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到非常痛苦和失望的是，我們當代中國的統治者，他們沒有悔悟之心！-辛灝年（圖片：Wikipedia）
2019年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大坎兒」，民間流傳的「逢九必亂」之說對中共的命運不是虛言，從美中貿易戰，到香港「反送中」，到台灣「反紅媒」，以及全世界越來越多的反共聲音，共同形成的全球去共化大潮到了勢不可擋的歷史階段。
這股歷史大潮的其中一位推動者就是辛灝年教授，尤其在中共建政70周年、中共統治搖搖欲墜的這個年頭裡，各地邀請辛灝年教授演講的安排接連不斷。本台節目製作人方偉也特別專訪了辛灝年教授。
辛灝年教授現在已是71歲高齡，定居美國。他的原名是高爾品，安徽巢縣人，在中國大陸時是著名作家，後專注研究歷史，來到海外後著有揭示中國現代史真相的歷史巨著《誰是新中國》。因對中國現代史深刻獨到的研究和見解，辛灝年教授被譽為「中國現代史忠誠守護者和代言人」。
在訪談中，辛教授從他的個人成長和成名，到他對歷史的學術研究和反思，再到他對台灣和兩岸未來的分析，等等等等，充滿理性和激情的侃侃而談更像是一場精彩的演講，而他早早就洞見中共之命運真相的真知灼見更是令人拍案叫絕。
我們把這次對辛教授的專訪整理成文（使用第一人稱），陸續發表，敬請關注。
調入大學、走出國門，為完成不能在國內撰寫的現代史著作《誰是新中國》
我調到了大學，就能夠通過學者訪問、互訪去做訪問學者，這樣我才能出國寫我這部《誰是新中國》。
1989年春節，我回到蕪湖老家，我中學同學跟我聚會，大年初一的晚上，幾十個同學跟我在一起。我相信他們不會害我的，除了幾個造反派頭頭他們永遠看不慣我，我也看不慣他們以外，其他的人都對我很好。在這種情況下，我就把我的革命的「復辟理論」和對中國現代史的看法告訴了他們。我的這些同學一點就通，一下子就認為我完全正確，並且預言我在學術上的成就將高於創作的成就。我心裡還有點酸酸的呢，但是，我下定了決心。
我八九年以後，全部的精力開始介入歷史。八九以後我只寫過兩個短篇小說，就不再寫了。一直到我九四年出來，那個時候，我的「導論」已經基本寫好，全書已經寫了三分之一，帶出來了。因為我知道，已經不能在家裡寫下去了，非要再寫下去的話，我就完蛋，我會被發現的。這就是我基本上的人生過程。
到了海外以後，其實我想得很簡單。我今天給別人的形象可能是一個非常厲害的反共學者，但其實我出來的時候，想法很簡單，就是這本書在國內不能寫，我只好到國外寫，這是一。第二個，要寫這部書，不說傾家蕩產，至少我在國內幾十年奮鬥所獲得的一切全部都要扔掉，孩子都要交給姐姐他們去管。因為我當時單身，帶著孩子過了4年，那麼多人要嫁給我，我都不要。為什麼？我知道，我要出國了，我不能連累她們。
我離開國內的時候父母已經過世了，在這樣一個狀況下，沒有任何人知道我出來幹什麼，我絕對沒有跟任何人講過。我只是在我臨走的頭一天晚上，告訴我一個遠房的外甥女，我告訴她：將來你要發現在共產黨的報紙上批判辛灝年這個人，告訴你，那就是我，是你舅。果然她到這兒發現了。
專注寫書，嘗受自由，只做己事，毀譽不問
我來到海外只想把這本書寫完，換個假名字，雖然很有意義的一個名字：辛亥年的諧音——辛灝年，寫完以後，官場也不知道我是誰，我也不要名不要利，我也不想靠這本書出名，也不想靠這本書發財，我把這本書寫了以後，就丟給一個朋友，讓他代我在海外出版，我就回去了。我當時就這麼想的，想法很簡單。
我當時這樣想過以後，到海外之前，臨動身的時候，我曾經對著鏡子對自己說過這樣的話（這個決心不好下的），我就說：高爾品啊高爾品，你這一輩子可能會遭遇非命啊！這是一句話；第二句話就是，不論是否遭遇非命，不論如何死去，我這一條路都要走到底了。
我帶著這麼個心念出來的，所以出來以後，就抓緊寫書，其它一概不接受。我出來以後，就被請到台灣綜合研究院，我一個記者也不見，任何採訪報導我都不接受，集中精力通過三、四年把這本書徹底完成。想法很簡單。
可是我也承認，到了海外以後，海外的華人陣營裡面關心國家命運、關心政治的這個陣營，裡面雖然非常複雜，但是畢竟還有這麼多人在關心著，它無形中影響了我，也使得我對政治的關心開始有所發展，對國家的前途更加關心。同時，也讓我親身嘗受到了自由和民主，我才覺得我們的人民也應該享受美國人民已經擁有的自由和民主。這對我後來出國以後20年整個思想的發展、人格的發展，都有很大的關係。所以我秉承了一條：不吃人飯，不拿人錢，只做自己的事，毀譽不問。我就採取了這麼個態度，就這麼做了20年。
我的人生一直生活在矛盾當中
講到我整個人生，小的時候10歲前，我應該說是過得非常優裕的生活，等到10歲以後，我就是人下人了，看盡冷眼，受盡欺凌。等我好不容易在20多歲，進入機關工作的時候，我是一個黨委書記做報告必須要我給他寫的人，可是因為我的成分不好，政工組一定要把我從機關里趕出去。我就一直生活在這種矛盾當中。
真正的翻身，是我當了作家以後，七六年我已經出版了一部長篇小說，那個長篇小說是違心的，是為了掙飯碗寫的，不可能不留下那個時代的影響。但是這部長篇小說裡面也保存了我的良心，當共產黨的電影製片廠和軍代表們要求我把這一部長篇小說改成電影，要加上走資派、加上批判周恩來的時候，我說了一句話，我說：周恩來死了，安徽作家的心都死了，我不會寫這樣的東西。我第二天就被北京的軍代表從北京押送上火車送回安徽了。這就是我的人生。
因傳世之作《細胞閒傳》險遭逮捕槍斃
我知道當作家的那些年裡面，我過上了人上人的生活。這個人上人的生活，我和很多人不一樣的地方是（我今天回頭總結我自己）：別人在過上人上人的生活以後，就開始象人上人一樣生活了。我在過上人上人生活以後，我卻在關心著那些仍然過著不是人的生活的人。同時，我在我的人上人的生活裡面所看到的東西，看到的陰謀、伎倆、腐敗，和對人民的無情，都深深地刺痛了我。隨著我人生的階梯越走越高，我所看到的黑暗和內幕越來越多。這是我這一輩子在做作家的過程當中，我沒有在紅地毯上走下去的原因，我也沒有在紅地毯上飄飄然的原因。這也是我在當作家的過程當中，就象幾年前哈佛有幾個教授看了我早期的小說，看了我八零年寫的那個《細胞閒傳》，他們當時就打電話告訴我說，難怪《誰是新中國》是你寫的，30年前你就這麼「反動」了。
我這部小說寫出來之後，當時全國大家都認為是傳世之作了。如果今天你看的話，你也會捧腹大笑。我寫的是蠻厲害的。我遭遇公安部副部長大鬧中國作家協會，說要逮捕我。幸好那時候我不在蕪湖了，蕪湖市委一個副書記、組織部長說，寫這樣的小說應該槍斃。
我想像我自己這一路走過來的路，我覺得沒有任何值得驕傲的地方，只有值得安慰的地方。所謂安慰的地方是什麼呢？那就是憑著自己對生活的真實感受，在進行創作的時候，真實地表現我們這樣的一個生活；當我提起筆來做研究的時候，研究歷史的時候，我認真地對歷史負責任。
我只能成為共產專制制度的揭露者
今天的我，其實對任何政黨不懷有偏見。但是，你做了什麼，你也得負責任！你坑害了人民，人民就應該能夠揭發你；如果你讓人民過上好日子，那我們當然可以表揚你、歌頌你。可是，我感到非常痛苦和失望的是，我們當代中國的統治者，他們沒有悔悟之心！他們依然為了保存自己的政權，保存他們的紅二代一代一代地傳下去，繼續堅持共產專制制度，繼續把馬恩列斯特別是馬克思當作自己的祖宗。到今天為止，還在留戀馬列子孫的地位，而不想回過頭來做中華兒女！叫我如何和你們同走在一條為祖國奮鬥的道路上？不可能！所以我只能成為你們的揭露者，我只能是這樣，把我自己這一生所看到的東西寫出來，不論是文學的，還是學術的，把我今天所得到的思想寫出來，讓我們的人民去檢驗，看看哪一條路最好；讓我們的人民能夠儘快地擺脫共產黨的專制血腥統治，也走向自由民主的明天，起碼和今天中國台灣人民一樣，有選舉的自由。
做想做之事，苦而幸福、矢志不渝、至終不悔
所以這些年來，我正是在這樣一種思想下，保持了我的一個基本精神。同時，也在名利得失的問題上，有了更深一步的淨化。我認為，對人生來講，一個人的一輩子啊，你要是能夠做你想做的事，那你就是最幸福的。我認為我這一輩子跟我的那些同學相比，我的很多同學很聰明、很厲害的，可是因為文化大革命，因為給他們高考時都30多歲了，很多人這一生沒有做出什麼成就，做著很平凡的工作，也就是餬口而已，所以歷史委屈了他們。我算僥倖者，歷史沒有委屈我。
我現在實際上生活也很苦，但是我在做著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因為是我自己想做的，做對了我高興，別人也沒法說我；我做得不對，做敗了、做錯了，遭受批評了，罪有應得，怪不得別人。我因為有這樣一個信念一直在平衡著我，所以矢志不渝、至終不悔。
（待續，敬請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