為第三國際,是列寧在1919年建立的。從一開始,列寧就重視它的理論建設。“俄共(布)和共產國際的領導從共產國際作為‘世界革命司令部’這種角色出發,開始積極利用‘革命合理’的推斷,將那些法律規範和其他規範視為‘資產階級的’、‘階級異己的’、甚至是敵對的規範,一概予以排斥。”(第22頁)這大概就是司馬南所要的“普世價值的命名權”了,有了它,就能否定世界的“普世價值”,即各國都得遵守的國與國間的國際準則,“列寧的黨”想推翻哪個國家,就能“合法”地推翻它,甚至解釋成,這是他們的神聖權利。他們制定了“‘革命的權利’、‘革命的合理性’、‘革命的良知’等至高無上的觀念,對於他們毫不客氣地對待國界和民族關係有著重大影響。這也影響到如何為正在建立的各國共產黨(共產國際在別國的支部)所展開的革命宣傳等活動提供經費的問題。”……(22頁)“共產國際的目標:運用一切手段,甚至拿起武器,開展推翻國際資產階級的鬥爭。”(22頁)聰明的蘇聯政府,有了“正確的”理論和漂亮的口號,在實踐上又把那些“損害蘇聯政府名譽”的文件,統統燒光,來個死不認賬。所以,人家說話的架勢,和西方資產階級不一樣,總是站在道德的頂峰上,義憤填膺,振振有詞,譴責國際“反動派”,當然,包括中國的反動派。

怪不得克里姆林宮上空的紅星,能成為世界革命的燈塔,紅光閃耀了七十多年。

可惜,最終還是熄滅了!

2008-09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博客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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