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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問題是全球秩序崩潰的一個環節

對抗行政當局的政治擴張,這樣的裁決值得歡迎。林鄭當局已經是北京政權的等比例縮小品,追求政治主控一切。送中條例若得實施,香港的法系本質將會發生「顏色革命」。簡言之,香港問題已經是一場法系決鬥。

美國退出中導條約,以及或可能的退出世貿組織,是全球崩潰的標誌性事件。這樣下結論,不會遭到地緣政治學家的多數反對。但是,要說“當下的香港問題是全球秩序崩潰的一個環節”,肯定會引出較大爭議。

在雅爾塔體制確立之後,西方政治家普遍希望出現政治全球化。冷戰以西方勝利而結束,強化了西方的政治全球化願望。但是,因為中共採取了新的經濟全球化戰略即在全世界實施經濟征服,且對雅爾塔體制採取搭便車的態度,西方的政治全球化遭遇了毀滅性打擊。

中共以何種方式征服世界,只是策略選擇問題:毛時代採取的是輸出革命,習時代採取的是經濟征服。

導致西方今天的尷尬局面,西方的全方位綏靖是根本原因。不過,民主制度具有內在的妥協性,不論是在一國內部事務,還是在各國對外政策上,都這樣。沒有妥協,何談綏靖?

還好的是,民主有強大的自身糾錯機制。現在,“盎格魯—撒克遜體系”在民主政治中力抗狂瀾,開始謀求新的全球民主體系之建立。從這點上看,全球秩序崩潰不是壞事。補充一句:全球秩序崩潰的發端或者代價巨大的綏靖,不是發生在冷戰結束後,而是發生在冷戰中。標誌性事件是聯合國趕走“蔣介石的代表”,讓北京政權“代表中國”。公平觀之,後者代價巨大——實質性地造成台海兩岸的一邊一國,如果台灣不算一國怎麼會有法理與實際的邦交國家?

北京政權才是分裂中國的元凶。所以,它必須從政治倫理上高喊“統一”。

統一已經沒任何可能。為什麼呢?一者是,統一在政治全球化場景下,有政治倫理基礎,東西德國受益於此,現在,全球秩序崩潰發生,中國沒有了德國的幸運;二者是,從中國大陸播遷台灣的中國國民黨本身開始“去中國化”,黨號削去國名,而香港問題迫使該黨明確拒絕大陸的“一國兩制”;三者是,全球秩序崩潰不僅在組織體系、制度外形層面發生,還在法理層面展開,香港問題最好不過地說明了這一點,而台海兩岸的法理衝突更至不可調和。

這是說和平統一的政治倫理問題,武統沒有實現的概率。有戰,北京必敗,此敗換來大陸民主以及邦聯體制也不是壞事。關於武統問題不展開,以下集中說一下香港問題。

香港與台灣是英美法系的採納者,儘管兩者存在一院制的缺點。而是否未來兩者中哪一個改為兩院制,或者都改,本文不做探討。

英美法系絕對持守法律的被動性,不會出現“嚴打”。香港社會風潮又絕對吊起了北京政權的“嚴打”興緻,有人對香港法官“輕判”抗議者表示嚴重不滿。比如,盧俊希一案,若按香港發條“管有炸藥罪”可判被告十年,香港警方秉持北京旨意也是這樣想的。但是,香港法院做出保釋裁決,不僅在香港掀起“嚴打”沒可能,就是按香港法律撩上去、做定格也沒可能。

對抗行政當局的政治擴張,這樣的裁決值得歡迎。林鄭當局已經是北京政權的等比例縮小品,追求政治主控一切。送中條例若得實施,香港的法系本質將會發生“顏色革命”。簡言之,香港問題已經是一場法系決鬥。

大範圍看問題,法系衝突是全球秩序崩潰的一個特徵。台灣方面在此前吃過大虧,比如兩岸境外的電信詐騙分子很大比例的台灣人被遣送到大陸。也正是在經濟征服獲得法系優勢後,北京才想在香港“練練手”。

至於北京在哪個法系,應該說:第一,它不屬於大陸法系,儘管有些法律設置在法理上與大陸法系有重疊(源自蘇聯影響);第二,它是後冷戰的“全能政法獨品”,特徵是獨裁政黨絕對主導法律,加上黨首作為國安首腦。黨首作為國安首腦在左翼集權政治實踐中,從來沒出現過。形象地說,蘇共總書記沒有出任克格勃首腦的先例,由克格勃首腦成為總書記案例有之。

而今,習近平既是中共黨首又是中國克格勃首腦。同時,在取消政治局常委出任中央政法委書記後,習是常委中管政法的最高負責人。形象地說,政治局一般委員裡面出任中央政法委書記的人,實際角色就是秘書長。關於中共政法權能配置,這裡不多講。一句話:北京法系是全球唯一的,叫做“全能政法獨品”法系。

這樣的法系主導一國兩制,實施區域必然是衝突無窮。台灣接受它,“香港的今天,就是台灣的明天”。

全球秩序崩潰正在緩慢發生,新秩序構建同樣如此。本文預測是:以英美同盟為核心的“盎格魯—撒克遜體系”會在十年內完成一次秩序重構,當中不排除經歷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可能;台灣作為民主政體的實驗性在大中華地區更加突出,也將為全球秩序重構做出不可磨滅的貢獻,香港政治的抗倒伏功能會慢慢加強。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boxun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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