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Helen（右）和妹妹Jane（左）在華盛頓大學Suzzalo Library外面（受訪者提高）
「警察曾跟我說，如果這的監獄關不下會把你們關到新疆的大沙漠裡去，現在沙漠裡的監獄在擴建，在沙漠裡你多少天都走不出來。即使逃出了監獄，你也逃不出沙漠，必定死在沙漠裡。你在哪死的，你怎麼死的，你經歷了什麼，是永遠不會有人知道的。」—— Helen（姐姐）
「記得逃亡馬來西亞前，我跟父親見面對他說，我們要出國了，等著我們回來。」Jane回憶道。「我爸爸那時87歲，患有老年性痴呆，早已認不出我，但是卻說出一句：『到那再也沒人抓你了』。我現在還對這句話有深刻的印象。」——Jane（妹妹）
序言
北京西城區，是中國的權力核心區域，是中南海所在地，是世界聚焦的地方，也是一對姐妹心心念念而不能回的故鄉。
姐姐本是北京著名大學教工，妹妹本是國家建設部工程師。她們本有著幸福的家庭卻親歷文革迫害，目睹六四屠城；她們本過著優越舒適的生活卻在二十年中頻遭牢獄之災，期間流離失所十餘年，最後被迫在年過花甲之際走上逃亡之路；輾轉流離至馬來西亞生活卻依然面臨危險，最終在聯合國難民署幫助下遠赴千里之外的美國定居。這一切，只是因為她們不願放棄信仰。
這是一個在黑白顛倒的時代堅守希望的故事。
這是她們的故事。
（一）文革——兩代人的苦難
Helen歐和Jane歐出生在一個殷實的傳統家庭，父母都是國家幹部。除了Jane外，Helen還有一個妹妹，小她兩歲。她們的成長環境很簡單，父母都是正直本分、人緣口碑很好的人，親朋好友之間關係也都非常好。大家其樂融融，沒有勾心鬥角，致使這對姐妹都很單純。
但是，她們原本幸福令人羨慕的家在文革十年之間被拆成幾地不得團聚。
1968年，Helen的父親因為搞西方古典音樂被認為推崇「封、資、修」的東西，被冠以「反動學術權威」、「牛鬼蛇神」等罪名，被掛上牌子戴上高帽子押上台批鬥示眾，後來被強制洗腦並進行所謂的勞動改造。在這期間，Helen家中多次被抄。
1969年的一天，家裡來一幫人押著父親不由分說，強制搬家，搬到一個一居室的小套間。之後大妹妹16歲也被發配去了東北中蘇邊境上的建設兵團，家裡只剩下小妹一人。Helen講述，「現在還記得她幫母親煮飯洗菜夠不著水籠頭，需站在小凳子上的情景，小小年紀總是一人在漆黑無照明的樓道里進出的恐怖。」
Helen的大妹妹在黑龍江建設兵團被迫進行超強體力勞動，同時又因為出身受到歧視。「她因為父親是反動派及我家有海外關係而被視為異類，全團只有她沒被評為兵團戰士名稱，這對尚未成年不諳世事又性格好強的她來說壓力山大，精神受很大刺激。」19歲時大妹妹患了不治之症，病危之際回北京接受治療，「大夫說她能活過來是奇蹟」。
Helen的一個姑姑因為當年與其夫去了台灣，即使中共建政後一直沒有再聯繫，Helen一家也被認為有海外關係，「不僅父母那代人因此受迫害，我們這一代也從小背著政治不可靠的包袱被歧視。儘管我們當時都不知道有這麼個姑姑。」
年少時的經歷或許預示了她們日後坎坷的人生。在中年時，她們在京城見證了一場震驚中外的血腥鎮壓——六四。
（二）見證六四
「記得不久前在教授辦公室的牆上看到了那張著名的六四『坦克人』照片。教授說，每每看到這張照片時，人們關注的似乎都是那位勇敢的隻身站在坦克前的學生，但他更想知道駕駛坦克計程車兵當時的心理活動是怎樣的。」我對Helen說。她聽後，先是沉默不語，半晌後說：「我也同樣有興趣知道駕駛人的心情。按照我的理解，他應該是有良心的。當年許多年輕士兵都被學生講的真相打動了，只是軍命不可違而已。」
「學生那時真的做到心平氣和講真相。攔住過往軍車，到火車站登上列車給軍人講真相。很多農村士兵很年輕什麼都不知道，只知道來平動亂。很多軍人了解了真相對學生態度很好，學生給他們送水飲料食品。」Helen回憶說。
在某種程度上，Helen和Jane都是六四屠殺的見證人。
Jane的單位里有年輕的同事蹬板車去幫助往醫院拉屍體。
「在南禮士路的兒童醫院附近，我親眼看見一個被射殺的男子，他倒在便道的方磚地上，腦袋開了花，腦漿溢出，血沿著方磚的格子流出好幾米。」她與先生也都去醫院停屍房見過到處屍體的血腥場面，見過剛被打死後被拉過去的屍體。
「6月5號上午，路過復興醫院，當時醫院正在蓋樓，入口要走一段不過兩米寬的過道，印象最深的是那一路的血跡，感覺像是水壺澆出來的。然後好像是臨時的木板棚，地上是一灘一灘的血，明顯是一個一個的人躺過的地方……邊上有幾個窗戶，有人趴過去看，我去看了一眼，好像幾層的架子上，都是死人。那天天色陰沉壓抑，加上血澆的恐懼，我沒敢再看下去，我先生看了邊上的窗口，說裡面也都是屍體……」 Jane說。
「那些天，長安街近的街區時不時都會有人不知為什麼被追進來計程車兵射殺，我母親擔心我要穿越長安街危險，那幾天都不敢讓我去上班了。大家都互相提醒，有兵的路上不要有表情，目不斜視，憤怒或笑都可能招來子彈。」
Helen所任職的大學門前就是外地進京的主要公路，也是軍隊來去必經之路。她上班坐公共汽車要穿過東西長安街。她也見過被打傷滿頭滿臉流著血的騎車人向我們問最近的醫院怎麼走，也見過被打傷的軍人及當地百姓救助流血軍人就醫，更見過身邊的同事當場被中槍打倒的學生濺出的鮮血染紅的血衣。Helen說，「我校還有教師出校門勸說學生回校被過路軍車打傷了腳，我母親同事半夜下夜班回家路上中彈死亡。」
那一年的6月3日，Helen家舉辦晚宴給探親後即將返台的姑姑送行。「回來時我推著自行車，孩子坐在後座上。經過六部口路口要過馬路，被戒嚴衛兵狠狠罵了一句，說，你們不要命啦，帯著孩子還敢從這走？並轟我們繞過音樂廳後面去走。當時不理解他幹嘛那麼兇狠。」Helen回憶道，「到海外後詳細看了視頻才知道當時那個地方下午已經發生了坦克壓死學生的慘案，血流成河。只是我們不知道。」
木樨地是整個六四事件中傷亡最慘重的地方。
Helen回憶，當時在北京木樨地站滿了學生和市民，鎮壓部隊開槍第一撥兒子彈是橡皮子彈，那時大家都沒有跑開。後來射出真彈時不斷有墮胎血倒下，人們才意識到政府真對人民下狠手了，群情激憤。即使這樣，民眾也不退縮，躲到長安街兩側的灌木叢後面。那天到底死了多少人沒人知道。
過去30年中，一直有無數的人們不相信六四屠殺真實發生了。Helen無奈地說：「說六四沒開一槍在北京就是大笑話。在外地可能什麼也不知道，善良人聽到真相也不相信政府會對學生開槍。我們住在很遠的地方，睡熟的兩歲女兒都被槍聲驚醒了嚇得直哭，我用手堵住她的雙耳才哄著她，你想聲音多響。」
「長安街兩側建築上到處都是槍眼，很久以後才被補好。我們的辦公樓也被打穿好幾處，當時我就在場。好在我叫回了站在陽台上的同事，告訴他們部隊開過來了有危險，提醒同事們躲開外牆蹲在走廊里，避免了傷亡。部隊經過時果然對主樓掃射了很多槍。」
如同許多經歷了文革和六四的中國人一樣，Helen和Jane對社會與中共政府失去了希望，對未來感到悲觀，不知路在何方。
直到1993年夏天，一切都改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