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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雁:被樹葉掩蓋的真相

——蘇聯屠殺數萬波蘭精英的卡廷慘案

蘇聯人在卡廷屠殺時早就計劃好嫁禍於人的安排。包括在屠殺中使用德國的武器。這種槍殺俘虜慘絕人寰的場景激起了人們極大地憤慨。在紐倫堡審判時,蘇聯代表提議把關於德法西斯在卡廷槍殺波蘭軍官列入審判議程。蘇聯不但死死咬住說這是法西斯德國人的罪行,而且表演得煞有其事。 可是波蘭人根據卡廷家屬提供的種種信息,認定蘇聯人才是真正的凶手。

我們都知道二戰前英法張伯倫、達拉第的“綏靖政策”,以犧牲小國利益對惡縱容而助長了法西斯的氣焰,加速了戰爭的爆發,但對戰後英美綏靖談得不多。下面我們以“卡廷事件”為例,看看當時他們是怎麼做的。英國學者哈莉克.科漢斯基在《不折之鷹——二戰中的波蘭和波蘭人》(中國青年出版社2015年)一書中為我們展現了很多細節。

《卡廷慘案》劇照

1943年4月初,德國人在斯摩棱斯克郊外的卡廷森林挖出4千具波蘭人的屍體。4月12日,德國通信社對外廣播說,他們在卡廷發現了1940年4月至5月被蘇聯內務部殺害的波蘭軍官現場。蘇聯的反應很快,4月14日塔斯社發表聲明,信誓旦旦堅稱這些波蘭軍官是德國人佔領這些地區時殺害的,說這是德國人慣用的嫁禍於人手法,企圖用這種卑鄙偽劣的方式詆毀蘇聯。

1939年蘇德簽訂《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同時還有一個秘密議定書,確定了兩國在東歐的利益範圍。1939年9月1日希特勒閃電戰進攻波蘭,波蘭軍隊抵擋不住向東撤,9月17日蘇聯軍隊從東部攻入波蘭。波蘭軍隊在蘇德的“聯合入侵”夾擊下向蘇軍投降,少數沒有執行命令的軍隊進入羅馬尼亞和立陶宛。被蘇軍俘獲的1.5萬軍官被編成146個戰俘營送往蘇聯。1940年春蘇聯內務部在最高層的批准下,對波蘭戰俘進行有組織的屠殺,連同其他人共殺死了約2.22萬人。這次屠殺對波蘭軍隊造成的重創很多年後都無法恢復。

波蘭方面一直詢問這批軍人的下落,蘇聯對外聲稱,俘虜營已被取消,波蘭戰俘已經回國。斯大林說,他們都跑了,可能是跑到滿洲里繞道回國了。1942年,波蘭方面再次要人,斯大林說我們把所有的人都釋放了,他們可能在德國佔領區。注意:西部的德佔區與滿洲里差不多快上萬公里,一萬多人的被俘軍官在這麼大的地域上移動,能不留下痕迹嗎?

如果有監控攝像頭回放這段歷史,我們就會看到:1943年9月22日,在斯摩棱斯克解放前3天,一個由內務部和地方警察部門組成的小組悄悄潛入卡廷,在其秘密的狀態下為“證明”德國隊槍殺波蘭軍官準備材料和相關證據。在一切準備就緒後,1944年1月,蘇聯調查法西斯罪行委員會通過決議,組成一個專門“調查德軍在卡廷森林槍殺波蘭軍官的委員會”。

蘇聯發布公告,宣稱這些波蘭俘虜是被德軍殺害的,為了提供事件的真實性,他們邀請各國記者到達卡廷現場觀看,“這些人穿著軍裝,雙手被反綁,所有人的腦後脖子後面都有槍口,屍體共疊放了12層……”。蘇聯人還說,經檢查,屠殺使用的是德國的子彈和德式的“瓦爾德”式手槍。

後來的證據表明蘇聯人在屠殺時早就計劃好嫁禍於人的安排。包括在屠殺中使用德國的武器。這種槍殺俘虜慘絕人寰的場景激起了人們極大地憤慨。在紐倫堡審判時,蘇聯代表提議把關於德法西斯在卡廷槍殺波蘭軍官列入審判議程。蘇聯不但死死咬住說這是法西斯德國人的罪行,而且表演得煞有其事。

可是波蘭人根據卡廷家屬提供的種種信息,認定蘇聯人才是真正的凶手。因為從1940年這些軍官被俘以後,他們就多次向蘇聯當局詢問波蘭軍官的下落,但蘇方從未給與過令人信服的答覆。所以波方一直認為,卡廷槍殺俘虜是蘇聯人乾的,它應該為屠殺負責。波蘭流亡政府總理西科爾斯基要求國際紅十字插手調查此事,因為蘇聯不是日內瓦公約簽訂國,他們所做的調查缺乏說服力。

西科爾斯基在流亡政府是屬於“親蘇派”,他的親蘇政策在政府內一直就飽受爭議。但是茲事體大,如果他延續對蘇聯的言聽計從,不但會激起同胞的憤怒和失望,面臨總統拉斯凱維奇的罷免,也會受到自己良心的譴責。

4月24日西科爾斯基在英國約見英國外相艾登。艾登對西科爾斯基結論進行了一番盤問,“極不情願地接受了(蘇聯殺俘)這個結論”。但是他說,戰爭關鍵時刻,如果我的“兩個盟國陷入了一場嚴重的公開爭吵,這場爭吵將會削弱我們共同的利益,分裂聯盟”。他要求西科爾斯基撤回邀請國際紅十字會調查此事的決定,並公開發表“聲明,稱‘卡廷事件’是德國人宣傳造勢的產物。”西科爾斯基同意暫停調查,但反對公開聲明,他提出的交換條件是,如果英美向蘇施加壓力,呼籲他們釋放更多在蘇集中營中的波蘭人,這樣他可以壓制海外波蘭媒體對卡廷的報道。

4月24-25日晚,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在莫斯科召見波蘭大使羅默,向他宣讀了一份照會:蘇聯政府認為,近一段時期以來,“波蘭政府對蘇聯的所作所為極為反常,違背了兩個盟國間的關係的所有條款和準則”。蘇聯在照會中指責波蘭政府是由一夥敵視蘇聯的人控制,與德國相勾結狼狽為奸掀起反蘇浪潮。“基於以上情況,蘇聯政府決定暫停與波蘭政府的關係”。羅默拒絕接受照會。

英美兩國對卡廷事件的回應和波蘇兩國外交關係破裂,只考慮自己的立場,從戰爭軍事需要和實用主義出發。所以他們在蘇波問題上不是論孰是孰非,而是看支持哪一方對打贏戰爭有利。英美明確表示,“沒有波蘭,盟軍也能贏得戰爭,但沒有蘇聯卻不行。”

丘吉爾為此事安撫斯大林說,他反對由國際紅十字會調查卡廷事件,並保證波蘭不會糾纏於此事。羅斯福在給斯大林的電報中作了進一步說明:“在我看來,西科爾斯基沒有與希特勒相勾結,但他卻犯了一個愚蠢的錯誤,就是把國際紅十字會牽扯進來”。在最後發電報中刪去了“愚蠢”一詞。

其實英美心知肚明,卡廷事件是蘇聯人犯下的罪行。1943年5月24日,英國駐波蘭大使歐文·奧馬利向英國外交部提供了一份完整詳細的卡廷事件分析報告,判斷屠殺是蘇聯所為。但是他強調說,在這個事情上,英國可能不得不將正義拋在一邊,選擇不將這一事件的真相公佈於世,這才是明智的決定。

在卡廷事件的處理上,為了能同蘇聯保持良好的關係,我們在評估證據之時表現出了過多遲疑和過度的仁慈,這與我們平時在日常生活中堅持的依照常理判斷事實的精神是相違背的。同時,我們不得不扭曲健康和道德的判斷標準,不得不去關注那些固執而又衝動的波蘭人,阻止他們將事件的真相公諸於世,阻止任何試圖通過公眾和媒體對這一醜陋事件刨根問底的行為。

總之,我們得把人們的注意力轉移,排除一般情況中通常會出現的對這種事件的過分關注。同時我們還要抑制住波蘭人極度渴望事件真相的那種焦慮。因此我們這次不得已要借用英格蘭的名望,就像凶手用一片片樹葉掩蓋屠殺現場一樣。考慮到盟軍內部團結的重要性以及蘇聯人英勇抗擊德國人的精神,這也許是我們最恰當的選擇了。

丘吉爾隨即將奧馬利的報告轉寄給了羅斯福,稱這是“一個寫得很好的悲慘故事”。丘吉爾還要求羅斯福在看完後將信返還,以便“你讀過之後,這份報告將不會再被傳閱”。羅斯福對此的反應我們不得而知,但是丘吉爾看過報告之後的反應是:“既然他們都已經死了,我們做什麼也不可能把他們再拉回來了。”所以盟國決定隱瞞真相,支持蘇聯的說法。丘吉爾向斯大林承諾,將全力壓制波蘭媒體。與之相反的是,蘇聯媒體卻一直進行反波的宣傳。

蘇方要求各國駐莫斯科記者在報道蘇波關係時,要使用“破裂”來形容兩國關係,並說波蘭政府已“被一個龐大的親希特勒集團左右”。

1943年7月3日,西科爾斯基乘機從開羅飛抵直布羅陀,7月5日晚一行人等從直布羅陀起飛後飛機失事墜入海中。波蘭方面一直懷疑,這次又是蘇聯人乾的,“他們什麼都幹得出來”。1993年西科爾斯基遺骸遷回波蘭,安葬在克拉科夫瓦維爾城堡的皇家墓室里。

如果說戰爭期間西方盟國這樣遷就蘇聯,是為了顧全與蘇結盟打敗軸心國的大局,那麼更可悲的是到了戰後很長時間,不僅已成為蘇聯衛星國的波蘭當局幫助掩蓋真相,與蘇聯已經成為冷戰對手的一些西方國家,為了“緩和”也依然不願面對真實的歷史。

1945年根據雅爾塔協定,波蘭要整體向西移動240多公里,在談判戰後邊境問題時,蘇聯要求波方發表一份聲明,證明蘇聯與卡廷屠殺沒有關係,並接受1944年蘇聯操控的布爾登科委員會的調查結果,該委員會使用的是經蘇內務部篡改的證據來證明卡廷事件是德國人所為。只有接受這些條件,波蘭才有可能恢復與蘇聯的外交關係。1946年蘇聯在卡廷樹立了一塊紀念碑,上面赫然寫著:“紀念1941年被希特勒匪徒槍殺的波蘭軍官”。

在雅爾塔劃定戰後邊界的談判中,羅斯福表示,“不打算與波蘭等小國討價還價”,只要“英、美、蘇商討出一個解決方案,波蘭就必須接受”。西方對蘇聯扶植盧布林鄭府自然是不敢吱一聲。儘管丘吉爾私下把這個政府稱為“反向的吉斯林鄭府(德國佔領挪威時建立的傀儡政府)”,但英國還是順從地把外交承認從戰時盟友波蘭流亡政府那裡改移到了蘇聯人另立的政府,只允許流亡政府成員作為政治僑民繼續住在西方。

但這些悲哀的波蘭人繼續依靠海外波僑的資助維持“政府”的運作,包括在波僑中定期選舉更新一屆屆的成員。這個政府認為,戰前蘇德秘密條約瓜分波蘭,沒想到戰後成為勝利者一方,仍然成為這場外交大棋局中犧牲的棋子,波蘭完全被三巨頭玩弄於股掌之中。“雅爾塔協定是對波蘭的第五次瓜分。讓波蘭蒙受新的不公平的犧牲。”

直到劇變後,民選波蘭總統瓦文薩在就職典禮上接過倫敦流亡政府末任總統移交的綬帶,表示繼承這個政府的法統,而把戰後至劇變前的波蘭稱為“蘇聯佔領時期”。

在這個漫長時期,該政府、海外波僑和國內的許多波蘭人一直持續要求為卡廷的冤魂恢復正義。1972年1月卡廷基金會在倫敦成立,165名英國國會議員對此表示支持。他們還公布了當年英國駐波大使奧利馬發給艾登的備忘錄。民間還原卡廷真相的呼聲不斷高漲。2月28日艾雷·尼夫給英國外交大臣寫信詢問,是否可以在英皇家公園裡建造一座卡廷事件紀念碑。但是英外交部堅持反對在英任何地方建立卡廷紀念碑。政府方面認為,這樣的紀念碑將會妨礙英蘇之間的關係。

即便如此,反應過激的蘇聯馬上對英國人表示了極大的憤怒和譴責。指責倫敦公開挑撥波蘭與蘇聯的關係,並在國內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宣傳活動,向英國政府提出正式抗議。

英國政府只能表示官方態度不變,但民間的活動他們無法干預。最後在英國倫敦郊外古納斯伯利公園的肯辛頓教堂公墓里建造了一個21英尺高、刻有1940字樣的方尖碑——卡廷事件紀念碑。1974年9月18日,在有被害者遺孀到場的情況下紀念碑揭幕亮相。

波蘭人說,我們可以理解英國政府在戰爭期間的苦衷,但是冷戰期間甚至冷戰過後,他們還隱瞞真相,時間跨度如此之長,涉及範圍如此之廣,實在是無法理解的。

國外對此大肆報道,而波蘭國內官媒卻一片寂靜,長期以來,蘇聯就卡廷事件下達禁言命令不能談論。波蘭統一工人黨政府附和蘇聯的說辭,和蘇聯一起抗議成立麥登委員會,抗議在倫敦建立紀念碑。不但如此,卡廷森林中遇害人員的遺孀和他們的子女仍在波蘭的,在就業、晉陞和住房方面都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這個“禁言令”持續了半個世紀,即便是想為遇害者辦一個有尊嚴的葬禮都不行,前往屠殺地點弔唁也被禁止。有一位遇害家屬說,“我最小的妹妹總是羨慕她的那些父母死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朋友,因為他們至少可以去父母遇難地憑弔,而沒有必要隱瞞什麼”。

1949年4月,倫敦波流亡政府要求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對這件世界上最令人髮指的罪行進行公開調查”,遭到拒絕。直到朝鮮戰爭中發生美國戰俘被人從頭顱背後槍擊殺害的事情披露後,美國人才感覺到有必要對槍殺俘虜事件有一個國際規則約法。

1951年9月18日當麥登提議成立一個由眾議院組成的7人委員會對卡廷進行調查時,該項提案全票通過。可見人們只有在威脅到自己的利益時,方能夠反省,想起“被拋棄的正義”。當苦難是別人的苦難的時候,不會有人主動想到,未來會有同樣的事情降臨在自己身上。

上世紀70年代末,隨著團結工會的崛起,波蘭人開始公開質疑官方對卡廷事件的解釋。1981年有超過2千人來到華沙的皮翁斯基公墓參加非官方的悼念儀式。他們要求蘇聯官方公開道歉,審訊那些執行屠殺的凶手並給與受害者家屬賠償。然而蘇聯的態度十分惡劣,咬死了是波蘭嫁禍於人,《真理報》表示強烈抗議。後來卡廷事件一直成為蘇波關係發展的障礙。

1980年代末,蘇聯官方對事件的解釋有變化,最初是不那麼起勁地責罵波方了,後來對此事表示沉默,進一步強調屠殺是貝利亞下令內務部執行的,蘇聯最高層並不知曉。

1990年4月13日,戈爾巴喬夫在克里姆林宮的官方儀式上向雅魯澤爾斯基遞交了2份厚重的文件,一份是貝利亞1940年3月5日下達的槍決命令以及受害者名單。另一份是蘇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紀要,所有的政治局委員伏羅希洛夫、莫洛托夫、米高揚、卡岡諾維奇都在上面簽字,並且有清晰的斯大林簽名。

 

 

1992年10月14日,葉利欽的特使、俄羅斯國家檔案委員會主席皮霍瓦到達華沙,向瓦文薩移交了有關“卡廷慘案”的兩包絕密檔案複印件,總共20個文件。瓦文薩說,“我捧著檔案的手在顫抖,心在滴血”。1995年,波蘭舉行了盛大悲壯的迎遺骨國葬儀式,55年後,那些波蘭軍官才踏上了回家之路,他們的遺骸被安葬在24小時有儀仗隊守護、長明燈燃燒的無名烈士墓里。

2005年,美國總統布希在里加舉行的紀念二戰勝利60周年的活動中,對雅爾塔協定對波蘭人民造成的傷害正式道歉,承認這是人類歷史上的一次重大錯誤。

2008年2月,由波蘭導演瓦伊達執導的《卡廷慘案》參加柏林電影節,片中有這樣一個情節:蘇聯士兵撕開紅白兩色的波蘭國旗,把紅色的布條掛在旗杆上,白色的拿來裹腳。斯摩棱斯克森林中冷酷而無人性的集體槍殺,影片結束後,所有人都沉浸在那徹骨悲傷中無法自拔。

需要反思的是,為什麼那些為了自保而拋棄道德底線、為了趨利而姑息惡行的綏靖政策至今仍在上演。“人類啊,為什麼就不接受教訓呢?”那一片片樹葉掩蓋的現場會不會再度輪迴?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金雁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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