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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的前世今生:從獨立敢言走向中共黨媒

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他堅持「我有封建思想,但決不出賣朋友」。當時三家僅存的全國性黨外報紙中,《文匯報》、《光明日報》的總編輯徐鑄成、儲安平都已中箭落馬,如果不是毛金口玉言說《大公報》的總編輯就不宜再劃為右派,他是絕對無法倖免的。1960年代初王芸生奉毛之命撰寫《1926年至1949年的舊大公報》,對自己最珍貴自豪的那一段歷史多有「批判」,其中的違心和痛苦後人難於體味。

民國時期的《大公報》可是名聞天下,而其第二代總編輯王芸生亦以其開闊的視野、犀利的筆鋒以及捍衛民間報紙“文人議政”的傳統而名噪一時。無黨派的報人俞頌華曾在《富有熱情的王芸生》一文中如此評價道:“王芸生的文章為世人所傳誦。他立言的長處是常以國家為前提,而站在人民的立場,說一般人民所要說的話。雖則格於環境,他有時恐未必能暢所欲言,可是他賦予熱情,所說的話,常能打入讀者的心坎。所以他的文章,始終能動人心弦,不致與無黨無派的民意脫節。”

1901年出生的王芸生早年因為家貧,只讀過八年私塾就被迫失學。失學後,做過學徒、洋行職員,但因酷愛讀書,尤其對報紙深感興趣,是故曾在天津洋務華員工會主編工會的周刊。1926年因其宣傳反帝而被通緝,南下上海,任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都副秘書長,同時與共產黨人先後主辦《亦是》等周刊與《和平日報》,並加入了中共。“四•一二”國民黨清共之後,他與中共失去了聯繫。

1928年,王芸生被天津《商報》聘任為總編輯,從此正式開始了其新聞生涯。後來他曾在報上刊登啟事,稱“鄙人因感觸時變,早已與一切政團不發生關係,謝絕政治活動,惟從事著述,謀以糊口,恐各方師友不察,有誤會,特此聲明。”

1929年,一場筆仗使王芸生與時任天津《大公報》的總編張季鸞相識,並深受其賞識,於1929年8月22日進入該報工作。自此,他與《大公報》結下了不解之緣。《大公報》是英斂之在1902年創辦的,報名取“忘己之為大,無私之為公”之意,在張季鸞等三人接手後,走入了輝煌時期。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大公報》確立了“明恥教戰”的編輯方針,由王芸生主編中日關係史料。史料擬從1871年《中日修好條規》寫起,直至1931年,因正好60年,所以定名為《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最終寫到1919年)。為了掌握詳細材料,王芸生不辭辛苦四處奔波,晚上則伏案整理、編輯。每天寫出一段,即在《大公報》上連載,前後共三年,洋洋洒洒二百萬字。王芸生也因此一舉成名,成為日本問題專家,奠定了自己在《大公報》的地位。後來的中國史學家劉大年曾評價道:“某些重大事件的真相,依靠它,才得以披露於世,為人們所知,書名標舉中國與日本,實際涉及中美、中俄等更廣泛的範圍。”

1935年,王芸生成為《大公報》編輯主任,地位僅在張季鸞、胡政之二人之下。1936年,《大公報》創辦上海版,王芸生受命主持報社業務,並開始大量撰寫社評。上海淪陷前,他撤到漢口,參加《大公報》漢口版的言論編輯工作。1938年,《大公報》重慶版創刊,基本由王芸生主筆。1941年張季鸞去世後,他成為了其繼任者。

王芸生生活簡樸,不喝酒、不吸煙,甚至不喝茶。他始終秉承張季鸞提出的《大公報》的“不黨、不私、不賣、不盲”的“四不”方針,即純以公民之地位,發表意見,不結交黨派;辦報沒有任何所圖,而只為大眾發聲;不以言論做交易;不隨聲附和。

當有某國民黨要員為在《大公報》登一篇文章而派人送厚禮時,王芸生對將收下禮物的家人大發雷霆,立即寫信要求把禮物拿回。國民黨陳誠、張治中曾邀請他出來做官,都被他拒絕。在他看來,“不做蔣家官,不拿蔣家錢”才能保住自己獨立思考、自主發言的地位。

1943年2月2日,他寫下了《看重慶,念中原》的社評,描寫了戰爭給中原人民帶來的苦難並對當局提出了批評。此文一出,人們爭相傳閱,蔣介石大怒,《大公報》被罰停刊三天。

抗戰剛剛勝利,中共又挑起了內戰的風雲。在此期間,王芸生髮表了不少批評中共和國民黨的時評。如1945年10月25日,發表《為交通著急》社評,批評共產黨。11月20日,又發表《質中共》社評,呼籲和平。1946年4月16日,則發表《可恥的長春之戰》社評。對此,中共的《新華日報》則發文予以反駁。

而王芸生對國民黨的若干批評報導,給國民黨造成了諸多消極的影響,國民黨遂逮捕了《大公報》的若干記者,並對其進行新聞檢查。對於國民黨政府干涉新聞自由的情況,英國代表自由思想的權威報紙《曼徹斯特導報》於1947年6月8日發表了社論,王芸生遂將其發表在《大公報》的要聞版上,眉題是“外報論中國捕記者”,主題是“抓人封報實難叫人同情”,副題兩行“人民不滿情緒豈可壓抑,實現和平民主才是上策”。

1948年7月8日,持續發表親共報導的南京《新民報》被勒令停刊,王芸生寫下了《由新民報停刊談出版法》的社評,稱“限制言論與發表的自由,這與保障民權的精神是不合的”,並與國民黨《中央日報》展開了論戰。

王芸生曾對家人說過:“我作為一份民間報紙的發言人,要保持自己獨立的人格,我才有獨立的發言權,我才有資格說真話,對國民黨才能嬉笑怒罵。同時,待國共雙方都必須一樣,是我一貫的原則。”事實也是如此,他一直堅持獨立的民間立場,不僅批評當權的國民黨,也沒有放棄對革命的共產黨的批評。

毫無疑問,任何個人的命運也無法與時代脫節。在中共潛伏在國民黨內各色間諜的幫助下,國民黨開始節節敗退,王芸生所領導的《大公報》也面臨著抉擇。也許是出於對國民黨的失望,也許是對共產黨還抱有一絲希望,在毛的邀請下,在《大公報》內共產黨人的“勸說”下,在中共“滬、津、渝、港四館不易名、不換人,照原樣出版”的承諾下,王芸生決意北上北平“投奔”共產黨。

這是一個令後人費解的選擇,因為早在1945年9月,王芸生就對毛有了相當深刻的認識。當年當王芸生等大公報人在重慶與毛澤東見面時,即對毛直言“不要另起爐灶”,而毛則答曰:“不是我們要另起爐灶,而是國民黨爐灶里不許我們做飯”。不久,在王芸生讀了毛的《沁園春•雪》之後寫信給傅斯年,吐露出“以見此人滿腦子什麼思想也”(帝王思想)的感慨。之後他連續四天在《大公報》重慶版和上海版上連載《我對中國歷史的一點看法》長文,提出了“非人民自己起來管事不足以為治,也非人民自己起來管事不足以實現民主”思想。

然而,王芸生還是最終投向了這個充滿帝王思想之人,他後來自己的解釋是向“人民陣營來投降”。可毛所締造的王國真的是代表人民的嗎?王芸生此後的遭遇證明其當初的選擇是多麼的幼稚。

1949年就在王芸生剛來到“解放區”,天津《大公報》就被改名為《進步日報》,對此違反“承諾”之舉他亦無可奈何。5月,王芸生回到上海,6月17日,發表了《大公報新生宣言》,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剖析舊《大公報》“文人論政”的“反動”。此後儘管他還擔任了“新生”的上海《大公報》總編輯、社長,也擁有政協常委、人大代表等頭銜,但他的報業生涯從發表這個宣言的那一刻起實際上已徹底結束,也意味著他一向所堅持的獨立辦報原則徹底的破滅。

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他堅持“我有封建思想,但決不出賣朋友”。當時三家僅存的全國性黨外報紙中,《文匯報》、《光明日報》的總編輯徐鑄成、儲安平都已中箭落馬,如果不是毛金口玉言說《大公報》的總編輯就不宜再劃為右派,他是絕對無法倖免的。

1960年代初王芸生奉毛之命撰寫《1926年至1949年的舊大公報》,對自己最珍貴自豪的那一段歷史多有“批判”,其中的違心和痛苦後人難於體味。

文革爆發後,王芸生依舊免不了遭“批鬥”和“勞動改造”的命運,直到1972年中日恢復外交關係,因為1934年出版過權威性的《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一書,毛親點其名讓他“參加對日友好交流”,他才被“特赦”,以後就一直被當作裝點政治和外交舞台上的配角而使用。

可以說,直到1980年5月30日他黯然去世前,王芸生既不能像以往一樣暢所欲言,撰寫犀利的批判文章,也沒能完成多少有價值的其它事情。對於這樣一個曾經是才華橫溢的人而言,如此消磨時光,該是怎樣的痛苦啊!

據說王芸生臨終前對其兒子回憶往事,言語中充滿了悔恨之意。也許是“悔”自己天真的選擇葬送了《大公報》?畢竟在國民政府統治時期,雖然有新聞鉗制,但新聞依舊有一定的獨立和自由的空間;而在中共統治下,連這樣的空間也喪失殆盡。或者是“恨”中共的寡信輕諾?“恨”自己頂不住政治壓力違心自貶?其實,這樣的悲劇又何止王芸生一人呢?中共真是害人不淺。

2011-03-03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大紀元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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