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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延安整風中的流氓手段為之後政治運動積累經驗

不抗戰的毛澤東通過這場運動,不僅確立了自己在黨內的絕對權威,而且如海外自由作家凌峰所洞悉的那樣:毛通過這場整風運動還為他建政以後控制國家、控制幹部和控制人民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控制傳媒,箝制民眾的思想。二、控制幹部,使之服從領袖。三、建構完整的政治運動模式。

在抗戰全面爆發後,中共打著抗日的幌子,藉機發展壯大自己的力量,並時刻不忘記反對蔣介石和國民黨。除了在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採取了諸多措施外,在思想上,一方面,毛澤東苦心竭慮為中共奪權製造了一整套“革命理論”,即不抗日,但又要利用抗日以進行奪權擴張的理論;和不抗戰,卻又要利用抗戰以發展中共領導下的現代中國農民戰爭的理論,從而為中共的種種卑鄙行徑找到理論依據。

另一方面,在全中國人民艱苦的抗戰之中,發動整風內鬥,清除異己,從而形成了以他為代表的、以農村小知識份子為主體的領袖集團在中國共產黨中的領導地位,為將中國的共產革命徹底的改變成為一場傳統型的旨在改朝換代的農民造反,起到了至為重要的作用。這就是由毛澤東再次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延安整風運動,也是繼三十年代初中共肅反運動後的第二次大規模的血腥屠殺。通過延安整風運動,毛澤東徹底清除了黨內可以與己抗衡的人物和力量,從而確立了自己絕對的領導權威,直至1976年死去。

關於延安整風運動,2000年由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高華著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以下簡稱《紅太陽》)已然做了詳盡的敘述和分析。該書以翔實豐富的史料和眾多的典型個案將延安“搶救運動”的酷刑和慘狀及整風運動的活生生圖景淋漓盡致的展現在讀者面前,讓人們真正了解了不同於中共黨史學家所描述的整風內幕,以及更深刻的了解了中共血腥、殘暴的歷史。

整風運動的源起和恐怖的審查

根據中共黨史專家的描述,整風運動源於1941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幹部會議上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同年9月中共中央舉行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決定發動全党進行思想革命和解決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問題。1942年2月1日,毛在延安中央黨校的開學典禮上作了《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2月8日又在延安幹部會上作了《反對黨八股的報告》,中共的整風運動正式開始。4月3日,中共中央宣傳部發布了《關於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的報告的決定》。

1943年春轉入了審查幹部階段,陝甘寧邊區及華北、華中各解放區也先後於1943年夏季基本結束了整風運動,這些地方的整風運動多半是和審查幹部結合進行的。1943年和1944年中共黨的領導機關和高級幹部又展開了黨史學習。這次黨史學習主要是路線問題學習,批評了建黨以來,特別是六屆四中全會以來的黨內“左”右傾錯誤。其後,毛作了《學習和時局》的報告,對黨史上的幾個主要問題作了結論,全黨實現了在毛澤東思想基礎上的統一。整風運動就此結束。

從上述不多的文字中,我們不難看出:毛澤東發起這場運動的時間是中國抗日戰爭正進入關鍵的時刻,中國抗戰的長期、殘酷和艱苦,世所盡知,然而,毛澤東卻有功夫來研究中國革命的道路,並解決了未來政權的性質以及等等方面的問題,“形成了毛澤東思想的比較完整的科學體系”。其用心可謂是一清二楚。而其清除異己,確立自己的領導權威的目地也得以實現。

為了實現自己的目地,毛在這場運動中是極盡其所能,甚至採用了一些流氓手法。海外自由作家凌峰結合《紅太陽》提供的詳實資料認為:中共的整風學習運動就是一場痞子運動,主要有以下的表現:

一,毛公然篡改黨史。為了證明毛是所謂“正確路線”的代表,他在1940年冬到1941年12月,在胡喬木、王首道幫助下精心出版了中共秘密文件的集子,作為學習資料,即著名的《六大以來》,文集搜集了519篇重要文獻。毛在書中作了手腳:一種是刪除有礙毛形象的文字,例如在六屆六中全會上所做的《論新階段》的報告,被改為《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大刪對“蔣委員長”吹捧的文字;以後就振振有詞的清算王明在《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鬥爭》中稱呼“蔣委員長”若干次而證明他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

另一種是修改日期,如《中央蘇區第一次黨代表大會政治決議案》的形成期是1931年11月被提前到3月,藉以說明六屆四中全會的中央一開始就反毛,來掩蓋在11月以前其實他們同毛一起聯手批判另外一個中央領導人項英。毛用這些手法,把輿論都掌握在自己手裡,一些領導人有的恐懼“紅色恐怖”,有的“顧全大局”,聽任毛為所欲為,並在意識形態上一統全黨。而這種篡改歷史的做法一直延伸到今天。

二,完全不顧政治道德的“引蛇出洞”。為了打擊政敵,在整風開始時,毛好話說盡,以便達到“引蛇出洞”的目地。順著毛的這個思路,丁玲發表了《三八節有感》,王實味發表了《野百合花》後,他們遭到了厄運,王實味還因此還丟了腦袋。

三,毛澤東的流氓語言。毛澤東為了批判王明、博古、張聞天的留蘇派,在1942年所做的整風報告中不惜把他們罵為“連豬都不如的蠢貨”,把書本知識貶得一文不值,用流氓語氣說:“書是不會走路的,也可以隨便把它打開或者關起。……這比大師傅煮飯容易得多,比他殺豬更容易。你要捉豬,豬會跑,殺它,它會叫,一本書擺在桌子上,既不會跑,又不會叫,隨你怎麼擺布都可以。”這些言論從延安出走的老革命都有披露。

毛在講這些話時,台下還爆發笑聲,自然是那些“工農兵”在笑,毛澤東以此拉攏他們,其中不少就是屬於同類的流氓無產階級,知識份子怎麼笑得出口?但是這些痞子語言成了經典。因此同年3月9日延安《解放日報》一篇由胡喬木起草、毛澤東修改的《教條和褲子》社論中批判那些“紅色教授”,要他們“脫褲子”,因為“問題發生在他們的貴體下”,還因為褲子下“躲著一條尾巴,必須脫掉褲子才看得見”,而“各人尾巴粗細不等”,因此割尾巴所需“刀的大小不等,血的多少不等”。這種粗俗、暴力、血腥的流氓腔文章就是中共中央機關報的社論和評論文章!

在《紅太陽》和其他披露的一些材料中,我們可以一窺整風的恐怖,殘酷無情和充滿了血腥。

1942年12月,延安的秋夜,已有幾許寒意,但是,窯洞里卻燈火通明。……一批批外來的青年知識份子正在被搶救……歷史稍微複雜、社會關係又不甚清晰的懷疑對象,正在一批一批地集中起來,被送到反審機關審查……1943年4月10日以後,審干由內部轉為公開,開展了群眾性的坦白運動……特務一批一批被查出來,真可謂已經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而外地來的同志也逐漸的人人自危了……有的單位對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成員進行搶救,使正常工作處於停頓狀態……

同年7月15日,康生在中央大禮堂召開的中央直屬機關幹部大會上,作了“搶救失足者”的報告。他在這個報告中號召:“無論青年人、老年人,無論男人、女人,無論是自覺地為敵人服務,還是不自覺為敵人服務,我們共產黨中央號召你們趕快覺悟吧,號召你們不要再為敵人的第五縱隊服務了。”(按:康生在這裡所指的敵人和第五縱隊,是指國民黨而不是指日寇)他還告誡說:“不要放鬆一秒鐘的時間,失掉這個最寶貴的時機,將永遠陷於萬劫不復的境地。”

康生的這個報告曾被稱為恐怖的信號。這個報告把反奸鬥爭推向了高潮:從延安到各根據地,從黨政軍民學團體到市民群眾,從城鎮到農村,直至到監獄內,由此開始了全線進攻,大搞坦白檢舉……監獄的情況更為嚴重。根據當時被關押在邊區保安處的陝西省黨員朱子彤回憶說:“搶救運動開始,各窯洞都發了康生搶救失足者的報告,學習了這個文件就亂了套,窯洞內大搞車輪戰,都在公開案情、分析、規勸。”“徹夜的揭發、分析、規勸,不達目地,規勸不止,逼著大家交代問題……有時還押著被關押的人去參加機關的搶救大會……有時組織被關押的頑固分子到群眾大會上去坦白交代……”

在康生的搶救失足者報告影響下……開始出現嚴重的逼供現象,並且手段繁多。手段之一:主觀臆斷,指鹿為馬;手段之二,欺騙恐嚇,詐騙口供;手段之三,酷刑折磨,刑訊逼供……據一個縣委擴大會議記錄記載,縣委書記、區委書記都打過人。縣委書記打人約十七人次,挨過縣、區領導打的有九十一人次,私自被關押的二十九人。……據當時任靖邊縣統戰部長的陳元方同志回憶說:“逼供有精神上的,肉體上的。精神和肉體的折磨有時交叉進行,有時同時並進。精神上的是找被審查者談話,施加種種壓力,威脅,甚至誘供。比如承認可以戴大紅花,吃好的,保留黨籍等等。肉體上的有車輪戰、坐小凳、五花捆綁、假槍斃等等……。”

有一個從淪陷區到延安的進步女青年(當時只有十九歲),由於她的親屬中有一人是漢奸,這個女青年便被懷疑是日本特務,將她逮捕關押。審訊她時,三天三夜不給她睡覺,並且威脅她說,如果再不承認是特務,就放兩條大蛇到她的窯洞里。她被嚇得按照小說《雙城記》里的情節胡編了一套假口供……在搶救運動中,發生過為了逼出口供,對被審訊人員施以各種各樣的肉刑或變相肉刑、甚至把人打死的情況。

據關中分區一個縣統計,他們採用過車輪戰、壓杠子、打耳光、舉空摔地等二十四種肉刑。延安青年劇院為了逼一個趕大車的人承認是特務,捆綁吊打,活活折磨致死……僅延安一地自殺身亡者就有五、六十人……不僅青年知識份子受到搶救,一些老幹部也受到迫害,例如陶鑄……,一些娃娃也被坦白為特務分子。

據當時的《解放日報》報導,綏師已有一百六十餘人覺悟改悔,在大會上自動坦白者二百八十餘人,被揭發者一百九十餘人。一個十四歲的小女孩劉錦梅走上台,只比桌子高一點,坦白她參加了“復興社”。十六歲的小男孩──馬逢臣,手裡提著一大包石頭,坦白他是石頭隊的負責人,說這包石頭是他在特務組織指使下,謀殺人用的武器。綏師的控訴會一直開了九天,在這些十幾歲的小孩中,最後竟挖出了二百三十個特務,占該校人數的百分之七十三。

經過搶救,延屬各縣共挖出二千四百六十三個特務,軍委三局電訊學校二百多人,竟挖出一百七十個特務,中央秘書處六十餘人,也挖出了十幾個特務,西北公學五百多人,只有二十人沒有被搶救,百分之九十六的人是特務……搶救運動造成很大危害……正常的工作秩序被打亂……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錯案……有些人經受不住冤枉折磨而自殺……造成互相猜疑,人人自危,在精神上留下了深重創傷……

“一九四三年夏秋之後,各機關、學校大門緊閉,門口由警衛把守,延安的人們已中斷互相來往,‘誰也不敢理誰’,在偌大的延安城,也需持介紹信才能辦事。入夜,延安萬籟寂靜,聽不到一點聲音,陷入一片恐怖、沉寂之中。”

整風運動的結果——毛權威的確立和專制統治手段的積累

在中共這場整風運動中,與毛持有異見的人如王明等,均遭到了迫害和清洗。還出現了大量冤假錯案,錯殺了至今尚無確切統計數位的無辜者。

而毛澤東為了掩蓋這段歷史,在建國後將參與整風運動的自己得力幹將劉少奇、高崗等人都先後清洗。而逃亡蘇聯的王明在他的《中共五十年》一書中,就指延安的整風運動是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的“演習”。然而,相同的是,都是整風整人、製造冤假錯案和極端殘暴殘忍;不同的卻是,文革是處在毫無外患內憂的和平時期,而延安的整風則是處在全民抗戰、國家存亡絕續的關頭。

如果國民黨、蔣介石在此國難當頭之時,也來了這樣一場整風運動,也大搞一場深挖共產黨特務或其他種種特務的運動,也製造了如是之多的冤假錯案,則中華民族大約只有亡國這一條路了。反之,中共之所以在國難當頭之時,膽敢如此整風整人,大興冤獄,歸根結底一句話,就是因為它不抗戰,假抗戰所致。

而不抗戰的毛澤東通過這場運動,不僅確立了自己在黨內的絕對權威,而且如海外自由作家凌峰所洞悉的那樣:毛通過這場整風運動還為他建政以後控制國家、控制幹部和控制人民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控制傳媒,箝制民眾的思想。

高華根據對當時延安傳媒,特別對喉舌《解放日報》的研究,認為該報總編輯陸定一和當時的中宣部代部長鬍喬木已經建構了毛澤東新聞學的框架,“最顯著的特徵是將政治功利性視為新聞學的本質,而否認新聞具有超階級性屬性的觀點。”主要有幾點:

1,“黨性第一”的原則。胡喬木說,黨報“要在自己一切篇幅上,在每篇論文,每條通訊,每個消息……中都能貫徹黨的觀點,黨的見解”。也就是“黨性”要充斥在傳媒的每個細胞里。

2,反對“虛假真實性”的原則。陸定一提出了一個有名的口號:“把尊重事實與革命立場結合起來”。考慮上面的第一個原則,“事實”和“立場”哪一個重要也顯而易見。

3,新聞的快慢必須以黨的利益為原則。他們說:“該快的快”,“該慢的慢”,“有的壓一下才發表,有的壓一下不發表”,一切必須聽命於黨的領導機關和最高領袖。

4,運用報紙指導運動的原則。在運動初期和達到高潮的一段時間內,集中報導,形成宣傳規模,用以教育幹部和群眾,震懾和打擊敵人。

5,新聞保密和分層次的原則。供領導幹部閱讀的參考消息就是那時開始發行的,這也是領導人的特殊權利之一。

現時一再發出的新聞改革呼聲都沖不破這五個框框。

二、控制幹部,使之服從領袖。

1,以政治學習來洗腦。內容是聽報告和學習文件:聽報告是聽領導人報告或傳達報告,學習文件有二十二個“幹部必讀”的文件。中共建國後直到今天還在學習所有領導人的所謂著作。

2,交代問題和相互揭發。交代問題即所謂“向黨交心”;相互揭發則以“小廣播”為題,包括黨的機密,對國內外大事、本單位等有背離中央精神的私下議論,人們一下陷入“紅色恐怖”之中。

3,建立幹部檔案制度。面對來自五湖四海的幹部,要他們寫自傳,詳細填寫履歷表,存入檔案,而且要反覆寫,看有沒有漏洞和矛盾。還要寫“反省”筆記,並且建立抽查制度。中共建政後發展為要寫每個階段的思想小結,然後組織評定,存入檔案。

4,等級制度逐步完善。王實味當時已經指出延安“食分五等,衣著三色”。大、中、小灶制度一九四○年就在全黨推行。接著還有以幹部級別為基礎、由領導介紹批准的婚姻制度,以及領導幹部的保衛制度等等。領導幹部一旦犯政治錯誤,他們享有的特權也隨著消失,因此助長他們倒向權勢而昧於事實和自己的良心。

利用政治運動一統全黨

三、建構完整的政治運動模式。

1,引蛇出洞,摸底排隊。“站隊”正確與否,此時見分曉。一九四二年春寒料峭時,毛澤東發出整風動員報告,引出了丁玲的《三八節有感》和王實味的《野百合花》,結果他們都挨整,王實味最後還被殺。而後來五七年上當的是“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上當的是跳出來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劉少奇和鄧小平;八○年代以胡耀邦為首的改革者也中箭落馬。

2,另起爐灶向原來的權力機關奪權。文革初期毛澤東以中央文革小組取代政治局;在延安整風初期,一九四一年九月成立“中央高級學習組”,一九四二年六月乾脆成立中央總學習委員會,由毛澤東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領導運動,取代了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的大部分職能。

3,採取激烈手段,達到目地後再道歉。中共的政治運動方式向來是熱發動、冷處理。先用逼供的精神與肉體折磨的激烈手段獲得“成果”,然後據說是避免處理時傷害太多人而冷處理,甚至用道歉、平反等方式緩和矛盾。延安整風後期的一九四四年,面對不滿的幹部,毛澤東被迫在一些場合脫帽道歉,但是拒絕承認“搶救運動”為錯誤運動,避免政敵“翻案”。毛澤東在文革後期也說文革是“七三開”,鄧小平也只認為反右是“擴大化”。

中共積累的上述種種手段和經驗,在其後五十多年的專制統治中得以不斷運用,甚而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中國人民在這樣的統治下的生活情況可以想見是多麼悲慘,但是更為悲慘的是中共的高壓統治和愚民宣傳讓中國人民越來越麻木,越來越意識不到自己悲慘的處境。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多維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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