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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中國大學的生態環境

作者:

中國福建省廈門大學教授尤盛東因在課堂上發表政治言論遭校方解聘,引發社會輿論的強烈反彈。

主持人:陳奎德

座談人:夏業良教授,經濟學家與政治評論家

一、中共的反智主義的極致

近日,紐約時報報導,曾在廈門大學任教的尤盛東因為批評中共領導的宣傳口號與官方貿易政策等言論,而遭學生舉報,隨後被開除。

在本該是安心教書的古稀之年,71歲的經濟學教授尤盛東卻在美國多地奔波往返,尋找能為他提供三尺講台的美國大學。

尤教授的遭遇不是個案,它反映了習近平時代中國知識界的巨大困境。

2013年以來,官方加強了對知識界的鎮壓。

被開除或停職的大學教授:尤盛東譚松史傑鵬許章潤,張雪忠、李默海鄧相超……等等(李默海被懲罰的原因也是「在網路上發布錯誤言論」——指李默海在新浪微博上批評公有制、「人民」概念虛假等言論。山東建築學院教授鄧相超……。很多在大學、研究機構工作的知識分子,被單位領導告誡不得發布「錯誤言論」,否則將被開除、收回房子。例如北京師範大學開除史傑鵬,重慶師範大學開除譚松,廈門大學開除尤盛東……顯示了官方對知識分子言論控制的決心。

此外,大V被抓(如薛蠻子),封大V的號(如演員孫海英、學者榮劍、媒體人文濤等),黨紀處分(如任志強),過去四五年中,中共對言論的控制逐步升級,到目前中國國內幾乎所有不利於中共的輿論全部消失,中國民眾只有在微信等社交媒體的私人朋友圈中才可以小心翼翼地交流。但最近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央網信辦聯合印發《關於規範黨員幹部網路行為的意見》,黨員幹部被規定不準在微信等網路媒體上發布不利中共的言論;對民間老百姓,則發現不利中共的言論即刪帖、封號,沒有任何道理可講,被抓的案例也已不少。如此嚴重地侵犯公民的言論自由權利,在文明世界不可思議,但它正在成為中國的現實。

近年來,由於中國最高領導人的政治態度,使得對言論的控制達到1980年代以來最嚴厲的程度。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選出新的最高領導人以前,儘管官方控制的媒體發表批評政府和中共的言論很謹慎,但在經濟、社會等領域還是留有空間,而在網路自媒體如微博上,批評政府更是常見甚至往往是主流,粉絲眾多的大V言論經常會給官方造成很大壓力。但自2013年以來,基本上完全禁音了。為了限制網民「翻牆」到國外網站獲取信息,還清理、整頓VPN代理服務。

反智主義的猖獗

所有的共產黨都有一個特徵叫「反智主義」。但是在中國,反智主義不僅存在。而且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它有兩個高峰期,就是毛時代和習時代。

共產黨都「反智」。但是在中國,反智主義不僅存在。而且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為什麼會發展到登峰造極?這和毛澤東的個人經歷個人特質有相當大的關係。毛澤東早年在北大圖書館打工,抄寫書卡等等,其潦草字體曾受到北大教授批評和諷刺,作為楊昌濟的女婿,也多次給來訪的北大教員梁漱溟開門……,所有這一切,使他自我感覺比較屈辱,這些早年的個人經歷影響了他的心理。你看毛澤東建政以後對待各個知識份子的方式,包括他曾失態地大罵和嘲諷梁漱溟等等,顯然是事出有因的。中國共產黨對於知識份子的迫害特別殘酷,比起其他國家共產黨要變態得多殘酷得多。這和毛澤東本人的早期心理屈辱有相當關係的。

習雖然其能力遠遜於毛,但在反智主義和愚民政策的施行上,與毛有類似的心理淵源。這點與鄧、江、胡相比即可看出端倪。

任志強(資料圖/Public Domain)

二、中國知識界目前的困局

目前中國,人稱「民不聊生官不聊生知不聊生資不聊生」。

企業家與中共意識形態的對立——關乎私有產權是否有法律保障。

而知識界與中共是最恆久深刻的對立因為他們從根本上是中共兩大支柱之一——謊言的解毒者。

人們已經看出來,自習近平上台後,他同中國知識界的關係日益緊張,他的「七不講」,他對知識界的整肅,他對互聯網的嚴控,他對大學校園的監控,史無前例,告密者滿天飛,教員人人自危,因了唐言論被掃地出門者,所在多是。

中國知識分子步入進退維谷的艱難境地:甘當啞巴奴才,抑或憤然出走,均為絕路。前路何在?

當然,目前中國知識人的命運,某種意義上,也是其來有自。

三、中國知識份子與中國共運: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知識份子對造成人類二十世紀的悲劇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甚至是開源性的作用,但是他們在消滅的或使這個運動衰落瓦解這方面,他們也起了,我相信還會起到相當重要的作用。這兩方面,它都是相當關鍵的角色: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創黨時期的知識分子

大家注意到,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在1921年的創黨會上,參加的基本上都是知識份子,都是所謂「精英」。它的一個重要背景是,中國自從1905年科舉制度被廢除之後,從此之後的新式讀書人和傳統讀書人的安身立命的方式就完全不同了。

中國現代的知識份子對於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這是毫無疑問的,七十年來中國的大悲劇,那些創立中國共產黨的、聽命於第三國際的知識份子是始作俑者。

中共內部的「知識份子邊緣化,邊緣人物中心化」的「換位」過程

由於中共後來進行殘酷的武裝暴力革命,這一殘酷的奪權使它的內部成分就有一個重大的「換位」過程。即開初的那批知識份子逐漸邊緣化,逐步退出共產黨的核心,像陳獨秀、瞿秋白等,凡是知識水平比較高一點的,受到現代文明的熏陶比較多一點的,實際上在中國共產黨的殘酷運轉過程中,都逐漸地被整肅,逐漸走向邊緣,甚至是覆亡,最後被淘汰。你看中共一大代表,有幾個的下場好?大部分被淘汰了,退出中共了,或回到書房,或投向國民政府,有的甚至投向汪精衛政權。

但是另外的一些,歷史上稱之為落第秀才的,一些邊緣化的半知識份子,以及地痞流氓等,開始從邊緣進入核心。這個中共內部的「知識份子邊緣化,邊緣人物中心化」的「換位」過程,貫穿了整部中共黨史。

四、國共兩政權與知識界的關係

馬寅初。

有些人覺得有點奇怪的一個現象就是,在過去對國民政府、對國民黨、對蔣介石先生批評非常尖銳、鐵骨錚錚的那些知識份子,到了中共底下,被中共整得非常慘,但是他們毫無辦法,而且還不斷的寫檢討,不斷地屈膝。當然,眾所周知的四大無恥,像什麼郭沫若、馮友蘭、周一良、周谷城,就不要去說他們了。我指的是一些在1949年前有風骨的名聲不錯的知識份子,如馬寅初等人,在49年後也幾乎完全變了一個人。

為什麼?

原因主要在於中共實行的是一種全面的極權統治。它的統治方式是全面地掌控你的生命權。

在中共底下,你連陶淵明那種「不為五斗米折腰」的可能性都找不到。

在共產黨底下,你的身家性命全部拿捏在他們手裡,人為刀俎。你為魚肉。在毛澤東之下,任何人,你只要不服從,或是有任何不同的思想、異議,這個社會就沒有你的位置和飯碗了,甚至被「蒸發」掉了。連極個別的地位很高的知識精英,也不可能公開反對毛澤東了。

五、七十年恩怨:知識界與中共

起伏漲落的關係

三個高峰期

從宏觀來看,中共迫害知識份子有三個高峰時期:

一個是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它把中國最精英層面的55萬知識份子全部打入地獄。

另一個是文革,反智主義達到癲狂的高潮。當時。以中國之大,已經尋找不到一間安靜的書房了。具有幾千年文明傳承的神州已經成了一片文化的大沙漠,成了知識份子的大監獄。(至此,物極必反,1976年,周恩來、朱德、毛澤東三人相繼去世,中共的統治出現危機,於是開始出現了一個重大的轉捩點,即,毛的妻子兼打手被逮捕,眾所周知的鄧小平時代開始。)

第三個高峰期就是習近平統治時代了。

但是,很快地,中共與知識界的關係又開始起起伏伏,陰晴不定了。中共政權和知識界的緊張關係重新開始出現。也就是說,這種緊張它不是以個人的喜好、個人的恩怨為轉移的。根本問題在於共產黨這個政權的性質,這種緊張是結構性、制度性的。該政權是反對任何獨立思想,反對創造性思想和懷疑精神的,是反任何異端的,即,是反智主義的,是愚民主義的。毛澤東反覆強調統一,要統一思想、統一意志,統一步伐,統一行動。全國必須聽命於一個最高統帥,高度一元化集權。真正的知識份子是不可能在這個國家有安逸、愜意的精神生活的。

習近平正在亦步亦趨地複製毛澤東時代的文化專制主義。

大家看到,每個新時期,總是在開始時,由於雙方的上述意願,都有一段看起來稍微好一點的、和緩的時機。譬如1957年打擊知識份子之前,1956年毛澤東觀察了東歐的匈牙利、波蘭和東德等國家知識界與政權的緊張關係和動蕩情勢,他自視甚高,認為自己能吸取經驗教訓,超越那些小兄弟,於是發表了講話,聽起來是相當寬鬆的言論,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政治氣氛要「生動活潑」啦,也沒有後來的所謂「六條政治標準」,似乎很有誠意跟知識份子搞好關係……等等。

看看文革結束以後鄧小平的政治手腕吧。他先是准許並利用西單民主牆,來進行黨內鬥爭,有比較寬鬆的言論環境,以及我剛剛說過的還要做什麼知識界的後勤部長這樣一種謙卑。但後來呢,「狡兔死,走狗烹」。「華國峰倒,民主牆封。魏京生下牢」。這是如假包換的過河拆橋!所有表演的那些「寬鬆」,其實都是中共嚴厲打擊知識份子的「前戲」。

江澤民時期

胡錦濤時期

這七十年來反反覆復的中國知識份子同中共纏鬥的基本過程。1978年中國部分開放後,知識界的覺醒說明知識份子經過長期痛苦的歷程後,開始自省反思,個別人甚至開始懺悔,開始贖罪。中國知識者知道自己參與了中國共產黨奪取天下的過程,造成了中國人的深重災難。這種反省,使他們嘗試要開闢自己的創世紀,開闢中國新的歷史篇章。當時,八十年代,海外有些華裔學者,也包括了某些西方學者,提出中國的知識份子創世紀的問題,余英時先生提得最為鮮明,振聾發聵。八十年代中國知識份子有一種強烈的衝動,要真正開始獨立地站起來說話。

情勢有點像台灣的五十年代後期特別是六、七十年代,胡適、殷海光和雷震先生等自由主義者引領風潮的所謂《自由中國》雜誌、《文星》雜誌時代,以及再後來加入了本土知識精英的《美麗島》雜誌時代。這是自由主義份子,政治異議份子,本土知識份子逐步集結的時期,它與中國大陸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知識界情況很相像。

六、習時代,中國知識界苦撐待變

大變局

貿易戰起,香港民變,習近平面臨四面楚歌,內外交困,無可救藥。然而「權令智昏」,雖然共產主義早已是一張畫皮,早已是國王的新衣,早已成為笑料,但他們如今黔驢技窮,無計可施,在進退失據之際,又重新從垃圾堆里撿回這張膏藥皮,披掛上陣了。看來,他們已經沒有能力安排自己的後路了,盲人騎瞎馬,正在一步步走向無法抗拒的歷史深淵。這恐怕也是命數,由不得人的。

創世紀:歷史的解咒

中國知識人,唯有堅持信念,默守陣地,默推轉型,苦撐待變。方能不愧對歷史。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RFA(中國透視)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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