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帶不帶毛澤東參加「長征」，長期以來只有一種「版本」，即所謂的「主流觀點」是：中共中央總書記博古和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從宗派主義出發，曾經想把毛澤東留在中央蘇區，即不帶毛澤東參加「長征」；只是在毛澤東的要求和周恩來的爭取下，博古和李德才勉強同意毛澤東參加「長征」。可是，近年來卻出現一種完全與之相反的另外一種「版本」，即：是毛澤東本人不願意參加「長征」，經過博古主要是周恩來的說服，毛澤東才同意參加「長征」了。這兩種「版本」孰對孰錯，本文試作如下詳細考析。
一、第一種「版本」即「主流觀點」的來源是很「權威」的
認為「左」傾中央不想帶毛澤東參加「長征」的觀點，主要來源於幾位老同志的回憶錄，如《回憶與研究》（李維漢著）、《伍修權回憶錄》(伍修權著)、《在毛主席身邊的日子裡》（吳吉清著）等。另外還有權威著作《毛澤東傳》也持此說。
李維漢在回憶中寫道：「記得在中央蘇區時，我和博古、張聞天（洛甫）等住在一個地主的大院裡，有一次，我在一間房子裡打桌球，聽博古對洛浦說：『老毛（指毛澤東）今後只是加里寧了，哈哈！』」注1
加里寧曾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但實權卻在史達林手裡。這裡指毛澤東被「架空」了，蘇維埃政府主席只是一個虛職。
蘇區時期，毛澤東的警衛吳吉清，回憶了「長征」開始時，為毛澤東領取物品的一個情節：劉副官「翻開本子，看了半天才說：『毛主席的名字不在這裡。這裡博古等為中央一隊；王稼祥等為中央二隊。毛主席來了，怎麼辦？我去請示一下。』」注2過了一會兒，劉副官回來說：「毛主席及有關人員編為三隊吧！」注3隨後發了一些物品。吳吉清繼而這樣說：「原來，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代表者，排擠毛主席，不想讓毛主席出來工作，中央機關和紅軍進行這樣大規模的轉移，竟對毛主席置之不顧。」注4
被引用最多的也是最權威、最明確的說法，是當年擔任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翻譯的伍修權的那段話：「最初他們還打算連毛澤東同志也不帶走，當時已將他排斥出中央領導核心，被弄到於都去搞調查研究。後來，因為他是中華蘇維埃主席，在軍隊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許一起「長征」。」注5
到了1984年3月，伍修權在北京接受美國作家採訪時還是這種說法。索爾茲伯里在他的書《「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中也是這樣寫的。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金沖及主編的權威著作《毛澤東傳》也這樣寫道：「此時，中共中央已著手準備西徵到湘鄂西同二、六軍團會合，但沒有向毛澤東透露。博古和李德還曾想不帶毛澤東走。」注6
以上這些人的回憶，就構成了第一種「版本」，並被引用至今。
二、第二種完全相反的「版本」
2009年，香港大風出版社出版了秦福銓先生的《博古與毛澤東》（以下簡稱「秦書」）一書，卻提出了另外一種與上述「版本」截然相反的「版本」：中央決定的「長征」名單中本來有毛澤東，是毛澤東本人表示不願意參加「長征」；經過博古主要是周恩來的說服，毛澤東才同意參加「長征」了。
該書對毛澤東從不願意參加「長征」到同意參加「長征」，記述了這樣三個過程，且詳細摘錄如下：
1.毛澤東和博古面對面的談話
「秦書」寫道：「1934年6月中旬，毛澤東得知政治局書記處作出決議，中央紅軍要轉移去湘鄂川（本文作者註：『湘鄂川』應為『湘鄂西』）。之後，找到博古，表示他不同意中央書記處的這個決定，勸說博古中央紅軍要堅持留在中央蘇區不能走，理由是這塊根據地是蘇區軍民五年多艱辛創業建成的，大小戰鬥幾十次，犧牲了許多優秀的革命戰士和共產黨員，來之不易，現在撤離是背叛，是『右傾逃跑主義』。並說他當年率領紅四軍一千六百人（實際是三千六百人——引者注）進贛南，現在老底子已犧牲了近千人，他不能對不起死去的烈士，即便你們要走，我和老部隊不走，你們怕和蔣介石正面交鋒，我不怕，我在這裡人熟地熟，不怕堡壘戰，決不右傾逃跑……」注7
當博古問毛澤東用什麼方法打破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時，毛澤東說：「辦法就是打圈圈」注8。並建議中央紅軍從會昌出發，經高排、渡桃江、取南康、崇義，越過羅霄山南段進入湖南，攻汝城、資興、耒陽，跨過粵漢路，進陽明山北端的水口山一帶休整。這樣把圍困中央蘇區的國民黨軍隊引走，解蘇區之圍，同時找機會消滅尾追蔣軍的一部分，殺傷他的有生力量。然後，中央紅軍可以向南取嘉禾、宜章、南雄，再返回中央蘇區，總之用「兜圈子」的辦法，把敵人主力引開，化解敵人的「圍剿」。
毛澤東還提到：井岡山早期有一個土匪首領，即山大王王佐的師傅，名叫朱孔陽（外號朱聾子）的，曾經提出過：「不要會打仗，只要會打圈」的游擊戰術，致使官府終剿不滅。毛澤東上山後，很讚賞這一戰術，並將這句口號稍作修改：「不僅會打圈，還要會打仗。」毛澤東向博古強調：可以用這個辦法來打破敵人的「圍剿」。
針對毛澤東提出的「兜圈子」辦法，博古提出不同看法：「既然是兜圈子，為什麼你總愛在湘中、湘南兜呢，兜來兜去總兜不出蔣介石的手掌心，總是在蔣介石中央軍的控制範圍內兜，為什麼不兜遠些，兜到湘鄂川、兜到黔北去呢，那樣就跳出了蔣介石的手掌心，中央紅軍就增加了自由度。」注9
針對毛澤東指責去湘鄂川邊根據地是「右傾逃跑主義」，「博古一面說，一面拿出一份電報來，潤之兄，這是四方面軍發來的電報，其中提到：他們在1932年10月初，衝出蔣介石的包圍圈後，越過平漢路，向西突圍，轉戰三千里，於12月初到達陝南邊，當時只剩下一萬四千人，但因為脫離了蔣介石的勢力範圍，面對的敵人換成了四川軍閥，經過一年半的戰鬥和創業……現在已發展壯大到四個軍，六、七萬人，開創了川陝根據地。這難道不是一個鮮明的佐證嗎。」注10最後，「毛澤東默然了。」注11
2.毛澤東在於都寫給博古的信
「秦書」繼續寫道：毛澤東離開博古後，就到於都去搞調查研究。病了一段，後被傅連蟑治好了。「10月初，毛澤東病好後，突然派警衛胡昌保和吳吉清兩人，連夜趕路送來一封信，信內提出：他還是要留在中央蘇區，和陳毅一道上山打游擊，中央機關里的老人、孕婦、重傷病員以及不願意跟隨中央紅軍大轉移的人，都可以給他留下來，但他需要把羅炳輝和九軍團的二十師留下，並說一軍團里也有一些幹部戰士願意跟隨他留下來，請中央批准。信的結尾還作出保證，說二、三年後，中央蘇區和留下的紅軍都將以嶄新的面貌迎接中央局回蘇區。」注12
3.周恩來說服毛澤東參加「長征」
「秦書」寫道：「博古看完信，便找來周恩來商議此事，周連連搖頭說：『不行，一是已經定了中央分局由項英主帥，現在要換毛澤東，項英的工作不好做，而且涉及到許多人都要變動，中央分局的人事安排是項英親自點名要的，現在重新調整，在時間上已經不可能了；二是九軍團抽走二十師後，只剩下十四師，連軍團長羅炳輝也抽走了，豈不是把這個軍團解體，成了一個獨立師啦，這個變動太大，牽涉整個大轉移的部署，不能這麼辦。我明天去找毛澤東談一談』。」注13
「秦書」中還提到博古當時有一種擔心：毛澤東留下來會不會「故伎重演」，占山為王，到時候羽毛一豐滿又不聽中央招呼，鬧獨立，所以周恩來提出他願意去於都「和毛澤東談一談」時，博古也就同意了。「第二天，周恩來一早就帶上警衛，冒著小雨，披上蓑衣，騎馬奔於都去了。第三天，周恩來回到瑞金，只對博古說了一句話：『他同意隨部隊轉移了』。」注14
以上就是第二種「版本」的由來。
三、兩種「版本」孰對孰錯
先說第一種「版本」。
第一種「版本」主要來自李維漢、伍修權、吳吉清幾位老同志的回憶錄以及《毛澤東傳》。在「長征」出發前夕，李維漢正擔任中央組織局局長，伍修權是李德的翻譯，吳吉清是毛澤東的貼身警衛。居於這種特殊地位的他們三個人的回憶錄，可信度自然很高；而《毛澤東傳》更是國內最權威的著作。似乎不能說他們的說法沒有「根據」。他們的「根據」主要是來自「左」傾中央自1931年底起對毛澤東的一系列的排擠和打擊。
1931年9月博古主持上海黨中央工作後，即遵照堅持「城市中心」路線的共產國際和王明的「左」傾指導，對堅持「農村中心」路線的毛澤東採取了一系列排擠和打擊的措施，主要是通過「贛南會議」、「寧都會議」、反「羅明路線」和反江西的「羅明路線」即反「鄧（小平）、毛（澤覃）、謝（維俊）、古（柏）」，徹底剝奪了毛澤東在中央蘇區對黨和軍隊的領導權；特別是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到中央蘇區後，在第五次反「圍剿」的戰略戰術上，和毛澤東發生了多次「激烈衝突」。李德在40年後(1973年)寫的那本《中國紀事》中回憶：在中央蘇區時他提出的許多戰略戰術意見，在政治局和軍委會議上「多次」遭到過毛澤東「最激烈的反對」，發生過「幾次激烈衝突」。注15
當時控制黨和軍隊領導大權的博古和李德對毛澤東的排擠和打擊是中央蘇區人所共知的，博、李二人要甩掉毛澤東這個「包袱」，去掉決策上最大障礙的說法，也就很容易讓人接受。《毛澤東傳》就是這樣一路寫來，最後得出這個結論的。
然而，這第一種「版本」雖有「根據」，但細加推究，卻是「根據」不足。因為：說博、李二人慾留下毛澤東的意圖，他們只是作了這麼一個論斷，卻沒有舉出一件文獻上的充分證據，或者是博古和李德說的話來作證明。可以說，幾位老同志關於留下毛澤東的說法，只是根據以上博古等排擠、打擊毛澤東的事實而推想出來的。如果博古或者李德的確有這樣的意思，或者說過這樣的話，那麼，作為最貼近李德的伍修權，絕對不會不加以引用，而且肯定一開頭就會拿出來作為鐵證的。而《毛澤東傳》引伍修權的話作為證據，這是以「論斷」來證明「論斷」，是不夠科學的，不足為憑。因此，我們認為，這第一種「版本」是站不住腳的。
再說第二種「版本」。第二種「版本」中主要提到的三個過程即三件事，都可以從有關人員的回憶中得到證實。如：
（1）毛澤東和博古的談話，即表示不願意離開中央蘇區，想留下來打游擊，這是毛澤東的一貫思想，即跳出敵人的包圍圈，在中央蘇區的外圍進行游擊戰和運動戰。這一思想他在第五次反「圍剿」前後曾多次作過表達。如：1932年3月中旬在贛縣江口舉行的蘇區中央局會議上討論紅軍撤圍贛州後的行動方針時，「毛澤東提出向贛東北方向發展，以求在贛江以東、閩浙沿海以西、長江以南、五嶺山脈以北的廣大農村建立根據地。」注16這個正確意見被蘇區中央局的一些領導者拒絕。由此可見，毛澤東早在1932年春，就主張突出中央蘇區範圍，在中央蘇區外圍建立新的根據地，以打破敵人的包圍圈。
（2）毛澤東在於都給博古的信，在吳吉清的書中得到了證實，的確是毛澤東派胡昌保和吳吉清從於都給博古送來這封信。請看吳吉清的回憶：在九月下旬的一天，吃過午飯，他和班長胡昌保正在院裡打草鞋，毛澤東把他倆叫到房間裡，表情非常嚴肅地說：「這是一封非常重要的急信。你們兩個務必於明天上午十點鐘前，送到中央局，交給博古……出發前帶好火柴和汽油，若是發現敵情的話，胡昌保掩護，吳吉清用汽油燒信。這信無論如何不能落到敵人手裡。知道了嗎？」注17這封信的具體內容，吳吉清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而據「秦書」中所說，就是毛澤東再次向博古聲明仍然不願意參加「長征」。正是因為這封信的內容關係到中央紅軍要突圍、毛澤東留在中央蘇區以及軍事部署等特級機密，所以毛澤東才嚴格囑咐吳吉清等遇到緊急情況時的處理辦法，即必須立即燒毀，不留痕跡。
（3）周恩來說服毛澤東參加「長征」，「秦書」中引證了這樣一個細節：「後來博古的警衛班長羅正基聽警衛康念祥、陳年標（這兩人是周恩來的警衛——引者注）嘀咕說：周恩來和毛澤東在於都城北外的贛南省委、省蘇駐地，一直談到深夜。連警衛送水都不准留在屋裡，送完水就得出屋，四個警衛戴著蓑帽，披著蓑笠，在屋檐下冒著雨站了半夜，褲腿、鞋襪、綁腿全淋濕了。羅正基告訴博古，博古一聽了之，全不放在心上。」注18有人、有姓名、有生動的細節描述，不可能造假。毫無疑問，在「長征」前夕，在任何人都不得靠近的情況下，周、毛二人「談到深夜」，肯定涉及一些重大決策。按「秦書」所說，這就是周恩來去「說服」毛澤東「同意大轉移」。注19
而正是由於這次談話，依《毛澤東傳》所說：「十月初，毛澤東接到中央『有特別任務』的秘密通知，要他立刻回瑞金。」就是通知他參加「長征」，而毛澤東也才痛快地立刻「騎馬趕回瑞金」，參加「長征」了。
關於毛澤東去於都的事，上述多人都提到了，說法也不盡相同。這也是一個「癥結」，必須解開。
伍修權幾次說到毛澤東去於都的事，認為毛澤東「被弄到於都去搞調查研究」，「這只不過是不讓他參加（「長征」）的一個藉口罷了。」——這是伍修權所舉出的博古不讓毛澤東參加「長征」的惟一證據。所謂「被弄到」，就是說是博古有意將毛澤東支派去於都的。
「秦書」中卻記述了項英給博古的一封信：「1934年9月下旬的一天，博古接到項英連夜派警衛送來的信，內稱：毛澤東離開了養病居住的雲石山古寺，於9月16日傍晚，秘密來到於都，和正在集結待命的一軍團幹部頻繁接觸，還召開了二次座談會，天天找人談話到深夜，勞累過度病倒了，發高燒不退，請中央派傅連蟑……速來。」注20
這一說法與伍修權的說法完全相反：伍修權說毛澤東是被博古「弄到」於都去的；項英則說是毛澤東沒有經中央同意，是自己「秘密」跑到於都去的，並「天天找人談話到深夜」，意即想留在中央蘇區不走，與中央領導對抗。可以說是項英告了毛澤東一狀。無須隱諱，中央蘇區時期，項英和毛澤東之間的矛盾較深。李德在他的《中國紀事》中記述：「長征」出發前夕，他和項英密談了一夜，項英特別招呼他們要當心毛澤東在半道上密謀將他們推翻。當然，項英請博古「派傅連蟑……速來」，可以說是救了毛澤東一命。吳吉清也回憶了毛澤東在於都病倒一事：「九月初，在緊張繁忙的工作中，主席病倒了。」注21與上述項英信中稱毛澤東「勞累過度病倒了」，在時間上大致相同。
我們認為，這裡必須要澄清的是：毛澤東去於都既不是伍修權說的是博古的有意「支派」，也不是項英說的是毛澤東擅自的「秘密」行動，而是毛澤東自己請求並得到中央書記處即博古同意的。
據《毛澤東傳》記述：毛澤東「向中央書記處要求到贛南省去視察，得到了同意，九月中旬，他帶著秘書、醫生和警衛班抵達贛南省委、省蘇、省軍區所在地於都。」
這樣，關於帶不帶毛澤東參加「長征」的事，涉及的人物主要是三個，即：博古、李德和毛澤東，還應該有周恩來。
博古的說法已見上引。
而作為毛澤東主要政敵的李德，在他的回憶錄《中國紀事》中也沒有記述他和博古不想帶毛澤東參加「長征」這件事。如果有這件事，嫉恨毛澤東如李德，是不會不對此加以發揮的。
作為事件主角的是毛澤東。我們初步查看了目前公開的毛澤東的文章、報告、談話以及回憶。在這些文獻中，對三次「左」傾領導人對他的排擠和打擊，常常說得是細緻生動、似乎點滴不漏的。連「腦袋沒有被砍掉」這樣「極端」的話都說出來了，而唯獨沒有提到博古不帶他參加「長征」的事。如果有這樣的更能證明「左」傾路線「罪惡」的事，他豈能不說？！毛澤東自己都沒有說，上述多人的回憶和《毛澤東傳》這樣的大書都沒有引證過他關於這件事的話，那就說明根本沒有這回事！
周恩來同樣也沒有說過這樣的話。
所以，根據以上所引和我們的考析，我們認為：李維漢、吳吉清、伍修權的關於博古和李德不讓毛澤東參加「長征」的這第一種「版本」，是站不住腳的，是缺乏事實根據的因而是不可信的；而秦福銓記述的博古的敘述則是有根有據、細緻生動、合情合理的。
注釋：
注1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53頁。
注2吳吉清：《在毛主席身邊的日子裡》，江西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71頁。
注3吳吉清：《在毛主席身邊的日子裡》，江西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71頁。
注4吳吉清：《在毛主席身邊的日子裡》，江西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71頁。
注5《伍修權同志回憶錄》（之一），《中共黨史資料》第1輯，第176頁。
注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329頁。
注7秦福銓：《博古和毛澤東》，香港大風出版社2009年版，第91頁。
注8秦福銓：《博古和毛澤東》，香港大風出版社2009年版，第91頁。
注9秦福銓：《博古和毛澤東》，香港大風出版社2009年版，第92頁。
注10秦福銓：《博古和毛澤東》，香港大風出版社2009年版，第92頁。
注11秦福銓：《博古和毛澤東》，香港大風出版社2009年版，第92頁。
注12秦福銓：《博古和毛澤東》，香港大風出版社2009年版，第96頁。
注13秦福銓：《博古和毛澤東》，香港大風出版社2009年版，第96、97頁。
注14秦福銓：《博古和毛澤東》，香港大風出版社2009年版，第97頁。
注15[德]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83頁。
注16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1921-1949)]，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350頁。
注17吳吉清：《在毛主席身邊的日子裡》，江西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64、165頁。
注18秦福銓：《博古和毛澤東》，香港大風出版社2009年版，第97頁。
注19秦福銓：《博古和毛澤東》，香港大風出版社2009年版，第91頁。
注20秦福銓：《博古和毛澤東》，香港大風出版社2009年版，第96頁。
注21吳吉清：《在毛主席身邊的日子裡》，江西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62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