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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丹:中國無緣諾貝爾獎是中共暴政的結果

在2019年諾貝爾獎被陸續揭曉之際,中共黨媒第一時間發表社論,寫下了“中國人,完全可以用一種淡定、從容的態度看待和關注諾貝爾獎”的“悲壯”之語。因為在“厲害的國”看來,“這只是一個獎”,“不是反映當前各國科學和文化最高水平的唯一指標”,並且“評獎結果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制於委員會的主觀傾向和評委額們的內部鬥爭”。

對於這種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的解讀,人們大概會有兩個顯而易見的疑問。比如,諾貝爾獎若不是“唯一指標”,那麼其它的指標又是什麼?不妨請中共列舉一二,並展示一下您治下的獲獎情況。但黨媒卻並未言及其它。儘管對諾獎的權威性表示質疑,但中共仍把70年來中國國內僅有的兩名諾獎獲獎者——屠呦呦和莫言又誇了一遍。不過,對另一位獲獎的法籍華人高行健隻字不提。

看來,得諾獎還是很了不起的,否則中共也不會藉此來往自己臉上貼金。至少,在中國真正的科研工作者心中,諾獎還是很有分量的。因此,就在黨媒要求,面對與諾獎再度擦肩而過,中國人要“淡定、從容”時,國內的科學網卻公開發出了“中國離下一次諾獎還有多遠”的疾呼。該網撰文稱,“今年的諾獎自然科學獎項或許能給中國科學界帶來一些啟示”。

在總結歸納出的四點啟示中,尤值得一提的就是“啟示四:科學,向生命致敬”。在其下方,有文字寫道,“人類最熟悉和最陌生的都莫過於生命本身”,“真正偉大的科學探索,其目標不是為了求名得利或嘩眾取寵,而是為了全人類的福祉,為了在探索生命奧秘的同時,向生命致敬”。

近代的自然科學源起於西方,然而,被中共竊取其果實之時,就已拋棄了“向生命致敬”的實質與精神。中共執政幾十年來,中國已成為科技泛濫的奇葩國度。西方的科研成果看似為中國人提供了諸多便利,但實際上,卻一直被中共拿來行惡,當作踐踏無數國人尊嚴與生命的利器。

在罄竹難書的惡行中,信手拈來的就是轉基因。早在2013年10月,中共在北京召開“再論轉基因與國家安全研討會”時,就有專家指出,“轉基因會從根本上滅絕人類,是邪惡技術”。儘管如此,中共官方仍置國人及其後代的生命於不顧,不僅讓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給主糧頒發轉基因安全證的國家,並且“批准進行各類轉基因生物安全性評價中間試驗974項(次)、環境釋放369項(次)、生產性試驗228項(次)、商業化生產32項(次)、頒發安全證書1110份”。

除了轉基因之外,中共還利用網路技術,侵犯中國人的知情權和隱私權。如今,惟一的兩個用不了谷歌的國家中就有中國。在中共打造的“防火長城”以及對國民進行監控的金盾工程、天網工程、雪亮工程面前,中國人既無自由、也無尊嚴。別說“向生命致敬”,是凡對生命有最起碼的尊重,也不會把這樣的損招用在人身上。從“槍杆子裡面出政權”到後來的暴力治國,中共對生命的踐踏是一脈相承的。

幾十年來,中國人在備受踐踏的過程中,完全喪失了自由與尊嚴。然而,人類的發展與創造從古到今都離不開這兩大要素。埃及不是早就發現了,金字塔其實是由當地“具有自由身份”的農民和手工業者,而非30萬奴隸所建造的嗎?然而,這一驚人的科學發現卻是瑞士一位鐘錶匠的研究成果。

曾被關進監獄的他發現,在獄中無論如何都不能製作出誤差低於1/10秒的鐘錶,但在入獄前,他卻能輕鬆造出誤差低於1/100秒的鐘錶。在他看來,“在過分指導和嚴格監管的地方,別指望有奇蹟發生”,“一個鐘錶匠在不滿和憤懣中,要想圓滿地完成製作鐘錶的1200道工序,是不可能的”。

這種因果關係倒是很精確的回答了中國科學網提出的“中國離下一次諾獎還有多遠”的問題。在中共不把人當人的奴役與控制下,除非偷盜它國技術,中國的科技界“別指望有奇蹟發生”。如果中國人繼續生活“在不滿和憤懣中”,繼續接受中共的愚民術,那麼想擁有跟民主國家、自由社會民眾一樣的智慧與創造力,幾乎“是不可能的”。

可以說,沒有對比,就看不到差距。當中國再次無緣諾獎時,日本卻傳來了繼2000年到2002年連續三年摘得“諾貝爾自然科學獎桂冠”之後,今年又獲得了這一桂冠的消息。連中國的輿論界都很感慨,“日本在邁入21世紀的最初20年里,平均每年獲得1枚諾貝爾自然科學獎獎牌,將過去的諾貝爾獎強國——英國、德國、法國遠遠甩在身後,令國際社會驚嘆不已”。

日本的科研奇蹟是如何打造出來的,出產諾獎最多的名古屋大學副校長渡邊芳人給出了最佳答案。他在2009年接受記者採訪時指出,“名古屋大學的校訓是‘做有勇氣的知識分子’,其含義不僅僅是培養獲取已有知識的人才,而且是有勇氣抱著懷疑精神進行研究的人……”

日本的大學如此看重知識分子的勇氣,說到底,源於日本政府決不敢打壓普通老百姓、甚至底層人民的勇氣。就在東京將要召開奧運會之際,一個有勇氣與政府對抗的日本農民火了。此前,為了開奧運會,成田機場要擴建跑道,他家的菜地就位於被規劃徵收的私有土地上。這位全世界最牛釘子戶抱著“多少錢老子都不搬”的勇氣以及“我在這片土地上不用農藥就能做好有機農業”的意願,就敢公開跟政府唱反調。在政府眼中,他“不僅讓東京奧運會的交通難題無解,更是嚴重影響日本的國家形象”。

一個“螻蟻”若在中國敢這樣“造反”,早就被政府的推土機碾成肉泥碎骨了。中共治下,因強拆造成的冤魂、冤案恐怕都難以計數。然而,令中國人想都不敢想的是,日本當局不僅沒敢碰人一根手指頭,還乖乖按照“夜間不能起降飛機”的法律條款,每天都按時關閉機場,惟恐影響了人家晚上睡覺。

更令人稱奇的是,就在日本政府把這個“螻蟻”、這個“恨國賊”的“個人權利凌駕於國家之上”時,全世界的土豪們竟然開始考慮,要“把一生的財富向日本轉移”。他們如此放心,就是因為“當日本政府連社會最底層的農民都打不過時,還能打土豪嗎?”這樣的想法印證了一個事實,那就是只有農民、土豪、外加知識分子,這個國家的每一個角色都不怕被政府打壓,才能聚積財富、網羅人才。

然而,在中共治下的中國,農民、土豪、知識分子等各階層民眾普遍缺乏“免於恐懼的自由”。被中共老大哥盯著一舉一動、甚至思想、情感的中國人,既不敢想、也不敢做,只能靠逆來順受,勉強讓自己吃飽了不餓。如此,紅朝只能出產犬儒,而看不到真正的知識分子;只能製造“高分低能”,而難見諾貝爾獎得主。中共這個暴力政權惟一能打造的,只是無數愚民和懦夫而已。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大紀元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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