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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出不窮的特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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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特務」是層出不窮的,不時就可以抓出一個來。

1、1975年學校組織我們去土左旗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我們的房東老漢1960年去外蒙古種過菜,屬於國家組織的勞務輸出。他沒文化,在那裡呆了好幾年,後來回來趕上了文革,就被打成了「蒙古特務」。他感到好冤枉,他不但不懂蒙語,在那裡和蒙古人也很少接觸,只是經年累月地蒙倒頭種菜,不知為何給他也戴上了特務的帽子。

那個老漢姓羅,是個漢族,說是老漢,其實當年他也就四十來歲,只因經年在地里勞作,面相顯老。據說,他去外蒙務農好幾年攢下幾個錢,回村就蓋起三間大正房,青磚漫地、紅瓦覆頂,炕圍子油畫的非常艷麗。那時,大隊書記也想蓋房,錢有點不湊手,找他來借,只因他蓋房已把錢花得精光,拿不出手,從此與大隊書記結下樑子。文革來了,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地富反壞右都被揪了出來批鬥,他也被順勢揪出來整肅。

那個老漢是個鰥夫,老婆因為此事的驚嚇而亡。那天派飯到他家,飯後,他端坐在炕頭不停地抽旱菸,和我們說起此事長吁短嘆。他和兒子兒媳在一起生活,孩子們對他還算孝順。

2、我有個朋友,精通俄語,文革前,前蘇聯有人來內蒙古訪問,因為缺少翻譯,拉他去臨時救場,就因為這一次翻譯,他被打成了「蘇修特務」,文革中受盡摧殘。

活該那天他話多,他五十年代曾在莫斯科動力學院讀書,會議之餘,他向蘇聯的同志打聽起該校的情況,並拜託他們回去向老師們問好。他後來非常後悔自己一時興起,忘了言多必失的古訓。

3、文革時,內蒙古地方病研究所,有個「日本特務」,姓什麼我記不清楚了,只聽說他是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院畢業的高材生,抗戰後回國。他的妻子是日本人,不知什麼原因沒有一同回來,因為沒有離異,他在國內一直獨身,中日沒有建交,他也無法去日本探親,過著無望、悽苦的日子。中共建政後,就因為他有個日本妻子,一直說他裡通外國,歷次運動也說不清楚。文革來了,他又被打成了「日本特務」,天天被批鬥,日日被毒打。

1972年9月29日,中日兩國政府發表聯合聲明,結束兩國之間的不正常狀態,建立了外交關係。但是他在1971年就被折磨死了。終於沒有等到這一天。

1973年,他的兒子和女兒來中國領取他的骨灰,我永遠無法忘記那兩個青年懷抱父親的骨灰盒離去時悲哀的目光。

4、我在包頭406工地時,土建工地木工班也有一個「英國特務」,他原是從香港來大陸讀書的青年,畢業後沒有回去,自願留在大陸進行社會主義建設。1957年因為給黨提意見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從水電部下放到了內蒙古,又從機關下放到了工地做苦工。

他很悲哀,每天無話可說。他所有的親友都在香港,他在大陸是獨身,因為沒有女人敢嫁他。三年「自然災害」時,他好像餓得不算厲害,因為他的媽媽不時給他從香港寄些食品過來。聽他說,衣物在那邊只要穿過幾次,也可以按舊衣物寄過來,因為新的是要打稅的。

他很善良,每逢休息時,他總是靜靜地蹲在角落裡吸菸,一副孤單無助的樣子。師傅們有時候拿他取笑,說是要給他介紹個對象,他只是苦笑一下,也不說什麼,不知他心裡是如何想的。

四十年過去了,不知道他還是否還活著?估計他後來一定回到香港了,我只有暗自為他祝福。

5、說起特務來,還真的有一個,不知道嚴格說起來算不算。內蒙古衛生防疫站五十年代有個蒙古族大夫叫扎木蘇,是北京醫科大學畢業的高材生,1960年,中國醫療代表團訪問蒙古時,他有幸成為團員。就在代表團到達烏蘭巴托的當晚酒會後,他就離開賓館,不知去向,後來才知道他「叛逃」了。我方向蒙古國進行嚴正交涉,蒙古國曾讓他和我外交部的人員見了最後一面,見面的地點在一個很大的會議室里,中間還隔著一堵玻璃幕牆。外交部的人員勸說他立即隨團回國,但是他執意不肯,他說,他的主要直系親屬都在外蒙古定居,他在國內隻身一人,實在餓得嗆不住了,不想回去了。我方再三勸說無效,無功而返。

戲劇性的是,後來這個大夫官運亨通,一直升任到蒙古國衛生部部長,1963年,他還率團來華考察,最後一站蒞臨他的原工作單位——內蒙古衛生防疫站。原先土眉混眼的他,那天西裝革履,打扮得人五人六,說話也拿拿捏捏。有一個和他當年很要好的同事,在會議之餘,竟悄悄和他打趣說:「圪泡,你還認得爺不啦?」他尷尬萬分,我方翻譯聽到後掩口而笑,蒙方翻譯則一頭霧水。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作者博客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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