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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普:從三門峽到三峽 中共沒有進步

最近,一張關於三峽大壩的谷歌地圖和李鵬去世的消息,引發了世人對三峽工程的關注和討論。50年代強行上馬、以失敗告終的三門峽工程,也再次進入人們的視野。

三門峽工程是中國政府上世紀50年代在黃河中上游修建的第一座大型水利工程,由蘇聯專家設計。三峽工程是上世紀90年代在長江上游修建的大壩。兩個工程前後相隔近40年,從毛澤東、鄧小平到江澤民,跨越了幾個不同的中共執政時代。雖然中國國力今非昔比,中共統治從無產階級專政時代進化到威權時代,中國經濟從中央計劃為主到市場調節為主有了長足的進步,但中國政府在大型水利工程上的決策體制沒有進步,在壓制不同聲音、迫害異己方面,依然一意孤行。仔細梳理這兩項工程的前因與後果,令人不由地為他們的相似性而感慨。

第一個相似性,三門峽工程和三峽工程都是政治工程。50年代初,毛澤東對三門峽工程上馬與否曾屢次猶豫不決,但架不住“聖人出,黃河清”的蠱惑,想在自己手裡實現這一美夢。1955年7月,全國人大會議上將三門峽水庫的修建上升到了政治高度,提出“黃河清,聖人出。聖人出而天下治”。這幾乎扼殺了所有反對聲音。

至於三峽工程,鄧小平於1986年5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說得非常直白,“上三峽工程有政治問題,不上三峽工程政治問題會更大,”只要技術和經濟問題能夠得到解決就應該上。他說:“輕易否定搞三峽工程不好。”九十年代執政的江澤民為了鞏固自己的中共總書記地位,竟拿三峽工程與李鵬做政治交易,李鵬當總書記不成,卻獲得了堂而皇之地以三峽工程為自己家族謀私利的巨大機會。

第二個相似性,兩個項目均以政治工程迫害科學良知,壓制不同意見。黃萬里先生是三門峽工程最後的反對者,他以知識分子的良知和科學精神舌戰群儒長達七天,苦口婆心地告誡,萬萬不可在中國的命脈大河築高壩,卻攔不住三門峽工程的上馬。他寫的《花叢小語》於1957年6月19日在清華大學校刊上發表,毛澤東看過後非常不滿,認為他把國內形勢描繪成春寒料峭,雨聲凄切,靜悄悄,微言絕,“這是什麼話?”緊跟著,《人民日報》以“什麼話”為標題展開了對黃萬里的批判,黃萬里的右派命運就此被註定。《中國水利》1957年9月號配合全國反右大批判,出了批黃專號,專門批評黃萬里的治黃主張,指責黃萬里反對三門峽工程是反對共產黨領導,“鼓吹外行不能領導內行”,企圖“取消黨對科學技術的領導”。

這頂右派帽子,黃萬里一戴就是20餘年。他後來雖然被摘掉了帽子,但鄧小平和江澤民時代,他卻繼續被以另一種形式迫害。黃河三門峽工程的失敗證明了黃萬里的觀點和理論是正確的,黃萬里應該參與長江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但鄧江時代的官僚體系把黃萬里排除在三峽工程的可行性論證之外;不准他帶研究生,不准他出書,甚至在校慶期間,清華校友追思黃萬里的集會,也被迫取消。

第三,在中共的政治工程中,大批中國知識分子選擇對黨忠誠,聽黨的話,放棄真理,成為“歌德派”和“但丁派”。這些人是黃萬里最不屑與之為伍的。黃曾問:為什麼在1957年三門峽工程討論會上,除了他外無人敢說真話?“請問,國家養士多年,這是為什麼?”他批評這些“歌德、但丁派”為了對領導說好聽的話,竭力靠攏組織,竟不惜捨棄自己認識到的真理。

這些無骨者在三門峽項目上,一邊倒地選擇支持蘇聯專家“高壩、大庫、蓄水、攔沙”的方案。等到三門峽造成的災害成為現實,他們又搖身一變稱自己是當初反對三門峽上馬的英雄。錢正英和張光斗就是這方面典型的例子。由於他們聽黨的話,黨信任他們,重用他們,因此不斷地給他們以甜頭,誘使他們對黨更忠誠。1986年錢正英出任長江三峽論證領導小組組長,張光斗擔任特邀顧問,而當時的黃萬里正被清華大學冷凍。

從三門峽工程到三峽工程的決策體制看,中共依然政治挂帥,依然迫害良知,依然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中共沒有進步!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自由亞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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