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一個周末之夜，當北京復興門外木樨地響起第一排槍聲之後，寫歷史的中國人再也不會有昨天。無論是祭一周年，還是兩周年、三周年……，血跡永遠鮮目，不會因時間而蒙污塵埃。「淡化」，只是少數幾個人的一廂情願。
以中共「喉舌」自喻的人民日報，其編輯和記者，因四·二六社論忍辱負重，一些內情外人並不知詳。這裡追憶當時三十八小時的心情。
社長總編先後請假
六月三日凌晨二點半左右，我在海外版夜班編輯部看完最後一遍大樣，送車間付印。按照慣例，還應送版樣給國內版值班的總編輯審閱。海外版和國內版同在一幢大樓里（五號樓）。我從四層下到二層的總編室，順便看一下國內版當夜版面如何安排。那天夜裡，總編室似乎人不多。一些「夜貓子記者」近來幾乎天天在這個時候往天安門廣場跑，轉一圈回來再睡覺。版面上沒什麼更吸引人的東西，比較注目的是北京市委宣傳部關於「動亂」實質的文章。該文傍晚時送來，明令要登。
主持夜班的是第一副總編輯陸超琪，臉色凝重，盯著那篇長文似乎在發楞。看我送版樣來，勉強有一絲苦笑。昨天下午（二日），學運以來一直主持工作的社長錢李仁，臨時召集編委會（報社最高權力機構），拿出醫生開具的病情報告，宣布即時開始休假。總編輯譚文瑞在戒嚴前突然吐血住院。錢交代，報社一切工作暫時由陸超琪主管，同時囑咐，各位自己保重，務必不要去他家看望。已屆離休年齡的陸超琪，似乎有所知料，並無驚異之感。
從胡耀邦團中央系統升上的錢李仁是中央委員，作為人民日報社長，經常列席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會議。他的突然離避，引起眾人敏感。因此，下午四時，在每天例行的編前會上，當陸超琪向各版主編宣布這個消息時，我發現許多人頓感愕然，頗有不祥之兆的感覺。
這次「狼真的來了！」
陸超琪隨便看了一下我送的版樣，沒提什麼。我隨即下樓準備回家。這時已近三日凌晨三時，剛走出五號樓大門，一位稍先下班的校對人員，騎自行車從外飛奔而來：看見我說，軍隊又進城了，沒人阻攔。我問，帶武器嗎？答，沒有，一律白襯衫，綠軍褲，由東往西。人民日報十年前從王府井遷出，一直在這個位於東郊的大院裡。由於連日來，天天夜裡傳出軍隊進城的消息，象「狼來了」的故事一樣，我並不放在心上。但不知怎麼，我又折回辦公室，電話鈴聲大作。一位記者打電話告訴我，他此刻正在王府井北京飯店附近，軍人和市民已發生衝突。我感到，不再是玩笑了。
我立即撥通北京飯店的電話，叫醒香港的《百姓》雜誌女記者張結鳳。可憐她連日來也被「狼來了」弄得精疲力盡。六月一日前，她和人民日報幾位朋友，在我家裡討論過局勢發展。大家都認為學運呈膠著狀態，她也似乎有打道回府之意。在電話中我告訴她，我已訂好座位，五日（星期一）下午六時在西單鴻賓樓請她吃飯，作為我在香港工作期間她請我吃飯的回酬。她答應了。同時，我又告訴她，這回不再是「狼來了」，作為記者應該目睹的新聞事件，就在她的樓下。她決定下樓去看。沒想到，她這一下去，再也沒有回北京飯店。
四時半，我回家睡覺。每天這時下班總是一片寂靜的夜空，似乎隱約傳來嘈雜聲。這兒離長安街最東頭的八王墳僅一公里。
最壞的事尚未發生
將近十一時起床，匆匆煮了一袋方便麵吃，接著，給張結鳳打電話，問有何新聞，鈴響，卻沒人接電話。又直奔報社，得知東邊軍隊確實進城，一部分被市民阻攔撤退，另一部分則已進入市中心。
這天是星期六，海外版星期天無報，當天不上班。我因剛從香港歸來，急需探訪一些久違的朋友。先到司法部一位朋友處小坐，然後便去國誼賓館。香港《亞洲周刊》記者王業隆住在那裡，和他約好，今天我請客，也是對他在香港的關照的回酬。國誼賓館是原國務院第一招待所。我問他怎麼住這兒，他說是統一安排的，好在北京看來並無大事，過幾天也就回去了。說起時局，他說，還好，最壞的事情沒有發生。我問什麼是最壞的事，他說，就是香港人說的「擠提」銀行，大家都去銀行提款，最後經濟崩潰——我們兩人，似乎都沒有想到殺人的事會發生。其實，這個時候，西單六部口已經發射了學運以來第一批催淚瓦斯。
莫斯科餐廳離這兒不遠，我們步行而去，雖是周末，人卻不多，很容易找到了位子。吃完飯出來，發現天色還早，一看手錶，七時剛過，平時在家也就看電視新聞了。我建議，今晚不上班，也難得看看晚間京城，不妨從西直門坐地鐵去天安門，王業隆欣然答應。
地鐵里的便衣軍人
西直門地鐵站是二環道上的一站，乘客並不太多。但到復興門時，從西郊蘋果園開來的地鐵列車在這兒疏換乘客，大批人湧進車廂，估計許多人是到天安門去的。但是，我突然發現，在這人叢中，分布著三三兩兩穿白襯衫、綠褲的農村青年，雖然沒帶武器，但每人拿著一個統一式樣的行李包，絕對是軍人！我推了一下王業隆，示意那些便衣軍人，他笑了笑，也不知看出來沒有。這時，我仔細觀察了同車乘客，也都在注意這些人，有人使勁盯眼看。我感到奇怪的是，在整個地鐵運行過程中，竟然沒有一個乘客發問。否則，只要有人說一句話，整個車廂就是另一番情景了。
這些稚氣未脫計程車兵看來都是第一次進城，對地鐵各站甚不熟悉，一聽報前門站到了，手忙腳亂背起行李往外跑。外面就是天安門廣場。
就這樣，在眾目睽睽之下，這些軍人背起行李，走出前門站，溶入天安門——勇敢的北京市民，此時顯得何等寬容甚或漫不經心！
恐懼莫名的不祥暮夜
出前門站，直接進入天安廣場。由於實行夏令時，雖已是七時半了，但天色仍明。學運開始以來，每逢周末，這裡人山人海。今日卻似乎不多。王業隆一直想上紀念碑的指揮部那兒去，始終沒機會。於是，我帶他過了第一道糾察線，然後我出示記者證，王業隆忘了帶證，我跟學生糾察講，香港記者，自己人，竟欣然放行。到了紀念碑最高層，不知怎麼，沒見著柴玲等學生領袖。人民日報和新華社在這兒全天候值班的兩位記者，是我的朋友，此刻也找不到（後來才知去了西邊）。幾位我不認識的中外記者，正圍著一個帳篷，探腦袋往裡採訪——這是侯德健等「四君子」絕食之地。就在這時，旁邊一陣騷動，一個學生氣喘吁吁跑來報告，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通告，要市民今晚不要上街。西邊軍隊大院人滿為患，正在整裝待發。
誰都不懷疑，今晚要動真的了。但我們仍然沒想到會殺人。一位似乎是臨時指揮的女學生，立即要廣播站通知，讓人回各大學召集人馬來「保衛天安門」。我們兩人剛走下紀念碑，喇叭已經開始響起來了。其實，為時已晚。
我和王業隆在廣場轉了一圈，朝長安街走去。在天安門正中，朝東西方向瞭望了一會，不知怎麼，都決定往東走。可能是聽說裝甲車被堵在建國門立交橋上。這個方向正好是與開槍地點相反。此時，已是八時多了，長安街華燈初放，人群漸多，尤其騎自行車者，似乎比早晨上班還急。他們難道聽到了什麼？
穿過東單，擦過國際飯店，步行將近半個小時，才來到建國門立交橋。這裡確實人多，站在橋下，我沒有看見軍車（其實，軍車就在最上層橋面）。我突然著急要回報社，王業隆興致未盡，說要上橋看。我告訴他回去如何走法後，就此分手，約定明日通電話。
我坐了一站地鐵，在朝陽門下車，想換乘公共汽車，但交通已經中斷，只好以步當車。暮色暗了下來，但與長安街不同，平時亮如白晝的朝陽大街，竟是一片漆黑，路燈全滅。每隔一個路口，都有幾輛空車橫臥，路人行色匆匆，慌張異常。我腦子裡頓時出現一幅大地震前靈感動物大搬家的畫面。我很奇怪會有這幅圖畫。雖然我沒想到今夜開殺戒，但無論如何，一種莫名其妙的恐懼感，籠罩了心頭，這是一個難忘的不祥暮夜。
五號樓里一片沸騰
五號樓，人民日報的中樞神經部位。由於當晚海外版不出報，所以，許多人都聚集在二樓。見到我剛上樓梯口，一位同仁陰沉著臉問我：你知道不？開槍了！我一楞，但馬上想到開空槍也是開槍。但似乎另一位見我有此心思，補上一句：殺人啦，朝人群里開！木樨地已成血海了！
我似雷擊一般，絕快醒悟，剛才一切異常現象，全在木樨地揭開了謎！我馬上吼了一句：事情過後，一定起訴李鵬！同仁冷笑了一下：去你的吧，沒人再聽你的法律了！（我是從事法律報導的。）
二樓走廊上一片沸騰。這時，有人上來說，樓下也能聽到槍聲了。我轉身往樓下衝出，站在院子中間，西邊象放鞭炮似的出現閃爍，並有槍聲時而傳來。奇怪的是，這槍聲並不似電影電視裡那麼清脆（北京很少聽見槍聲），從槍聲判斷距離，仍在軍事博物館和木樨地一帶。
轉身返回二樓，許多人已湧進了編輯室。時已近十一時，平日此刻，要聞版（包括頭版）的稿件都已確定，但今天值班的陸超琪和另一位年輕的副總編輯卻站在那兒沉思。稿件只有一篇是定下來的，就是後來見報的題為「孫巨同志的一封信」。下午我沒參加編前會，聽說曾宣讀了這封信的全文，由中宣部轉來，對人民日報一個時期以來利用「春秋筆法」、「頑固地站在中央決策對立面，給動亂製造者撐腰打氣，給北京市人民政府戒嚴令抹黑的惡毒文字」進行了批判。據悉，孫巨是已故中共元老李井泉兒子的化名。全文不但上綱上線，而且充斥了咒罵、攻擊、威脅的語言。因此，中宣部明令要適當修改後才登出。但是，許多人在編前會上堅決主張，一字不刪，連錯別字也不改，全文刊出，加上花邊。但老總迫於上面壓力，仍對文字作了適當修改，成為一篇八百字的花邊文章。除了這篇文章，還有李鵬當晚就世界環保日發表的電視講話，其他再也沒有準備稿件，大家等著最新消息。在紀念碑值班的那個記者，已經聯繫不上，大家既擔心，又著急。
第一次直話直說
電話鈴聲一直不斷，都是北京和外地讀者詢問軍隊情況的，說美國之音已經報導開槍鎮壓。總編室在沒有掌握確切情況以前，一般不輕易回答。將近十二時，終於，我們的一個記者打電話回來報告，他此刻正在木樨地附近，親眼看到軍隊先是朝空中鳴槍，接下去便對路人平射了。記者帶著泣聲說，木樨地傷亡嚴重。
這時，另一部電話響起，海外版一個記者打電話來，與他同行的三個記者，其中一個女的，在電話大樓附近被衝散，下落不明。陸超琪馬上讓接電話者告訴：凡是能見的本報記者，請立即撤離現場，千萬不要發生任何意外。
電話鈴聲繼續不斷，其中一個從香港打來的，詢問北京發生的事情，接電話者正猶豫如何作答，一位編輯主任怒不可遏地喊道：告訴他，已經殺人了，全世界都知道了！於是，從這時起，凡來電話詢問，一律如實證實。外人也許不知，這種作法是人民日報歷史上第一次。
只能玩些「春秋筆法」
大約過了半小時，一位記者從民族文化宮附近的趙登禹路電話報告：軍隊已開進西單附近。他從五顆松一直跟軍車推進，只要一開槍，就立即臥地，每次爬起來重新前進時，總會發現有人已經不能再站起而永遠躺下了。西單一帶武警揮舞警棍開道，不管是誰，見了就打，後面接著全副武裝的解放軍跟進。
印刷車間主任來催要版樣，無稿可發，但有兩塊版可付排。一塊是第三版國際新聞，一塊是第四版的社會體育新聞。第四版已出樣，都是一些舊稿，編輯起的題目頗具匠心，一條是「法官卻枉法，誣告反被告，某法院院長被判刑四年半」，另一條是，「四川一服刑罪犯竟當上人大代表」。體育欄有一條報導殘疾人運動會的，標題卻是：「不能被征服的人」。大家想起桌上那篇孫巨的稿子，又是「春秋筆法」，人民日報的編輯、記者，能夠做到的，也就這些了。
機關報里灑滿悲憤淚
凌晨一時後，有記者陸續從現場回來。最早回來的是海外版一位名叫張寶林的版面主編，其岳父是原大公報著名記者高集，一九四六年南京下關事件時，曾被毆打致傷，當時周恩來還親表慰問。他沒想到，四十多年後，自己的女婿會面臨另一場更大的血案。張寶林敘述了他在木樨地如何見到軍人開槍，市民倒地，血灑長街的慘景。當他撩起褲腿，讓大家看上面沾滿的血跡時，已低頭泣不成聲。
這時，另一位記者也回來了，就是我在紀念碑上找他不見的那位，他進門就哭。原來，他離開廣場後，直奔西邊，一直在軍事博物館附近觀察。旋即軍隊突破前進，他馬上躲到旁邊的樹從里。蹲在一垛牆腳下，抱著腦袋趴著不動。沒想到，一名武警仍然衝上來，用警棍朝他的背上狠狠砸去。
這時，眾人再也忍不住，起先是抽泣，接著，放聲嚎啕大哭。此後，記者一個接一個歸來，歸來一個，大家痛哭一場，悲憤之淚灑滿中國共產黨機關報的總編室。
四·二六社論不是我們寫的
大約二時半左右，第三版國際新聞已拼好，大樣送到陸超琪面前。大家圍上去看。頭條新聞是報導南韓光州事件的，標題用的是粗黑醒目字體：「漢城學生絕食示威，抗議當局屠殺鎮壓」。上邊居中二條是關於波蘭的，肩題是，「波領導人指出選舉是和解的偉大嘗試」，主題是黑宋大字，「警告任何人都不要玩火」。下面還有一條是關於中東的，題目是，「以軍再次入侵黎南部，用飛機坦克對付平民」。陸超琪看完，隨手簽字付印。
人民日報的編輯和記者，專業素質是相當高的，不乏聰明和文才，當局對這類被他們稱為「小動作」的變相抗議防不勝防。但是，當京城大開殺戒以後，他們不再滿足這些了。他們從四·二六社論發表以後一直背著黑鍋。當人民日報編輯、記者上街遊行時，喊出最解恨的口號就是：「四·二六社論不是我們寫的！」「我們旗幟鮮明地反對四·二六社論！」（社論題目是：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終於獲得了市民的諒解和支持。當然，許多人以後為此付出了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