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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禹回憶錄: 大躍進是劉少奇鄧小平搞的 江青沒少保護知識分子

講到「大躍進」時,戚本禹說:毛主席的錯誤沒找到幾條,卻找出來劉少奇、鄧小平這些人大量的錯誤,什麼「畝產幾萬斤」,「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等等謬論,連普及「小高爐」都是劉少奇、鄧小平最先提出來的。這就是說,「大躍進」主要是劉少奇、鄧小平搞起來的。

文革初期,在中央文革小組中有三個活躍成員:王力、關鋒、戚本禹(人稱王關戚),其中戚本禹最活躍,人稱“戚大帥”。王力,我認識,但沒有什麼交往。關鋒是我領導和導師,關係密切,十多年前,即2005年,我寫過《我所知道的關鋒》長文,發表在《同舟共進》(兩期連載)。其實我和戚本禹的關係也很密切,在文革中,對我影響最大、最直接的就是戚本禹,並且是他推薦我做了江青的秘書(還是第一任),改變了我的整個人生。不論在文革前,還是在文革後,我和戚本禹都有交往。所以我有責任和義務寫一寫《我所知道的戚本禹》。

戚本禹,1931年生,山東威海人。1949年後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信訪科科長、《紅旗》雜誌歷史組組長、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副局長、中共中央辦公廳代主任。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聚眾打砸搶罪判處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2016年,在上海病逝,終年86歲。

(一)文革前的戚本禹

戚本禹從小學到高中時期一直在上海,194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新中國誕生後被選入中南海做機要工作。1958年3月,中共中央機關開始整風運動,林克、戚本禹等八個年輕幹部向上級反映中央政治秘書室存在的一些問題,引起了當時中央辦公廳和中央政治秘書室領導人的不滿。因當時反右運動雖已基本結束,他們仍借反右運動對這八個年輕幹部進行批判,稱他們“反黨”。毛澤東得知此事,讓秘書田家英進行調查。結果毛澤東用唐朝“八司馬事件”的故事解救了戚本禹等八人。

戚本禹沒有讀過大學。他喜愛中國歷史,讀了不少歷史書,1963年他寫了《評李秀成自述——並同羅爾綱、梁岵廬、呂集義先生商榷》,認為這是一個革命變節者的自白書。該文得到了毛主席肯定和讚賞。1964年陳伯達把戚本禹調到《紅旗》雜誌任歷史組組長,而還沒開始工作戚就參加了《紅旗》雜誌和馬列主義研究院(這兩個單位都歸陳伯達領導)混合編成的“四清”工作隊到通縣參加“四清”,戚分在宋庄公社翟里大隊,任翟里五隊的工作組組長,他們這個組經過一段工作搞出了一個所謂“漏劃富農”,獲翟里大隊工作隊的總領隊鄧力群的認可和支持。

1965年12月,戚本禹在《紅旗》雜誌第十三期發表發表《為革命而研究歷史》,批評翦伯贊提出的歷史主義的意見,是“超階級”、“純客觀”的資產階級觀點。受到毛澤東稱讚:“現在的權威是誰?是姚文元、戚本禹、尹達……要年紀小的、學問少的、立場穩的、有政治經驗的堅定的人來接班。”

(二)戚本禹在文革中

1966年5月,戚本禹任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副局長、中共中央辦公廳代主任。文革發起初期,由於毛澤東秘書田家英主張“包產到戶”等遭罷免,原由田擔任的政治秘書室主任由戚本禹取代,其職責主要為毛主席服務。1966年5月4日至26日,為了全面發動文化大革命,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指示起草《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戚本禹是起草人之一。1966年,戚本禹在第7期《紅旗》雜誌發表《評〈前線〉、〈北京日報〉的資產階級立場》。5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通知,戚本禹成為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成員之一,名列穆欣、姚文元之前。1967年3月30日,戚本禹在《紅旗》雜誌第5期發表《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歷史影片〈清宮秘史〉》,批判劉少奇。4月1日,《人民日報》予以全文轉載。從此開始了對所謂“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派”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革命大批判”運動。

戚本禹在文革中行動積極,到處煽動文化大革命之風,點燃造走資派反之火。他發表了大量的講話和談話,助力文革——同時,他的講話也是研究文革史的重要資料。

1967年7月20日,武漢“七二零事件”發生。由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關鋒等提出“揪軍內一小撮”及其大肆宣傳,嚴重地造成了軍隊的混亂,毛澤東為了穩定軍隊,於1967年8月30日拋出王力、關鋒做替罪羊,將他們隔離審查。——當王力、關鋒剛被隔離審查時,戚本禹就對我說:“我跳到黃河也洗不清!”三個多月後,1968年1月毛澤東又將戚本禹直接投入秦城監獄(後不久,王力、關鋒也關入秦城監獄)。王力、關鋒被關押14年,1982年釋放。戚本禹被判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1986年刑滿釋放。

(三)戚本禹在刑滿釋放後

1986年,戚本禹刑滿釋放後,在上海圖書館收藏部當圖書管理員,至1990年代初退休。退休後,他開始潛心研究學問,並勤於筆耕。先後著有《大人物的變態心理》(合著)、《先秦人物》、《兩漢人物》、《三國人物》、《兩晉—明清人物》、《論語今譯》(合著),與關鋒編輯一百三十多萬字的《孫子兵法大辭典》(關任主編,戚任副主編)等。

(四)關於《戚本禹回憶錄》

戚本禹這本回憶錄(2016年5月由中國文革歷史出版社出版),是堅決肯定和維護毛澤東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不僅堅決肯定和維護毛澤東,也堅決肯定和維護江青。這是他的根本立場,沒有任何一點反思。他在這方面聽不進任何不同意見。然而,他畢竟作為中央文革小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直接的最高領導機構)的成員,經歷了一年多的無產階級的文化大革命,他無疑是了解不少文革的實際情況的——只要他不隱瞞,不忌諱,實話實說,那他的回憶錄是會給人們提供關於文革真相的、別人所不知道的不少素材的,這正是人們所希望和期待的。不能說,這方面的情況一點沒有,但和人們所希望和期待的差得太遠了。我舉幾個例子。

1、戚本禹關於《五七指示》的回憶在網上發表時,引起很多人的注意,認為他這篇回憶對研究毛澤東晚年思想,對研究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有價值。戚本禹說,“主席在文革一開始的時候,就設想了文革後要構建一個怎麼樣的社會”。“‘五七指示’……實際上是向我們展示文革的前景。”還說什麼:“文革期間搞的‘五七幹校’”,“是防止幹部脫離群眾、脫離勞動,防止產生特權利益階級的有效方法”。(參見《戚本禹回憶錄》第401、403頁;以下凡引該書只注頁數)戚本禹在文革後的50年,竟然還看不到一點“五七指示”以及依據它產生的“五七幹校”,給中國人民,特別是廣大幹部和知識分子,所帶來和造成的種種痛苦和災難。

2、在毛澤東1966年8月5日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後,關鋒在小組討論時首次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說法,受到陳伯達、江青讚賞,江青還叫關鋒就這個提法給毛主席寫了封信。主席看了此信,同意這個提法,並把這信批給其他中央同志。到十月二日《紅旗》十三期社論《在毛澤東思想的大路上前進》就公開採用了這個提法。(459頁、508頁)固然,戚本禹在這裡所敘述的也可以說是實際情況,但他掩蓋了批判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所造成的無數冤、假、錯案。

3、1967年1月4日,江青、陳伯達公開宣布打倒陶鑄以後,成立陶鑄專案組,周總理叫戚本禹任該專案組組長,毛澤東也批了。(567頁)戚本禹任組長的陶鑄專案組究竟幹了些什麼,他一句話也沒說。

4、關於田家英之死已經50多年了,其死的原因至今還有爭論,有人說“他殺”(說是汪東興的警衛員槍殺的),有人(包括田家英的女兒)說“自殺”,戚本禹肯定地說是“自殺”,應該說這是符合事實的。田家英為什麼自殺,戚本禹說因為毛主席“不再相信他了”。毛主席為什麼不再相信他了?因為他主張“包產到戶”,並向毛主席說了假話。本來1962年刮“單幹風”、毛主席正和這種主張鬥爭的時候,他叫田家英到湖南調查,田回京後本來應該先向主席報告,卻先到劉少奇那裡做了支持“包產到戶”的報告。劉少奇鼓勵和支持他的意見,並要他向主席建議在全國實行“包產到戶”的改革。他按照劉少奇的意見做了,受到主席的批評。當時主席問他,這“包產到戶”是你自己來說的,還是誰叫你來說的。田家英堅持說,是他自己的意見,不是別人叫他來的。(412頁)就這件事江青曾指責田家英“一仆二主”。當文革還沒在全國正式開始的時候,田家英作為“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隨從也受到審查,他覺得沒希望了,於是就走上了自殺的絕路。

戚本禹這本回憶錄也有不少失實和錯誤的地方,這也是應該指出來的。我也舉一些例子。

1、講到“大躍進”時,戚本禹說:毛主席的錯誤沒找到幾條,卻找出來劉少奇、鄧小平這些人大量的錯誤,什麼“畝產幾萬斤”,“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等等謬論,連普及“小高爐”都是劉少奇、鄧小平最先提出來的。(383頁)這就是說,“大躍進”主要是劉少奇、鄧小平搞起來的。

2、劉少奇說,主席說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可能是指朱德。朱德是有“野心”的,在井岡山的時候他就反對毛主席。(392頁)

3、戚本禹說,1966年7月29日在“北京市大專院校和學校文化大革命積極分子大會”上,劉少奇、鄧小平在為派工作組錯誤進行自我辯解時提出了什麼“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453頁)這不符合事實。這句話陶鑄說“是一個小姑娘、中學生講的”。(參見閻長貴、王廣宇著《問史求信集》,紅旗出版社2013年第3次印刷《“老革命遇到新問題”這句話是誰說的?》)

4、關於江青保護知識分子。戚本禹說,江青很喜歡老舍的戲。江青問過我們好幾次,究竟是誰把老舍弄死的。對上官雲珠,現在很多人說是江青迫害致死,胡說八道。從未聽說江青說要批判或鬥爭上官,更談不上迫害了,江青不止一次說過上官是舊演員中最優秀的。江青還跟我說,憑什麼要鬥爭蓋叫天啊?……江青是個愛才的人,而且她有眼光。她在文革中保了很多人,尤其是那些有才能的人。……有一次,我向江青反映,廣東把紅線女斗得很厲害,給她剃了陰陽頭,讓她去農場養雞。江青說,那怎麼行。她還想叫紅線女把樣板戲移植到粵劇里去呢。她讓我去保她。江青還保了作曲家李劫夫……體委的庄則棟、張燮林、李富榮、徐寅生在文革中也受到了衝擊。江青也讓我去保護他們。這樣的事情,還有很多,很多。(500——504頁)江青在文革中還保過很多老幹部。中聯部鬥爭王稼祥。江青知道了就跟王力和我說,叫他們別鬥了。王稼祥在歷史上對主席是好的,他是有功之人。王力和我分別向中聯部和外交部的造反派做了工作,他們就停止了批鬥王稼祥。江青和李富春的關係特別好。文革時,誰要打倒李富春,江青馬上叫我去,跟他們說,不能反李富春。農口的造反派要打倒譚震林。主席說還是要保他。江青就讓我給群眾去做工作。江青還幫很多老幹部說過話,像謝覺哉、江華。連犯了嚴重錯誤的葉子龍,江青都為他說過話,說他雖然犯了嚴重錯誤,但他給主席做過很多事,在轉戰陝北時一直跟著主席的。(531頁)

5、1967年2月16日,陳毅、譚震林等人大鬧懷仁堂,在這次會後,張春橋、王力、姚文元當晚整理出一份會議記錄,先向江青彙報了會議的情況。江青覺得問題很大,他們立即找主席彙報。主席聽了很不高興,但未表態,而在張、王、姚整理的會議記錄上批示:“退陳伯達同志。”(576——577頁)戚本禹說,張、王、姚2月16日當晚會後就整理出會議記錄,向江青和主席彙報,這不符合事實,這個會議記錄是後來為開批判陳毅、譚震林等人的生活會才讓張、王、姚他們整理的。(參見閻長貴、王廣宇著《問史求信集》紅旗出版社2013年第三次印刷《我是“二月逆流”會議記錄唯一見證人》)

5、關於批鬥王光美,戚本禹說他坐鎮釣魚台和清華批鬥王光美現場相聯繫(630頁),純屬虛構;而直接按王力、關鋒所傳達的江青的意見布置的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組長(即辦公室主任)王廣宇所寫《清華大學造反派侮辱性批鬥王光美內幕》(參見《問史求信集》),才是真實的。

6、關於王力、關鋒受審查的時間。戚本禹說,(1967年)8月26日楊成武從上海回到北京。當晚,在釣魚台16號樓,由總理主持召開了中央文革碰頭會。文革小組成員都參加了會,沒叫王力、關鋒參加。會上,總理傳達了主席的指示,批評王力、關鋒的錯誤。說他們的主要錯誤,一是鼓動在外交部的奪權;二是提出“揪軍內一小撮”的錯誤口號。接著總理當場宣布了主席的決定,對王力、關鋒進行隔離審查,對外則稱“請假檢討”。隨後,叫來了王力、關鋒。在向他們傳達了主席的指示和會議的決定以後,總理、陳伯達、康生、江青對他們做了批評。隨後,江青就叫我把他們兩個帶離會議室,把他們送到已選好的釣魚台2號樓。去前,我特意問了總理,給他們兩個什麼待遇?總理說,還是首長待遇。把他們安排好後,我又回到會議室,向領導做了彙報。總理對我說,你有空經常去看看他們,關心一下。(663——664頁)戚本禹在這裡說的王力、關鋒受審查的時間不對。按王力本人的說法,他們被審查的時間,不是8月26日楊成武從上海回來的當天晚上,而是8月30號晚上。

8、戚本禹說:關鋒的學生閻長貴(我1961年大學畢業後,分配到紅旗雜誌社,師從關鋒學習研究中國哲學史)重新出來工作後卻把江青罵得很厲害。關鋒叫他別罵江青,閻長貴不接受,關鋒批評了他,兩人從此不來往了。(671)這完全是胡編亂造。文革中,從1967年1月戚本禹把我推薦給江青當機要秘書,整整一年,1968年1月江青就誣我為“坐探”,而把我投人秦城監獄關押七年半,接著又被流放到湖南國營西洞庭農場五年,1979年我以受江青誣陷迫害的名義平反,重新調回紅旗雜誌社做編輯工作。文革後,1982年關鋒從秦城監獄出來後,我和關鋒都住在紅旗雜誌社宿舍里,一個院,我住1號樓,他住3號樓。當時組織囑我少和關鋒接觸,我是嚴格遵守了的。1988年因遇林青山寫了《江青和她的機要秘書》(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所謂江青機要秘書該書雖然用的是“閻昌奎”,實際這是我名字閻長貴的諧音字;此書編造多多,我和他打官司(勝訴)。1989年我和關鋒開始接觸,一直到他2005年逝世,我和他關係很密切,他有什麼事都找我,我也經常去看他,和他討論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他明確告訴我,我是他最信任的一個學生。我寫關於文革的回憶文章,本著“譽人不增其美,毀人不益其惡”的古訓,不論對誰,包括對江青,我都是這樣。和戚本禹說得完全不同,在20世紀90年代,有一次關鋒跟我說:“江青關你七八年,你沒說她什麼壞話。”這是我第一次聽關鋒這樣說。

(本文寫於2018年10—11月)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議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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