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美幼童
清同治十一年七月九日(公元1872年8月12日)，上海港。一艘輪船啟錨了。船上30名統一著裝的中國幼童向碼頭上送行的親人揮手惜別，分外惹人注意。他們中很多人連縣城都沒去過，但現在即將遠行，目的地是傳說中的美國。
被曾國藩稱為「中華創始之舉，古來未有之事」的官派學生留洋活動，至此拉開了序幕。對這個有著悠久文明，向來把異國篾視為「夷」的國家來說，邁出這一步並不容易。
幼童與美國的相遇
清政府送學生留洋，何以選擇美國?
首先不能不說，在對華交往中，美國是當時西方列強里不良記錄最少的國家，清廷對美國有一種信任感。
其次要談到「蒲安臣條約」。蒲安臣於1861年至1867年擔任美國駐華公使，任內因主張對中國採取合作政策，並調停了中外多起外交紛爭，成為第一個對清政府具有重大影響的外國公使，離任後還被清政府聘為出使大臣，委託他代表中國政府訪問歐美。1868年7月28日，在赴美訪問中，蒲安臣與美國國務卿簽訂了「中美天津條約續增條款」，世稱「蒲安臣條約」。條約規定，兩國公民有居住、入學互惠權利。中國派遣留學生赴美學習即奠基於此。
最後應該歸功於「畢業於美國第一等之大學校」的第一個中國人容閎(容閎的事跡下文還要詳述)。因其畢業於耶魯大學，熟悉美國情形，又是幼童留美事業的主要促成者之一，清政府把官派學生留洋的地點定在美國，也便在情理之中。
容閎在第一批學生出發前，先行赴美安排一切。他特訪了母校耶魯大學的校長波特，波特建議，將30名幼童每兩三人分成一組，寄居於美國家庭之中，所有提供膳宿的家庭，一切費用均由中國政府按期照值給付，這樣可使幼童學習英文的效率大大提高。容閎欣然接受了這一提議。後來的事實證明，這是一個影響到幼童及整個幼童留美事業命運的建議。當聽說中國幼童將寄居於美國家庭時，在任的美國駐華公使十分興奮，打電報給國務卿說：「如果我們人民能夠給予慷慨及友善的接待，則我們在中國的利益將有更大的實惠，遠比增派我們的軍艦來此為佳!」
美國人民沒有讓他們的駐華公使失望。據美國人勒法吉所著的《中國幼童留美史》記載，「有120個美國家庭願意接待兩名幼童，合計可接待240名，可是年抵達的幼童僅30名」，「而所有熱烈響應的，全是背景優良的家庭」。美國人民發自內心的熱誠，從當地教育局長給那些接待中國幼童家庭的一封信中可見端倪。在信中，局長提醒家庭教師們，「當於慈愛之中，仍寓嚴整之意」，「應於每日酌留四刻，以便幼童專心溫心中國文字」，「華生尤須令知保身之道，須令其時常浴沐。遇有天變，務必躲避風寒……」可謂關切備至。
幼童抵達康州哈德福城時，容閎親自迎接他們。不久，幼童就分配到康州河谷兩岸的美國家庭中。幼童與美國的相遇留下了許多趣事。一位幼童後來撰文回憶：
「我很幸運地被分配到一位慈祥的太太家，她趕著馬車來接我們。當我被介紹給她時，她擁抱我並吻我。她的動作使其他同學均大笑，更使我臉紅。當然，我沒說出我的尷尬。可能自襁褓以後，這是我首次被人親吻。」
當第一個星期天來臨時，主人要他們去「主日學校」，幼童們只聽懂「學校」二字，便立刻收拾書包，以為上學的日子正式來臨了，但到了之後，才發現「主日學校」就是教堂。兩位幼童立刻由教堂奪門而出，直跑回住處，把自己關在房間中再不肯出來。
中國幼童與美國、美國文明相遇了。磨合才剛剛開始。
三個關鍵人物：容閎，曾國藩，李鴻章
從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前，林則徐開始「睜眼看世界」，到1872年派出幼童留學，這是一個了不起的進步，表明中國對西方的認識在逐步加深，儘管為此也付出了驚人的代價。
讚揚這一進步必須記住三個關鍵人物：容閎，曾國藩，李鴻章。
容閎，號純甫，1828年生於廣東香山縣南屏鄉，他的家與澳門僅相距四英里。澳門是西方人最早在中國辦學的地方。容閎七歲時隨父親到澳門，進入外國人辦的學校讀書。1847年，在經過一番波折後赴美，在別人的資助下於1854年從耶魯大學畢業。他在回憶錄《我在美國和在中國生活的追憶》(舊譯《西學東漸記》)中說：「整個大學階段，尤其是最後一年，中國的可悲境況經常出現在我的腦海，令人感到心情沉重。……在大學的最後一年即將結束以前，我心裡也計劃好了將來所要做的事情。我決定使中國的下一輩人享受與我同樣的教育。如此，通過西方教育，中國將得以復興，變成一個開明、富強的國家。」懷揣這一目標，容閎於1855年回到了正處於「洪楊之亂」中的故國。他在廣州目睹了清廷官員一次大屠殺，震驚之餘轉而在感情上傾向於打著宗教旗號的太平軍，不久即到太平軍的占領區進行考察。考察的結果使他斷定，太平軍不可能給苦難中國帶來新的東西。
容閎改造中國政治的夢想破滅，但改造中國教育的夢想卻開始顯露曙光。因為他遇上了時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他先後向曾國藩建議：建一座西洋式的機器廠;選派青年出洋留學。
第一個建議實施很快，結出的碩果就是著名的江南製造局，第二個建議則頗讓人躊躇。晚清時代的中國人在吃過苦頭後，可以向西方借鑑技術以為我用，但要其承認西方文化也有值得學習的地方則至難。1870年爆發的「天津教案」產生了意外的作用，它使有眼光的大臣意識到，中西隔膜太深將導致巨大的災難。一手辦理天津教案的曾國藩和其他大臣一起，聯名向總理衙門上奏，呈報了容閎關於選派學生留洋的建議。
曾國藩是容閎最為景仰的中國人。在後者眼中，前者「作為一位政治家和愛國者，他的人品遠遠超過他的同僚」，其偉大「在於他的偉大品德——純真而不自私的愛國主義精神，具有深思遠慮的政治頭腦和為官清正」。而與曾相比，公認繼承曾氏衣缽的李鴻章就顯得遜色多了。容閎認為，李鴻章「作為一個管理國家的官員，其才能遠不及曾國藩;作為一個愛國者和政治家而論，他的品德更是經不起公正無私的歷史的檢驗。」
論個人品格的純正，李不如曾，這個評價大致不錯。但必須指出，李鴻章仍然是促成幼童留美的關鍵人物之一。李鴻章的為官之道比曾國藩玲瓏，容閎對中國特有的官場藝術不熟悉，極易誤解，後來留美幼童被撤回，容閎在其回憶錄中指責李鴻章，這也是原因之一。
從現有資料可以看出，李鴻章對幼童出洋一事極為熱心。1871年5月，他在給曾國藩的信中寫道，「威使(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詢及派幼童出洋，甚以為然。謂須選二十歲內外，通習中國文義者，到洋後專習洋學，乃易會通，十年可成。若華洋書兼肄，恐致兩誤。渠頗通華學，此語似有閱歷。」當時，提議官派學生留學的大臣們，知道守舊勢力的強大，為了避免阻力，要求出洋之幼童兼習中西文字，英國公使一下子就看出了不妥，認為既出洋，就該「專習洋學，乃易會通」，若中西兼修，「恐致兩誤」。李鴻章也深以為然，但他只能於私信中表露，而在給朝廷的奏摺中，卻不得不說，對幼童需「隨時課以中國文藝，俾識立身大節，可冀成有用之才」。這就是做官，沒有官場歷練的容閎哪裡知道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