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山縣槐店人民公社1959年秋災，全社平均畝產172斤，總產1191萬斤，公社黨委報畝產626斤，總產4610萬斤，縣裡分配徵購任務是1200萬斤，超過了全公社的實際總產量。為了完成徵購任務，他們不惜採取一切手段，大搞反瞞產，把群眾僅有的一點口糧搜刮一空。食堂普遍停伙，死人現象相繼發生。劉文彩和公社黨委把食堂停伙死人歸於富裕中農進攻、階級敵人破壞，歸結為兩條路線的鬥爭在糧食問題上的表現。反瞞產鬥爭持續8個月之久，60、70天內粒米全無，造成人口大量死亡。
被打的有3528人，當場打死群眾558人，打後致死的636人，致殘的141人，迫死14人，打跑43人。
除了毒打、腳踼、凍、餓外，還採取了冷水澆頭、拔頭髮、割耳朵、竹籤子穿手心、松針刷牙、點天燈、火炭塞嘴、火烙奶頭、拔陰毛、通陰道、活埋等數十種極為殘忍的酷刑。
原公社黨委書記江某等指使炊事員把13個到公社要飯的小孩拖到深山，全部活活凍餓而死。
廣大群眾處於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的絕境，骨肉不得相顧。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遺棄子女，拋屍路旁。全公社有381人因飢餓難忍破壞屍體134具（作者註：這裡說的「破壞屍體」就是從屍體上割肉回家吃）。……
在正常情況下，如果遇到饑荒，或者得到外界的救助，或者外出逃荒。但是，在當時的制度下，農民沒有求助和外出逃荒的權利。各級政府千方百計地對外封鎖飢餓的消息。警局控制了所有的郵局，向外面發出的信件一律扣留。中共信陽地委讓郵局扣了1萬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為了不讓外出逃荒的饑民走漏消息，在村口封鎖，不准外逃。對噎外逃的饑民則以「盲流」的罪名遊街、拷打或其他懲罰。
根據毛澤東的喜好和宣導大辦公共食堂，是造成農民餓飯和死亡的重大原因。此書作者根據資料分析認為，如果沒有公共食堂，餓死的人數可能減少三分之一，在有些地方可能減少一半。大辦公共食堂的過程，就是前兩個月吃飯不要錢，大吃大喝，然後鬧饑荒的過程，就是強迫農民入伙，統一用糧，沒收鍋碗瓢盆，誰家冒炊煙抓誰，使農民家徒四壁、一無所有。
公共食堂的最大危害是「把無產階級專政貫徹落實到每一個人的肚皮」，幹部掌握了讓誰吃飯和不讓誰吃飯的權力，同時得到多吃多占，搞特殊化的基地。
政府和幹部濫用權力使餓得快死的農民雪上加霜，他們派民兵圍、追、堵、截，設卡抓捕，不讓農民逃荒，斷了饑民的最後一條求生之路。
中共共領導面對自己一手製造的大慘劇，編造出大饑荒是出於「三年自然災害」和「蘇聯修正主義逼債」的謊言，把罪責推給老天爺和蘇聯，長期以來，「三年自然災害」和「蘇修逼債」成了中國人回顧大饑荒年代的口頭禪。《墓碑》對此作了詳細的考證和有力的批駁。
楊繼繩引證權威的氣象資料和權威的氣象學家的觀點，說明1959至1961年是正常年景。中國地域遼闊，每年發生天災在所難免，但這3年的自然災害並不比其他年分嚴重。
他進一步指出，歷史資料表明，糧食產量和天災之間並不存在正比相關關係，在大饑荒期間，中國政府以巨額資金和物資援助一些國家，其中許多國家的生活水準大大高於中國。在農民大量餓死的同時，大量糧食被用於出口，1959年與1957年相比糧食減產，但出口量增加一倍以上，創造糧食出口歷史最高紀錄，這個數量夠2450萬人吃一年。
1960年，在大批農民餓死之際，當局不僅沒有考慮開倉放糧，反而刻意繼續增加國家糧食庫存，這一年餓死人最多，而國家尚有幾百億斤糧食庫存。
當毛澤東得知信陽發生餓死人的嚴重事件時，他說事件的性質是階級敵人竄奪了領導權，是反革命復辟，對勞動人民實行瘋狂的階級報復，解決辦法是實行民主革命補課，這導致對基層幹部大規模的鬥爭、撤職、逮捕。
有人曾辯解說，毛澤東在3年困難時期也和全國人民同甘共苦，不吃肉。此書引證官方出版物說明，毛的一份西餐菜單記載了各式風味的魚蝦共有17種。另一位知情人說，醫生鑑於豬肉膽固醇高，建議毛不吃豬肉改吃牛羊肉。在此期間，各地為毛和一些政治局常委修建的別墅、賓館豪華程度超過國賓館。
十分人禍無關天災
前全國人大代表香港代表團團長吳康民高度評價楊繼繩及《墓碑》。說他是一位治學嚴肅、搜集資料豐富，而又思想開放、大膽敢言的作家；《墓碑》是繼楊繼繩此前出版的《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內容涉及訪問趙紫陽的敏感題材）、《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等著作後，「對中國現代政治史的一大貢獻」。
吳康民指出，楊繼繩的「墓碑」，觸及大規模的「人禍」，揭露了極大的「黑暗面」，書中強調四點，一、中國大饑荒的真相長期不為人知，大多以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搪塞民眾，其實完全是十分人禍，沒有天災。
二、一般人們知道河南省當年餓死了300萬，卻不知道中國死人最多的省分是「天府之國」四川，保守估計為1000萬人。原因是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跟毛最緊，四川揭蓋子最晚。大饑荒與反右打壓敢言者有直接因果關係，大饑荒是文革的重要起因。
三、人吃人不是特別的例子，而是普遍存在，有明確紀錄的已達3000多例，其中紀錄有一次政府把吃人者與煮熟的人肉拿到會場批鬥，結果群眾飢餓難忍，一人說：「我也嘗嘗！」眾人蜂擁齊上，批斗大會變成搶人肉、吃人肉大會。
四、中國大饑荒的影響超過文革，其死亡人數相當於全世界二次大戰死亡人數的總和，當然也遠遠超過8年抗戰中國死亡人數，大饑荒死亡數相當於向中國農村投了450顆廣島原子彈。
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美國哈佛大學博士丁學良稱此書為「你不能不看的墓碑」、「一本值得尊敬的書」。他說：「我從來沒有寫過任何書評，因為沒有時間。可今天，在回顧中國改革發起30年的時候，我卻要破例寫一次，因為《墓碑》太有價值、太有意義了…。」
丁學良指出，此書在香港一上市，西方的好幾家大報刊即用嚴肅書評予以反應，對它評價極高。他也認為這是他20年來所讀到的研究「大躍進」著述「最全面、最實證、有最多第一手資料和最多細節的一部傑作」。儘管他一直關注這方面的資料，但這部書「依然讓我吃驚─有些細節我都看不下去，時常要放下來，喘一口氣，因為裡面的內容太沉重了」。
楊繼繩表示，這本書題材沉重，估計出版後會讓他面對更大的政治壓力和風險，但是追尋真相的使命、反省歷史的責任，讓他「必須給自己一個交代」，也為父輩和那個時代立起一座文字的、也是更永久的墓碑。
「我堅信，在中國，總有一天極權制度會被民主制度取代。這不是很遙遠的事情。……在極權制度徹底死亡之前，我提前為它立了個墓碑，讓後人知道：人類社會在歷史的某一階段、在某些國度，曾經有一種以『解放全人類』的名義建立的、實際是奴役人類的制度。這個制度宣揚並實踐的『天堂之路』，實際是死亡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