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劍濤
問：從政治學的慨念出發，「國家」、「祖國」和「政權」，這三個詞應該怎樣理解？
答：首先說明一下，這種詞語的混淆，可能屬於一種正常現象。因為在某種意義上，學術術語的嚴格性和日常用語的含混性在各個學科里都存在，而在政治學這一學科里則更嚴重。因為在我們日常生活中，以政治來代替政治學，成了一種慣性，所以政治學的術語基本上都已經變成了日常生活的術語。日常用語的含混性，已經徹底地把學術術語的清晰性給掩蓋起來了。但是，要認識我們的政治生活，對於這種混淆有必要清理。這是一個方法上的澄清。
從中國的政治生活來講，一般人們最容易混淆的一些詞彙，就是「國家」、「祖國」和「政權」。原因在於，中國人在日常生活中遇到政治大事，逢五逢十有大慶的習慣，一遇大慶就容易把嚴肅的政治學詞彙用來表達日常生活喜慶的感覺。本來這些詞彙是不能用來表達感覺的，它是有嚴格含義的，你一旦用來表達感覺，它原有的詞意就會出現模糊化的狀態，容易在它專指的含義之外產生歧義。
從政治學理論來講，「國家」跟「祖國」肯定是兩個有重大分別的概念。國家，主要是一個政治概念，如果說它的學術含義，主要有兩個層面：一個是指國家的形式結構，那就是人口、領土、主權這一形式上的結構；另一個是指國家的實質結構，即它的權力來源，政權採取什麼組織形式，人們通常從政體的角度來表明國家屬性。但是，一般人們使用「國家」這個概念，總會從主權的角度去看待，政治性非常強。現代國家基本的形式是民族國家，比如說中華民族、大和民族、大不列顛民族、美利堅民族等建立的主權國家。「主權國家」這一概念涉及民族國家的主權性，顯得非常莊重、嚴肅。
一個民族建立的國家，要求民族成員對它有一個認同。所以，我們一般以「國家認同」這個概念來表達國家忠誠。國家認同所表達的國家忠誠，主要是一種政治忠誠，這是國家這個概念的重要落點。國家當然有很多，在政體上亦有很多重要的差異，具體結構上、功能上更是有很多重要的不同，但我們基本上可以忽略這些差異，統一將之確定為一個政治建構、一個龐大的政治組織，這樣就可以認識清楚什麼是國家。國家在細節上的區分不用詳講，因為這與普通公民的生活關係不大。
問：顯然，「祖國」這個概念有一種歷史和文化淵源，與時間有關。
答：「祖國」，一般說來不是一個政治概念，而是一個文化的和社會的概念。它主要是指一個人出生的所在地，或者籍貫的所在地，或者祖上的所在地。一個人對祖國的認同，是一種情感認同、文化認同和社會認同，政治含義不強。因為我的祖國是一個國家，而我的政治國家可能是另外一個國家，這時，一個人的文化認同的對象和政治認同的對象就不統一了。在現代世界，祖國歸屬與國家認同，並不需要統一在同一個政治客體上。比如我的祖國是中國，但是我的國家是美國；或者我的祖國是德國，但是我的國家是中國，因為我加入了中國國籍。國家認同是以國籍作為判斷的。祖國的認同，主要是指一個人對生養他的祖宗，或那片土地和人民，以及這片土地和人民所創製的文化的認同。
「祖國」不應該與「國家」這個概念混為一談，否則就把一個人的政治認同、文化認同和社會認同混淆起來了。在政治學上，兩者有比較清楚的區分。但是兩者的混淆為什麼容易發生呢？原因在於，國家和祖國在形式結構上有交叉的要素。比如說，國家的形式結構，有領土，就是這片土地；有人民，就是古往今來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族群。因此，人們很容易把自己對這片土地和人民的文化、社會感情，投射到在這片土地和人民的基礎上建立的政治國家。於是，「國家」和「祖國」兩個概念就容易混淆了。
實際上，在國家和祖國之間，應該做出重要的區分，尤其是在一個全球化時代，跨國移民非常普遍的情況下。這樣的世界局勢把國家和祖國界分得越來越清晰明白，人們不能夠隨意混淆。一旦一個人把自己對祖國的文化、社會的認同，與自己作為一個公民對國家的認同混淆起來了，就可能使自己對國家的政治忠誠發生紊亂，進而導致他對自己祖國的情感發生紊亂。這樣就亂上加亂了，所以必須校正。
問：相對而言，「政權」這個概念更明晰一點。
答：「政權」，是指在國家的形式結構和實質結構上產生的當權機構。政權實際上有兩個含義。一個是指國家諸權力形式完全扣合在一起，也就是高度吻合的權力結構。這樣的權力結構與國家一樣，與主權相伴隨，穩定性非常強，連貫性非常強。另一個是指政權表現的具體形式。在現代政治發展中，政權總是與每一屆政府緊密聯繫。一般在現代政治生活中，政府是用某一屆來標誌其執政權力獲得期限的。因此，前者著眼的是其連貫性和穩定性，後者重視的是其階段性和替代性。這也是人們對政權加以認識時容易混淆的兩個含義。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常常以對國家層面政權穩定性的認知來替代對每一屆政府或執政者層面政權周期性的認知，藉此了解何為政權。這種了解方法是錯誤的。尤其是就後者來講，每一屆政府意義上的政權是必須更替的。現代政治學對這種政權更替的概括是，以一種政黨競爭性選舉執政者的方式，使得政權可以和平且周期性地更替。實際上，這也就使這一屆或連續執政一屆的政府，可以按照程序發生更替。
現代政權的和平與周期性更替，是保證國家層面政權穩定性的一個重要機制。在這個意義上，不認同後一種意義上的政權，不等於不認同國家意義上的政權穩定性。
問：不認同這樣的政權，就不能說他不愛國。
答：對。在這個意義上，一個真正負責任的公民，應該區分清楚，他對國家的政治忠誠，並不能夠完全下落為對每一屆政府的無條件忠誠。這是兩個問題。對每一屆政府來講，因為它所代表的執政者的意志、願望、政策、舉措，都會因為他選擇A不選擇B，而對A所代表的利益群體與B所代表的利益群體，會造成得失不同的結果，從而對這一屆政府所代表的政權，一定會產生不少的社會意見。這就是選舉式政治或按屆執政的政治總會讓人不滿的原因。這也就是要換屆，要更替權力的重要理由。
就具體執政的一屆政府來講，它不能永久執政的原因，就是一個社會需要解壓閥。這個社會以執政的周期性，來換取公民更廣泛的認同；通過換屆消解或舒緩對執政者的意見，來保證國家層面上的政權的穩定性。因此，每一屆政府的執政周期性，與國家政權的穩定性，是需要巧妙平衡的。如果只以國家政權的穩定性，來掩蓋住執政政權也就是政府的執政周期性，其實是不利於國家政權穩定的。因為這樣缺少了一個政府、社會、市場相互磨合的減壓閥。那樣會使得社會和市場與政府的矛盾不斷積累，以至於膨脹到非崩潰不可的地步，這樣反而對國家政權意義上的穩定性造成極其消極的影響。
但是，為什麼在國家和政府層面上的兩種政權穩定性概念容易混淆呢？那是因為政府實際上有兩種使命：一方面，它代表國家層面的政權的隱定性；但另一方面，它又只是周期性地代表國家政權的穩定性。在日常生活當中，人們很容易把兩個問題當成一個問題來對待。因此，一旦批評當政的那一屆政府，就會被誤認為是在挑戰國家政權的穩定性。從政治學上來講，這種誤認其實是違背常識的。
問：有的人一味站在政府一邊，把所有批評政府的人直接斥責為「賣國賊」、「不愛國」，這是完全錯誤的。
答：對。愛國家和愛祖國，這是兩種不同的愛國主義。愛國家是政治愛國主義，愛祖國是文化愛國主義。文化愛國主義和政治愛國主義不一樣。因為文化愛國主義深深紮根在自己對一片土地、人民、傳統、文化的深厚情感基礎上，在某種意義上，它的條件性是非常弱的。
問：它是一種自發性的情感。
答：不僅是自發的情感，也有自覺的因素。自發的情感完全是原生的，與這片土地和人民緊密聯繫，不能割捨。自覺，就是我對這片土地的眷顧，與我對這種眷顧如初的情感的判斷和寄託聯繫在一起。因此，愛國情感是自發和自覺因素並存的。就其整體來說，對土地和人民的情感因素，寄托在文化的土壤上，從而生長、發育和壯大。但是很顯然，愛國家這種政治情感和政治判斷，它最大的特點就是有條件的。只有國家首先愛護自己的每個公民，每個公民才能夠表現出愛這個國家的政治義務。愛國主義的政治義務和政治權利應該是對等的。不能說國家讓公民受了委屈，而公民還必須無條件地愛這個國家。如果國家讓公民受了委屈，公民的文化愛國主義可以是不變的，但是政治愛國主義就會發生悄然的甚至是明顯的改變。因為按照現代國家的契約理論來講，人民之所以起來組織一個國家，就是因為這個國家能夠使他們的自保和互保真正地落實下來。如果這個國家不能夠讓公民自保，也不能夠讓公民互保，公民怎麼可能無條件地在政治上熱愛這個國家呢？
問：如果這樣，就是奴隸，而不是公民。
答：對。我們不能把文化愛國主義換算為政治愛國主義，不能用無條件的文化愛國主義來要求人們展現政治愛國主義，甚至表現出無限的國家忠誠。這一點應該是一個現代國家的政治學常識。
問：在您看來，「祖國」和「國家」概念混淆的原因有哪些？
答：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可能是誤導。長期以來，我們的政治學教育已經被代換成了政治教育，這就造成了無心之失。政治教育就是忠誠教育，政治學教育則是強調公民對政治的理性判斷。政治學教育也要求大家忠誠於國家，但是這當中的祖國忠誠和國家政治忠誠需要有個區分。因此，公民的愛國主義具有更深厚的理性主義的支持，而不僅僅寄托在忽冷忽熱的愛國主義情感上。
因為情感可以來得很激烈，但情感一去，也可以變得很冷漠。我們不能習慣於愛國主義只是一種情感，而要把愛國主義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因此，政治的忠誠教育中應插入一些政治學的理性教育。這不是弱化愛國主義情感，而是讓愛國主義情感能夠得到理性升華。所以，某些時候我們應該習慣於把政治判斷升華為政治學判斷。政治判斷的情感因素還要政治學判斷的理性因素來引導，兩者不是對峙的關係。混淆政治教育與政治學教育的原因，基本上屬於無心之失，我們也不準備嚴厲指責。有些人基於國家穩定的好意，將政治忠誠和文化忠誠混淆，也無須對之進行「惡意」斷定。
但是有些人可能由於對現代國家缺少理性認識，產生一種盲目的愛國主義信念，並且訴諸國家權力，要求公民在有條件的政治忠誠和無條件的文化忠誠或者說情感忠誠之間不予判斷，以政治忠誠遮蔽或者掩蓋文化忠誠。這種故意的判斷，實際上增加了中國政治生活的混亂因素，而且無助於升華中國人的愛國主義情感。因此，這樣的愛國主義實際上把理性和情感混為一談。這種情感讓人們沒有判斷能力，其所鼓吹的就是盲目的愛國，把愛國當作一種單純的感情表達。這樣的感情表達，反而使人們不知道愛國主義為何物。這類愛國主義情感有時傷害國家長期利益、全局利益或戰略利益，人們不得其利，反受其害。這樣誤導人們混淆政治愛國主義與情感愛國主義或文化愛國主義，實際上是在降低整個民族的理性水平，降低愛國主義的持續性和可靠性。如果讓愛國主義成為一個受政治形勢擺布的、無法定形的狀態，那麼其強制性的政治動機肯定會導致最終傷害愛國主義機制的可怕後果。
問：搗襁糊導致思維的混亂。
答：對於這種狀況，我們應採取分析的態度，而不應採取籠而統之的態度。一方面，在人們的利益、願望、發展沒有受社會、政治傷害的情況下，這種混淆確實發揮了正面作用。在某種意義上，仔細地、嚴格地分辨政治愛國主義和文化愛國主義，容易導致人們在日常生活中，以一種書呆子的方式去處理那些並不需要嚴格處理的政治學問題。政治學問題的判斷，主要是專家判斷。普通民眾並不一定需要這種判斷，他們固然需要在理性上加以認知，但在日常行為中，並不需要去實現蔥花拌豆腐般一清二白的分辨。日常生活中，情感和理性是交織在一起的。
一個公民的愛國主義情感，主要是寄托在他與國家相宜的一種生活狀態之中。只要他在日常生活當中與國家處在相宜的狀態，就不必那麼嚴格地追究他在生活中和學術上，哪些概念應該如何嚴格加以區分，哪些界限應該如何嚴格劃分開來，對於他應該嚴守哪種邊界，而拒絕承擔邊界之外的任何義務，需要抱以一種中和的態度。嚴格的區分是過於苛刻了，以至於讓我們無法過正常的日常生活。
另一方面，當公民與國家處在一種不相宜的狀態，甚至有利害衝突的狀態時，那這個問題就需要另外討論了。此時，公民的愛國主義可能就變成了這種狀況：一些得利的公民集群和一些失利的公民集群之間有了對立情緒，這種情緒使得愛國和不愛國成了政治敵對陣營之間攻訐性的說辭。這種愛國主義的分裂，對一個國家而言，是最可怕的社會後果。這意味著社會分裂了。一旦社會分裂，這個國家的認同就難以整合。因此，在國家利益當中得利的人，絕對不應該以愛國主義作為工具，針對那些在國家利益分配當中失利的人，並對後者橫加指責。日常表達就是，強勢集團不能把愛國主義工具化，去對付弱勢集團。相反，強勢集團應該在國家的分利過程當中，去照顧或者滿足弱勢集團的利益訴求，這樣就有希望形成愛國主義的共振。
問：用一句俗話說，你不能得了便宜還賣乖。
答：對。今天中國確實因為貧富差距的巨大，對失利者而言，愛國主義表達的是得利者的傲慢；而對得利者而言，愛國主義表達的是失利者的怨恨。以傲慢對怨恨，就會使愛國主義失去社會認同的豐厚土壤，而成為人們相互指責的污名化詞彙，這就是一個國家運轉的非常嚴重的內在危機。一定要花大力氣，避免出現這樣的狀況。這對國家的向心性運轉是最有害的，因為它變成了國家的離心性運轉。一個國家一旦步上了離心性運轉的軌道，就會爆發總體危機。
問：您說的這種離心性，我覺得有一個明顯的表現，就是一些網民動不動指責別人是「漢奸」、「賣國賊」。這種盲目的情感導致了一個後果，就是被指責者反過來說這些人是「愛國賊」。
答：對。這種相互攻擊，顯示了愛國主義的分裂。實際上，這等於是讓國家認同分裂了，而國家認同的分裂背後是社會的分裂。這對社會整合基礎上的國家整合，顯然是不利的。尤其是當政者需要警醒，對社會的不同集群，不要以愛國主義劃線，特別是不以愛國主義作為政治劃線的根據。這樣才能夠真正整合整個國家的力量，使國家有向心性運轉，而不至於產生離心性傾向。
問：據我所知，美國的公民教育很發達，基本上不會出現這種觀念的混亂。但是，中國缺乏真正的公民教育，好像就只有您所說的政治教育。
答：中國的中學課程里有公民教育，但公民教育的政治忠誠內容多過了對公民辨認權利和義務能力的培養。這就使得公民對國家的責任和義務缺少理性認識。
忠誠教育需不需要？需要。政治教育也沒有錯，但是真正有良好結果的政治教育應該是公民教育。我們的政治教育應當向理性的政治教育轉型，在政治忠誠教育中插入更多的政治理性教育。對政治教育的理性認知，促使公民真正認識到國家對他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相應地，國家也會收穫公民對它的理性忠誠感。這樣就造成一種國家和公民之間相互緊密合作的關係，而不僅僅是一種在利益判斷基礎上作投機性選擇的關係。簡單粗暴的政治教育，常常導致悖謬性的結果：當國家能夠保護我時，我就忠誠於我的國家；當國家沒有提供給我庇護條件時，我可能頃刻間就喪失了對國家的忠誠。蘇聯長期的政治教育就是要公民愚忠，結果，當公民判斷國家不能夠保護他們時，愛國主義就立刻土崩瓦解，而且公民們對國家棄若敝屣，毫無眷顧之意。所以，蘇聯傾覆的時候，會出現「竟無一人是男兒」的悲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