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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變對中國抗戰的影響遠遠超出人們想像

——換個角度看西安事變

中日全面戰爭遲早要打,但越晚打越對中國有利。因為中國正在高速崛起,而日本卻出現嚴重的經濟危機,甚至出現國力下劃趨勢。那時中國正處歷史上一個著名黃金10年(1927年—1937年),這黃金十年的國民經濟增長速度居於世界前列。正是這中國黃金十年為抗日打下了基礎,國民政府用GDP的40%用于軍事事業,準備對日戰爭。蔣並非不抗日或被迫抗日,只是時機選擇而已。「西安事變」打亂了蔣的部署,否則的話,犧牲更少,戰果更大。抗戰的慘烈已完全證明了這一點。中國從各方面都準備不足,抗戰兩年就導致大半個中國淪陷。

上海市民慶祝西安事變和平解決,舉蔣介石肖像遊行

成王對敗寇的歷史評價是否公允,看看劉文彩、周扒皮應該就明白七七八八了。

拋開各自的利益或者只站在一方利益看歷史事件,一切的結論都難免有偏頗。

長期以來,很多人罵蔣介石不抗戰,事實又如何呢。

一、西安事變前的大背景——軍閥割據,國內政令不統一

在20年代左右,中國分為南北兩個政府,一個廣州國民政府、一個是北京北洋政府。

國民黨從廣東北伐開始逐步消滅軍閥,統一中國。但是真正的國民黨部隊(國軍),並沒有佔領全中國。當時中央政府只有南方和長江中下游地區的主要城市。

北伐後,1929年3月1日,全國編遣會議在南京召開。但是會上吵得不可開交,執行的結果更不怎麼樣。表面上各地軍閥如閻錫山、張學良等,都服從蔣介石的中央政府,實際上陽奉陰違、各行其是,割據各地的軍閥自己徵稅,自己養兵。這最終導致了中國近代史上一次規模最大的軍閥混戰——中原大戰。

二、九一八事變和東北不抵抗

1928年12月張學良宣布擁護國民政府,但依舊割據東北。

1930年,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聯合張學良、汪精衛,發動反蔣的中原大戰。張學良提供彈藥支持,卻一直稱病按兵不動、坐山觀虎鬥。當第三階段時局變成蔣佔了上風後,張學良順水推舟,倒戈蔣介石,不失時機地於9月18日發出通電,東北軍大舉入關,僅用了10多天時間搶佔平、津、河北,成為中原大戰的最大贏家。

為了控制這些地盤,入關的大批東北軍沒有回防。1931年為了討伐石友三,張再度徵調部分東北軍精銳入關,導致東三省兵力的進一步空虛。給圖謀已久的日本可乘之機。

張學良入關一年之後的同一天(1931年9月18日),日本發動了9•18事變。

9•18事變,大陸一直說是張學良按照蔣介石的指示“不抵抗”。張學良到死也沒有拿出所謂的蔣介石“手令”,但這並不妨礙大陸學者很高興能把屎盆子扣給蔣介石,還宣稱這份手令被于鳳至藏於英國倫敦滙豐銀行的保險柜中。這一說法卻遭到了當事人于鳳至和張學良的矢口否認。

近年解密的文件表明,9•18事發時,是張學良下令撤退。

1990年張學良在台北對美籍學者《張學良口述歷史》一書的作者唐德剛坦言:9•18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

張學良在1990年接受日本NHK電視台的公開採訪、以及晚年口述的回憶錄中說,“是我們東北軍自己選擇不抵抗的。我當時判斷日本人不會佔領全中國,我沒認清他們的侵略意圖,所以盡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給他們擴大戰事的借口。”“對9•18事變,我判斷錯誤了。”

蔣介石日記也表明,蔣遲至1931年9月19日晚,才從上海方面得知“事變”消息。

南京政府在認識到日軍佔領東三省的野心後,1931年11月14日全國代表大會決議“嚴令各省文武官吏若遇外侮入侵,應做正當防衛,嚴守疆土,與城存亡,不得放棄職守”。

張學良依舊未下抗日決心,而是鍾情於“錦州中立化”方案。當日軍進攻錦州時,蔣介石多次電令張學良抵抗,12月25日,令其“積極籌劃自衛,以固疆圉”;但張認為僅靠東北軍守錦無濟於事,他複電抱怨:“是為我以東北一隅之兵,敵中鄰全國之力,強弱之勢,相去懸絕,無論如何振奮,亦必無僥倖之理!”12月30日國民政府還急電其“無論如何,必積極抵抗”。

張學良部隊從錦州撤退後,日軍兵不血刃佔領錦州及綏中一帶,實現了對東三省的完全佔領。

三、攘外必先安內

日本侵略中國,是傾日本全國之力的“全面戰爭”,而當時的國民黨政府,根本不可能動員全國的財力來“全面戰爭”。只能是要求各地方出一些部隊,來參加抗戰。

一調不動各地軍閥,二無法動員全國的財力來“全面戰爭”,是蔣介石最大的難處,也是他必須解決的問題。

客觀的說,如果沒有紅軍長征,沒有圍追堵截,國軍很難進入西南。追堵紅軍長征的副產品是,國軍進入了雲貴川,收拾了不少地方軍閥,如王家烈。否則,淞滬抗戰後,蔣介石要將國民政府轉移到西南大後方,還真要多不少困難,說不定中國真的就沒有辦法長期堅持抗戰了。攘外必先安內,共產黨當時最大的貢獻或許就在此了。

1936年2月,長征後的紅軍突破了閻錫山的晉綏軍防線,閻錫山面對屢屢受挫的危局,蔣介石想借“剿共”為名,將中央軍開進三晉大地,但遭到閻錫山的拒絕——此時的山西既沒有日本人也沒有中央軍。3月下旬,蔣介石才委任陳誠為山西“剿共”軍總司令,直接指揮入晉的國民黨中央軍。

退守到陝西的紅軍,此刻也近乎強弩之末。蔣介石於是任命張學良為剿匪副司令,繼續清剿紅軍。

軍閥別的什麼都可以不保,就是不能損失他的軍隊。當時,張學良的東北軍有20幾萬,楊虎城的西北軍也握有6萬重兵。困於財力,蔣介石一直未能從兵員、財政上對二人剿匪中的損失給予補充。對於這一點令張學良與楊虎城很不滿意,他們認為蔣實際用意是用楊、張的雜牌軍、軍閥剿匪,消弱地方軍閥。

張學良從來沒有執行蔣介石或以國民政府名義發布的任何命令的先例!又怎麼甘心忍受這些。在這個角度來說,蔣介石犯了大忌。

根據張學良所寫《西安事變反省錄》,楊虎城對“剿共”持消極態度,在事變前,楊虎城兩次向張學良進言,希望張對蔣介石有所行動。

新近解密的1928年10月9日“中共中央發給中共東京市委的函件”顯示:“中共中央認真研究了楊虎城的具體情況及其真誠態度,特函復中共東京市委,同意接收楊虎城加入中國共產黨。”函件到達東京時,楊虎城已離日回國,自然也就沒有履行入黨手續。這樣就不難理解楊虎城主政陝西期間,保護大批共產黨人(包括釋放劉志丹)。

楊虎城的女兒楊拯英也證實,楊的三夫人謝葆真是共產黨員,這個婚姻是被中共批准的婚姻。結婚後謝葆真經常利用楊虎城夫人的身份,為黨組織活動提供方便,許多秘密會議就在楊家召開。每到這時,楊虎城會借故走開。

這或許就不難理解張楊二人,聯合中共,最終發動西安事變。

“三位一體”、分庭抗禮的誘惑下,1936年4月起,張學良開始了和中國共產黨的秘密接觸。4月9日,張學良駕機飛抵延安會見周恩來,同機的還有王以哲、劉鼎。1936年9月,中國共產黨與東北軍正式簽訂了《抗日救國協定》,雙方正式結束敵對狀態,中國工農紅軍、張學良的東北軍、楊虎城的西北軍形成了擁護“民族統一戰線”的“鐵三角”。

四、西安事變

一直以來,俺們的歷史說,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的目的是強迫蔣介石抗日。瀋陽張不抵抗,錦州張也不抵抗,整個東北仍不抵抗的一個不抵抗將軍,當年日本人到你家門口,你都跑了;如今躲到日本人從來沒有到過的陝西,突然叫喚要抗日,對此,我只能深表呵呵。

1936年12月4日,蔣介石抵達西安,給張學良造成良好的政變條件。張學良正猶豫不決之時,蔣介石召見邵力子及十七路軍、東北軍軍師長以上官員,造成張、楊的恐慌。蔣介石召見邵力子,讓他通知大公報社可以發表對張、楊的彈劾,並撤銷職務,引起張楊不滿,由此於12月12日發動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的突然爆發,在國內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如果在這個抗日的關鍵時候蔣介石被殺,國內局勢將更加混亂。

上海上德文化出品的紀實片《國軍抗戰全紀實》里講到:事變一爆發,當時許多人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兒,人們無論如何都不能理解張學良的行為。因而對張學良們發出了非議、譴責、聲討。

事變第二天,遠在清華大學的聞一多,暴怒如雷地走向講台,橫眉怒目地掃視全堂後厲聲問道:“國家是誰的,是你們自己的么?”接著,又如對著仇人控訴一般地說:“真是胡鬧,國家的元首也可以武力劫持?一個帶兵的軍人,也可以稱兵叛亂,這還成何國家?我要嚴厲責備那些叛徒,你們這樣做是害了中國,假使對首領有個好歹,那麼,就不必再想復興,中國也要退回到民國二十年前大混亂的局面,你們知道嗎?!”同時,並且厲聲地責問台下的學生:“誰敢站起來告訴我,你們做得對嗎?你們這種搗亂,不是害了中國嗎?”停了許久,聞一多又說道:“今天我可說話了,國家絕不容許你們破壞。領袖絕不容許你們傷害。今天我可說話了!”

在事變次日的日記中,朱自清寫道:“得知張學良在西安扣蔣消息,惟詳細情形仍不知。此其一大不幸!”

12月13日,國立中央研究院、國立中央大學、國立編譯館、國立中央博物院、國立中央圖書館、私立金陵大學、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等七個學術團體通電全國聲討張學良,宣稱:“當國家統一之際,綏亂將平之時,竟乃包藏禍心,劫持統帥,搖亂國本”,“同人等情切存亡”,“逢此激變,怒氣堪膺,謹盡下情,馳電聲討”。——《中研院等七學術機關通電全國討張》,《申報》,1936-12-14

12月13日,南京各大學校長、教授羅家倫、陳裕光、吳貽芳等347人聯名致電張學良、楊虎城,指責扣蔣行為是“亡國之舉”。

12月14日,北平各大學校長蔣夢麟、梅貽琦、李蒸等致電張學良,強調“介公負國家之重,若遭危害,國家事業,至少要倒退二十年”。

15日,清華大學教授會致電國民政府請求迅予討伐,“以肅紀綱,而固邦本”。

12月16日,清華大學教授會又發表朱自清、聞一多等共同起草的宣言,稱:“同人等認張學良此次之叛變,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國之實禍,破壞統一,罪惡昭著,凡我國人,應共棄之,除電請國民政府迅予討伐外,尚望全國人士一致主張,國家幸甚。”

12月17日,北京大學全體教授發表對陝變宣言,譴責張學良扣蔣之舉為“叛國禍國”。

不僅僅是知識份子希望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廣大民眾也惟恐事態惡化。

12月15日,《申報》、《大公報》、《益世報》等全國各地100多家報館通訊社一致聯署,發表《全國新聞界對時局共同宣言》,討伐張學良。

12月16日,南京時事月報社、中蘇文化月刊社、婦女共鳴社等217家雜誌社又聯合通電討伐張學良。

原來指望西安事變獲得抗日心切的國人支持喝彩的楊虎誠和張學良,沒有想到遭到全國人民的抗議,他們忽然發現自己騎虎難下,已成火爐上的人。

此時的西安已成為全國的政治鬥爭中心,南京政府內討伐派的大軍壓境,大有內戰一觸即發之勢。

12月12日國民黨中央給親日派汪精衛發電,汪精衛14日複電“遵即力疾啟程”,並準備訂票從歐洲回國,以便取蔣介石而代之。

軍政部長何應欽野心勃勃,欲以“討伐”張、楊為名,以行反動倒蔣之實。西安事變後,何應欽控制了南京政權,於16日下令討伐張學良,調軍隊沿隴海線進攻華縣,並派大隊飛機轟炸華縣、渭南,力圖挑起新的內戰,從中漁利。

五、張學良的幡然醒悟

據西安事變時隨蔣公被一同扣押的陳誠將軍回憶說,當時張在整理蔣公物品時,發現了一個皮包,裡面有大量文件和蔣公日記。張學良查閱蔣公日記,裡面詳細的記述了關於國防建設及抗日的戰略部署等,也表達了與日本勢不兩立、抗戰到底的決心。並有一個長期計劃,德國當時急需我國的鎢礦,作為交換,德國將為中國裝備八十個機械師,一旦時機成熟,發兵收復東北。

根據蔣介石和張學良的朋友美國人端納回憶,蔣介石在被拘期間,置生死於度外,不失威嚴風度,居然動輒當眾斥責張學良。張學良卻表現得象個做錯事的小孩,任憑蔣先生斥罵。常面露愧色無語而退。

對張學良打擊最大的要數蘇聯、共產國際的新聞輿論。西安事變爆發後,張學良最關心的是蘇聯的反應,中共曾反覆強調蘇聯會支持張楊和中共與張楊在西北地區“三位一體”。

12月13日,毛澤東與周恩來聯名給張學良中的電報中還給張學良吃過定心丸:“國際方面弟等已有所布置。”

西安事變發生後,中共向共產國際的蘇聯報告了此事,斯大林得到了這個消息後,十分惱怒,要求中國方面不得傷害蔣,中共必須從中斡旋、和平解決事變。這位蘇聯領導人提出,張的兵變是“另一次日本陰謀……[其]目的是阻撓中國的統一併破壞高漲中的抗日運動”。

斯大林為何要如此生氣?很明顯,當時蔣是中國唯一公認的領袖,只有他才有能力對抗日本、拖住日本,從而讓蘇聯的遠東地區不被日寇入侵。

張學良從收音機里聽到《真理報》和《消息報》的社論,與原來的期待和保證完全相反,他感到震驚與憤懣。宋黎曾經有這樣的回憶:塔斯社廣播了《真理報》、《消息報》的報道後,張學良手拿新聞記錄稿下樓,在樓梯口遇到宋黎,面對宋黎自言自語地說:“我救了共產黨,你們就這樣對待我!”

內外交困,繼續把蔣介石扣在西安,這個人質會失去作用,送蔣回南京至少可以挫敗親日派討伐西安的陰謀。明白受騙的棄子張學良,此時挽救危局的惟一辦法就是放蔣介石回南京。

12月25日下午,蔣中正乘飛機離開西安,張學良親自陪同。

12月26日,蔣中正抵達南京,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張學良被扣留。

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認為西安事變是張楊聯合發動,張主導的,晚年的張學良在向張之丙姐妹口述時卻改口說:“西安事變就是楊虎城,當然我們兩個人。”又說:“那西安事變……那可以說他是主角哇,不過名義是我,我是主角了。當然由我負責”

六、蔣介石真的不抗日嗎?

史學家黃仁宇在《從大歷史讀“蔣介石日記”》一書中說,當時蔣介石“深知兩方的實力,如即此倉卒應戰,只有自取敗亡。”因此蔣的策略是,盡量避免全面抗日的爆發,以爭取時間組建更多師團,建造兵工企業,構築能夠對日作戰的國家能力。1934年,蔣介石就把為抗日而建立的國防設計委員會改組為“資源委員會”,直屬蔣直接領導的“軍事委員會”,在湖南、四川、湖北等大後方創建軍工廠和重工業。西安事變時落到張學良手裡的蔣介石日記中對這些國防設計有詳細描述:

他希望六年時間訓練60個師。他覺得60個師就可以跟日本人打仗。同時修訂陸軍法典,把武器標準化,然後設立兵工廠,擴充飛機,公布兵役法,開始徵兵。修造鐵路、公路等等。同時,派人到各國去爭取外交支持。

紀實片《國軍抗戰全紀實》也指出,蔣介石在當時一直是在拖延時間,因為,在當時中國的國力和軍事實力與日本相比較來說,確實處於劣勢。

其實,早在“九一八”發生不久,蔣先生就在1931年10月7日的日記中這樣寫:

“此次對日作戰,其關係不在戰鬥之勝負,而在民族精神之消長,與夫國家人格之存亡也。余固深知我國民固有之勇氣與決心早已喪失殆盡,徒憑一時之興奮,不具長期之堅持,非惟於國無益,而且反速其亡。默察熟慮,無可恃也。而余所恃者在我一己之良心與人格,以及革命精神與主義而已。是故余志已決,如果倭寇逼我政府至於絕境,迫我民族至無獨立生存之餘地,則成敗利鈍自不暇顧,只有挺然奮起,與之決一死戰,恃我一己之犧牲,以表示我國家之人格,以發揚民族之精神。”

抗戰之前這段日記自然是不可能公布的,世人包括身邊接近的人都無法洞察他內心真實的想法。從他的日記看來,蔣先生之所以忍辱負重,不抵抗,自認為完全是出於現實的考慮,他深知倉促應戰,只有自取敗亡。其內心的痛苦在日記中多有流露,1933年6月3日曾在日記中表明心跡:“我屈則國伸,我伸則國屈。忍辱負重,自強不息,但求於中國有益,於心無愧而已。”不過,客觀而言這個協定確實將日本全面侵華的計劃延緩、推遲了四年,為中國贏得了一定的準備時間。在當時背景下,包括胡適在內的許多有影響的知識分子也是贊成委曲求全、爭取時間的。

西安事變後,蔣介石對國民黨元老張鈁說:“安內才能攘外,他們不明白我的意思,而出此下策。我的日記里有計劃,風聲透漏出去,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就要升級了。你看目下這個爛攤子,怎樣對外?張楊掀起這樣的風波,真是壞了我的大事!”

中日全面戰爭遲早要打,但越晚打越對中國有利。因為中國正在高速崛起,而日本卻出現嚴重的經濟危機,甚至出現國力下劃趨勢。更重要的是,那時中國正處中國歷史上一個著名黃金10年(1927年—1937年),這黃金十年的國民經濟增長速度居於世界前列,超過改革開放後的十年國民經濟發展速度。正是這中國黃金十年為抗日打下了基礎,國民政府用GDP的40%用于軍事事業,準備對日戰爭。

可以說,蔣並非不抗日或被迫抗日,只是時機選擇而已。最大的遺憾是“西安事變”打亂了蔣的部署,否則的話,犧牲更少,戰果更大。

毫無疑問,西安事變把全面抗日的時間提前了。如今,越來越多的歷史學家認為西安事變對日本人有利。抗戰的慘烈已完全證明了這一點。中國從各方面都準備不足,抗戰兩年就導致大半個中國淪陷。

史學家許倬雲曾對此評論說:“當時中國在選擇抗日的時機上,還是太急了點。因為1941年珍珠港事件,美國對日宣戰之前,中國的抗日戰爭基本上沒有得到國際社會的支援。實在是孤軍血戰,犧牲太大。

歷史功過是非,後人很難追溯評述,但是,有一點似乎可以斷言;如果不是珍珠港事件讓美國參戰,國際社會支援中國,那麼,中國為抗戰最後勝利所付出的成本,還要大得多。

而對於抗日,以當時國民黨、蔣介石的實力,也算是儘力了。我們今天可以批評蔣介石的戰略指揮有多少缺點,但也要充分肯定正面戰場的作用,不能不說句公道話。

作為中央政府,面對日本人的大兵團進攻,戰略上,就是需要一些大兵團作戰。

別給我講什麼游擊戰“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敵進我退,敵駐我擾”的策略,對付大兵團的進攻,小米加步槍、地雷戰、地道戰,那就是金三胖手槍打飛機。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博客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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