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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留美幼童被撤回後的命運

留美幼童

清同治十一年七月九日(公元1872年8月12日),上海港。一艘輪船啟錨了。船上30名統一著裝的中國幼童向碼頭上送行的親人揮手惜別,分外惹人注意。他們中很多人連縣城都沒去過,但現在即將遠行,目的地是傳說中的美國。

被曾國藩稱為“中華創始之舉,古來未有之事”的官派學生留洋活動,至此拉開了序幕。對這個有著悠久文明,向來把異國篾視為“夷”的國家來說,邁出這一步並不容易。

幼童與美國的相遇

清政府送學生留洋,何以選擇美國?

首先不能不說,在對華交往中,美國是當時西方列強里不良記錄最少的國家,清廷對美國有一種信任感。

其次要談到“蒲安臣條約”。蒲安臣於1861年至1867年擔任美國駐華公使,任內因主張對中國採取合作政策,並調停了中外多起外交紛爭,成為第一個對清政府具有重大影響的外國公使,離任後還被清政府聘為出使大臣,委託他代表中國政府訪問歐美。1868年7月28日,在赴美訪問中,蒲安臣與美國國務卿簽訂了“中美天津條約續增條款”,世稱“蒲安臣條約”。條約規定,兩國公民有居住、入學互惠權利。中國派遣留學生赴美學習即奠基於此。

最後應該歸功於“畢業於美國第一等之大學校”的第一個中國人容閎(容閎的事迹下文還要詳述)。因其畢業於耶魯大學,熟悉美國情形,又是幼童留美事業的主要促成者之一,清政府把官派學生留洋的地點定在美國,也便在情理之中。

容閎在第一批學生出發前,先行赴美安排一切。他特訪了母校耶魯大學的校長波特,波特建議,將30名幼童每兩三人分成一組,寄居於美國家庭之中,所有提供膳宿的家庭,一切費用均由中國政府按期照值給付,這樣可使幼童學習英文的效率大大提高。容閎欣然接受了這一提議。後來的事實證明,這是一個影響到幼童及整個幼童留美事業命運的建議。當聽說中國幼童將寄居於美國家庭時,在任的美國駐華公使十分興奮,打電報給國務卿說:“如果我們人民能夠給予慷慨及友善的接待,則我們在中國的利益將有更大的實惠,遠比增派我們的軍艦來此為佳!”

美國人民沒有讓他們的駐華公使失望。據美國人勒法吉所著的《中國幼童留美史》記載,“有120個美國家庭願意接待兩名幼童,合計可接待240名,可是年抵達的幼童僅30名”,“而所有熱烈響應的,全是背景優良的家庭”。美國人民發自內心的熱誠,從當地教育局長給那些接待中國幼童家庭的一封信中可見端倪。在信中,局長提醒家庭教師們,“當於慈愛之中,仍寓嚴整之意”,“應於每日酌留四刻,以便幼童專心溫心中國文字”,“華生尤須令知保身之道,須令其時常浴沐。遇有天變,務必躲避風寒……”可謂關切備至。

幼童抵達康州哈德福城時,容閎親自迎接他們。不久,幼童就分配到康州河谷兩岸的美國家庭中。幼童與美國的相遇留下了許多趣事。一位幼童後來撰文回憶:

“我很幸運地被分配到一位慈祥的太太家,她趕著馬車來接我們。當我被介紹給她時,她擁抱我並吻我。她的動作使其他同學均大笑,更使我臉紅。當然,我沒說出我的尷尬。可能自襁褓以後,這是我首次被人親吻。”

當第一個星期天來臨時,主人要他們去“主日學校”,幼童們只聽懂“學校”二字,便立刻收拾書包,以為上學的日子正式來臨了,但到了之後,才發現“主日學校”就是教堂。兩位幼童立刻由教堂奪門而出,直跑回住處,把自己關在房間中再不肯出來。

中國幼童與美國、美國文明相遇了。磨合才剛剛開始。

三個關鍵人物:容閎,曾國藩,李鴻章

從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前,林則徐開始“睜眼看世界”,到1872年派出幼童留學,這是一個了不起的進步,表明中國對西方的認識在逐步加深,儘管為此也付出了驚人的代價。

讚揚這一進步必須記住三個關鍵人物:容閎,曾國藩,李鴻章。

容閎,號純甫,1828年生於廣東香山縣南屏鄉,他的家與澳門僅相距四英里。澳門是西方人最早在中國辦學的地方。容閎七歲時隨父親到澳門,進入外國人辦的學校讀書。1847年,在經過一番波折後赴美,在別人的資助下於1854年從耶魯大學畢業。他在回憶錄《我在美國和在中國生活的追憶》(舊譯《西學東漸記》)中說:“整個大學階段,尤其是最後一年,中國的可悲境況經常出現在我的腦海,令人感到心情沉重。……在大學的最後一年即將結束以前,我心裡也計劃好了將來所要做的事情。我決定使中國的下一輩人享受與我同樣的教育。如此,通過西方教育,中國將得以復興,變成一個開明、富強的國家。”懷揣這一目標,容閎於1855年回到了正處於“洪楊之亂”中的故國。他在廣州目睹了清廷官員一次大屠殺,震驚之餘轉而在感情上傾向於打著宗教旗號的太平軍,不久即到太平軍的佔領區進行考察。考察的結果使他斷定,太平軍不可能給苦難中國帶來新的東西。

容閎改造中國政治的夢想破滅,但改造中國教育的夢想卻開始顯露曙光。因為他遇上了時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他先後向曾國藩建議:建一座西洋式的機器廠;選派青年出洋留學。

第一個建議實施很快,結出的碩果就是著名的江南製造局,第二個建議則頗讓人躊躇。晚清時代的中國人在吃過苦頭後,可以向西方借鑒技術以為我用,但要其承認西方文化也有值得學習的地方則至難。1870年爆發的“天津教案”產生了意外的作用,它使有眼光的大臣意識到,中西隔膜太深將導致巨大的災難。一手辦理天津教案的曾國藩和其他大臣一起,聯名向總理衙門上奏,呈報了容閎關於選派學生留洋的建議。

曾國藩是容閎最為景仰的中國人。在後者眼中,前者“作為一位政治家和愛國者,他的人品遠遠超過他的同僚”,其偉大“在於他的偉大品德——純真而不自私的愛國主義精神,具有深思遠慮的政治頭腦和為官清正”。而與曾相比,公認繼承曾氏衣缽的李鴻章就顯得遜色多了。容閎認為,李鴻章“作為一個管理國家的官員,其才能遠不及曾國藩;作為一個愛國者和政治家而論,他的品德更是經不起公正無私的歷史的檢驗。”

論個人品格的純正,李不如曾,這個評價大致不錯。但必須指出,李鴻章仍然是促成幼童留美的關鍵人物之一。李鴻章的為官之道比曾國藩玲瓏,容閎對中國特有的官場藝術不熟悉,極易誤解,後來留美幼童被撤回,容閎在其回憶錄中指責李鴻章,這也是原因之一。

從現有資料可以看出,李鴻章對幼童出洋一事極為熱心。1871年5月,他在給曾國藩的信中寫道,“威使(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詢及派幼童出洋,甚以為然。謂須選二十歲內外,通習中國文義者,到洋後專習洋學,乃易會通,十年可成。若華洋書兼肄,恐致兩誤。渠頗通華學,此語似有閱歷。”當時,提議官派學生留學的大臣們,知道守舊勢力的強大,為了避免阻力,要求出洋之幼童兼習中西文字,英國公使一下子就看出了不妥,認為既出洋,就該“專習洋學,乃易會通”,若中西兼修,“恐致兩誤”。李鴻章也深以為然,但他只能於私信中表露,而在給朝廷的奏摺中,卻不得不說,對幼童需“隨時課以中國文藝,俾識立身大節,可冀成有用之才”。這就是做官,沒有官場歷練的容閎哪裡知道呢?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加拿大華人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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