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國歌《義勇軍進行曲》詞作者田漢。（資料圖片）
近日偶讀黃仁宇回憶著名歌詞作者田漢的文字，感慨系之。
黃仁宇抗戰時因與田漢長子田海男是軍校同窗好友而結識田漢，並與田海男一起得其關照，成為國民黨抗日名將闕漢騫、鄭洞國麾下將士，赴滇緬戰場作戰。當時身為共產黨員的田漢，按照黨組織安排進入國共合作之國民政府作抗戰宣傳工作，官拜少將。
大約就在那段時間，田漢寫出了《義勇軍進行曲》，後來被中共定為「國歌」。當日，看著身邊無數抗日健兒（包括他自己的愛子）唱著這首歌走上抗日戰場，他大概作夢也沒有想到，這首歌的命運會那樣坎坷，自己的命運則更坎坷，會被冠之以「叛徒」、「特務」、「內奸」等等駭人聽聞的帽子死於非命吧？
我得知田漢慘死消息是在七十年代初，來報告者是我二舅，他與田漢曲曲折折沾了點親，他的內姑丈歐陽予倩跟田漢是兒女親家，田海男娶的正是歐陽予倩的獨生女。那日二舅一來就叫我媽檢查門窗是否關緊，然後將嘴巴湊到我媽耳邊低聲道：「田老大死了。」
那時我們已得知田漢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遭到殘暴批鬥。「國歌」也變成「反動歌曲」被取代。但二舅傳來的消息仍令我們驚愕，我媽第一反應是：「那麼武高武大的人呀！」
她是見過田漢的。我則只見過田海男，是在我兒時到歐陽姑外公家作客時。印象中那也是一條腰圓膀壯的漢子，著一身軍裝。「是個團長呢！」有人告訴我，當時在我們心目中團長就是很大很大的官了。
「那他孫女呢？」我問，我關心的是那個曾在一起跳過橡皮筋的可愛女孩。
「他家老太太呢？」我媽問，她關心的是那個以慈愛著稱的田漢老母親。
二舅沒理會我們，兀自搖頭嘆息：「我以為只有我們背時，哪曉得他們自己人比我們更背時。」
我們後來知道，田漢死得很慘。比老舍、吳唅更慘。據說他臨死前只求能見老母一面，昏迷中念叨的只有家人，而他寫在紙上的最後文字則是「認罪書」，誣陷自己「不明道德，陷害良善，魚肉百姓」。參考如今那些在電視裡認罪、逃出國門後便翻供的異見者情形，我覺得他的名作《關漢卿》裡那句台詞才是他臨終真正心聲：「將碧血，寫忠烈，化厲鬼，除逆賊。」他一定痛感自己比竇娥死得還冤吧！
但也許我想錯了，死都搞不清狀況的冤死鬼大有人在。共產黨宣傳洗腦的本領太高強了。身為歷史學家的黃仁宇，親身經歷國共長春之戰、被林彪以餓殺長春市民取勝的殘暴所嚇，頭也不回逃出了大陸，後來回國後受到中共宣傳蠱惑，尚且思維混亂，竟將毛澤東與華盛頓、拿破崙相比，對極權體制表示了含糊其辭的態度，更別說忠誠的共產黨員田漢了。
五十年代，當田獲悉黃去了美國，還托黃妹轉告說對黃的處境「甚感憂慮」，希望黃回歸大陸。我想當時身居中共高位的田漢，一定想不到自己才是應當被擔憂的那一位吧？
我讀白修德、費正清這些親中共美國學者著作也常陷於迷惑：是呀，民主制度也有很多缺陷甚至黑暗面，而中共政權似乎也不無繁榮甚至富強面。黃仁宇晚年之所以有那番議論，不就是受到他被美國大學無情炒魷而被中國大陸熱情接納的影響嗎？我讀了黃仁宇的田漢回憶以後，又找了些田漢之死的有關資料看，並把白修德、費正清回憶錄再讀一遍，突然有所感悟。
白修德與費正清、還有那位「中國人民的好朋友韓丁」，都提到五十年代麥卡錫主義肆虐美國時他們遭受的迫害，可即便是在那種非常時期，他們也還得到公開申辯的權利，甚至在堅持自己立場的情況下，也沒有遭到關押，照干自己想幹的事，照說自己想說的話。最多只是暫時吊銷護照而已。
反觀死於中共暴政下的無數文化精英、甚至中共官吏們的遭遇，他們一旦被打成反毛反黨份子，就立馬失去包括生存權在內的任何人權，豬狗不如，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別說申辯了，低頭認罪往往也只有死路一條。更可怕的是家人親友遭到株連。田漢的兒子被告知父親已死，竟不敢去收屍，以至這位「國歌」作者的骨灰盒裡沒有骨灰，只有他生前用過的一支鋼筆和一副眼鏡。不過比起死無葬身之地的副統帥林彪他還算幸運，而比起國家主席劉少奇來，其待遇也稍勝一籌，死時至少還通知了家人。
這就是民主體制與極權體制的根本區別：民主體制有法制，保障了人民有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政府受人民，亦即媒體和與論監控；極權體制只有人治，人民受政府、往往即獨裁者的監控。在極權體制下，沒人是安全的，包括政府機器內的大小零件在內。碰上一個開明君主還好，碰上一個昏君算你倒楣，碰上一個嗜血狂魔你就只有徒呼奈何了。這也是中共高官富賈們一邊咒罵美帝一邊爭先恐後把家人甚至自己往美帝那邊送的原因所在。
走筆至此，我不由得為年青時代的黃仁宇捏把汗。萬一他當初聽田漢的話回歸了大陸呢？那一定世間早無黃仁宇，自然也沒有《萬曆十五年》了。
附註：費正清在他寫作於八九民運之後、去世後才出版的《中國新史》（China: A New History）里，已否定了自己以前對中共的評價，從而也否定了自己以前的中國現代史論。這本書至今只有台灣譯本。
再註：想到自己的子孫亦將活在這種體制下，真是不寒而慄。這是我們之所以拚死抗爭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