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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與人類:唐朝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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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立國前後將近300年,經歷了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這樣的太平時期,也遭受了安史之亂和以後的藩鎮動亂及其唐末的大混亂,還有其中個別帝王出現過「中興」、」小中興」時期,疫災的出現頻率基本上和社會的治亂變化相一致。

瘟疫和其它天災,旱、水、蟲、風、地震等一樣往往對人類和人類的歷史起著關鍵的作用,在人間的社會、秩序、社會變動與重大事件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縱觀歷史,是人主宰著人類的命運,還是蒼天主宰著人類的命運?這裡我們選登一些歷史上的瘟疫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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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立國前後將近300年,經歷了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這樣的太平時期,也遭受了安史之亂和以後的藩鎮動亂及其唐末的大混亂,還有其中個別帝王出現過「中興」、」小中興」時期,疫災的出現頻率基本上和社會的治亂變化相一致。

從史書明確記載有年份的疫病流行來看,唐代主要有三個時期比較集中,即唐太宗時期(6次),唐代、德宗時期(7次),唐僖、昭宗時期(7次)。從疫病對社會的影響來看,唐朝中期的代宗、德宗二朝和唐朝末年,這二個時期的疫病對社會帶來的破壞最大,對人民生活的影響最重,令人觸目驚心。

唐太宗李世民統治時期,疫病流傳前後共有六次。發生比較頻繁。不過,由於這一時期社會比較安定,且政府救災防疫措施比較得力,所以疫病對社會的影響不是很大。貞觀十年(636年),關內、河東大疫。從這次疫病史書記述不用具體州名來看,疫情恐怕是貞觀時期最為嚴重的―次,流行範圍最廣。

貞觀十五年(641年),河東道的澤州出現疫情,傳播範圍明顯局限於一州。貞觀十六年夏,谷、涇、徐、戴、虢五州疫。貞觀十七年夏,澤、濠、廬三州疫。貞觀十八年,廬、濠、巴、普、郴五州疫。貞觀二十二年(648年),卿州大疫。貞觀十六年以後的疫情,一般僅在一至二州範圍之內。因為同一年所列疫州往往不是處於同―個地區,分散在關內道、河東道、淮南道、江南道和山南道等各道中,所以往往一年中有好幾個地方出現疫病,說明貞觀十年以後的疫病,大都是在一州成相鄰的一、二州之中流行,沒有出現大範圍的疫情。

唐高宗親政期間,國力處於上升階段,疫病出現極少,僅永徽六年(655年)三月,楚州發生過大疫。武則天掌權以後的永淳元年(682年),京師地區出現一次唐前期最為嚴重的疫病。這年的六月十二日開始,連降暴雨,至二十三日,雨一直不停,終於引發洪水,「泛濫衝突」,西京長安平地水深四尺以上。大雨引起關中地區「麥苗澇損」。大雨過後,早災緊接而來,京兆、岐、隴等州蝗蟲「食苗並盡」,於是關中出現大饑荒,「京師人相食,寇盜縱橫」。到這年冬天,兩京、蒲、同等州出現較為嚴重的疫情,「自陝至洛,死者不可勝紀」(《舊唐書・五行志》),「兩京死者相枕於路」,死亡人數難計其數。

唐中宗在位時間不長,但綱紀隳廢,治政無方。景龍元年(707年)的疫疾流行,結果相當嚴重。這年春天,自京師至山東、河北,疾病流行範圍較大,引起大量百姓死亡,「民死者眾」。至夏天,山東、河北、河南二十餘州大早,「饑饉疾疫死者數千計」。可見這次疫病春天開始發生,至夏天仍在肆虐。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的開元盛世時期,唐朝國力強盛,國泰民安,疫病較少出現。最嚴重的一次疫病是楊國忠派李宓征南詔引起的,實在是咎由自取。此外,開元末年江准之間也有痰病流行。

唐朝有一疫病,與當時的政治形勢密切相關。安史之亂爆發後,唐王朝的政治形勢急轉直下,藩鎮割據、政治動蕩、外族入侵,使得戶口減少,國力衰弱,疫病在這樣混亂的社會秩序下越來越多地出現,且破壞作用更加突出。陳諫曾指出:「開元、天寶間,天下戶千萬。至德後殘於兵火,飢疫相仍,十耗其九。」(《新唐書・劉晏傳》)意謂至德後疫病是接連出現,惜史料記載多有不詳,而今天無法詳細全面地了解清楚。肅宗寶應元年(762年),關中地區出現旱、蝗、疾疫,死者相枕於路,人相食。

唐代宗時,疫病出現了一個猖獗期。廣德元年(763年),江東大疫,「死者過半」,死亡人數估計成千上萬。獨孤及對這次大疫有過詳細的描述:「辛丑歲(寶應元年,762年),大旱,三吳飢甚,人相食。明年大疫,死者十七八,城郭邑居為之空虛,而存者無食,亡者無棺殯悲哀之送。大抵雖其父母妻子也啖其肉,而棄其骸于田野,由是道路積骨相支撐枕藉者彌二千里,春秋以來不書。」(《全唐文》卷394《吊道s?摹?與旱災同時撲來的大疫,對唐代發展較快的江南地區進行了―次重大的打擊。在唐朝歷史上,可以說這是江東地區所遭受的最為嚴重的一次自然災害。《全唐文》卷48收錄的代宗《恤民敕》,也指出「杭越間疫疾頗甚」,並提出了大量的救災措施,有可能指的也是這一次疫病大流行。

唐德宗初年,藩鎮叛亂四起,社會秩序不穩,疫病四起,這從德宗在建中四年十月頒布的《奉天遣使宜慰諸道制》中可以看出。德宗在這個制書中談到他接位初期,「疫癘薦至,水旱相承」,可以明了當時疫病一再出現的景象。此外,唐朝四境的少數民族這個時期也常有疫病出現。如建中元年(780年)吐蕃「疫癘仍興」。廣德末至建中年間,「吐蕃再飲岷江,常以南詔為前鋒」,向四川進犯,「戎兵日深,疫死日眾。」(《新唐書・突厥上》)

德宗貞元年間,疫病仍時有發生。貞元六年夏,淮南、浙東西、福建等道旱,「井泉多涸,人渴乏,疫死日眾。」貞元中期以後發生的二次疫病,則是在戰爭中引起的。貞元十年,唐軍討伐黃洞蠻,在西南地區轉戰二年,官兵大量染疫。貞元十六年,唐政府發動諸方鎮兵討伐淮西節度吳少誠,在廣利城附近發生大疫,唐軍戰敗。

憲宗皇帝繼位後,得到杜黃裳、李吉甫、裴度等人臣的輔助,力圖重據帝室的權威,成為唐王朝的中興時期,因此這一段時間疫病出現較少,僅剛即位時發生的一次較為嚴重。元和元年(806年)夏天,浙東大疫,死者大半。憲宗元和二年的《南郊赦文》也提到了這次大疫:「淮南、江南去年以來,水旱疾疫,其租稅節級蠲放。」(《全唐文》卷田)

在經過了憲、穆、敬三朝近三十年的疫疾流行低潮後,文宗時期轉入流行頻繁階段。總體上看,文宗時期的疫病來勢洶湧,流行地區較廣。文宗曾說:「及山南東道、陳、許、鄆、曹、濮、淮南、浙西等道,皆困於飢疫,」唐代後期財賦的主要來源地都受到了疫病的折磨。最為嚴重的疫病大概是大和六年(832年)的一次。這年春天,自劍南至浙西普遍大疫。至大和九年,令狐楚還曾說:「伏以江淮數年已來,水旱疾疫,凋傷頗甚,愁嘆未平。」(《舊唐書・令狐楚傳》)說明大和六年的疫病不但流傳範圍很廣,而且在以後數年一直還有局部流傳的可能。此外,開成四年(839年),吐蕃及南詔也有疫病流傳。開成五年夏,福州、建州、台州明州東南沿海地區又出現疫情。

宣宗年間,疫病仍不時出現。《唐書・五行志》雖然沒有記錄,但從宣宗的一些敕文中可以明確看出當時疫病的流傳狀況。宣宗的《禁嶺南貸賣男女敕》談到「郡縣災疫相繼,屢奏流亡」,證實大中年間的疫疾是屢屢出現,各地上奏不斷,只是史家漏書而已。大中六年(852年)左右,宣宗頒布了《賑恤江淮百姓德音》,內中談到了大中年間江淮地區疫病流行的情況及其危害:「近者江淮數道,因之以水旱,加之以疾癘,流亡轉徙,十室九空。」疫疾與其他自然災害一起撲向江淮大地,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後果,大量人口死亡、遷移,給農業生產帶來的破壞是難以估量的。宣宗又說:「災疫之後,閭里未安,須更申明,用示優軫。」接著列出的需賑濟地區有揚、潤、廬、壽、滁、和、宣、楚、濠、泗、光、宿州(《全唐文》卷81),說明這次疫病主要流行在淮南節度使轄內。淮南節度使下轄七州之內,有六州出現嚴重疫情,其次是武寧軍(徐州)節度使轄內,四州之中有三州出現嚴重疫情。武昌軍、浙江西道、宣州觀察使轄內各有一州疫病流行。看來這次疫病的肆虐區域從長江南岸,向北至整個淮南地區,範圍非常廣闊。

僖宗、昭宗、昭宣帝時期,唐朝已處於最後的階段,藩鎮之間混戰不斷,農民起義此起彼伏,朝廷內部矛盾重重,仰鼻息於強藩,受他們的控制和操縱,大唐帝國終於走向了大分裂。在這樣的政治、軍事混亂形勢之下,疫病的出現自然更多於統治安定時期。僖宗乾符六年(880年),黃巢農民起義在廣州建立根據地,但由於不適應南方炎熱氣候,義軍發生大疫。廣明元年(880年),義軍被迫撤回北方,向長江流域推進。至信州時,受到高駢軍隊的包圍,並發生大疫。後義軍採用計謀扭轉劣勢,突圍後向北挺進。昭宗大順二年,楊行密和孫儒在長江下游地區展開了長達數年的爭權奪利,至這時也有了結果。由於天氣連續陰雨不斷,淮南地區出現大飢疫,孫儒軍隊中疫病流傳,孫儒自己也卧床不起,最後為楊行密擊敗。景福元年(892年)五月,吳國軍隊發生大疫。景福二年,時溥的徐州守軍受到朱全忠攻打,城內大疫流行。天復元年(901年),唐末二大藩鎮之間發生激戰,朱全忠向李克用發動進攻,晉陽城外梁軍大疫。天復二年,梁軍在進攻途中又出現疫情。這二次疫病的流行,對當時的軍事形勢影響極大。

天祜四年(907年),朱溫滅唐。唐共歷290年。

資料來源:

《三千年瘟疫》

責任編輯: 白梅   來源:正見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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