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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龍:疫情中的另一場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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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之下,沒有人還活在「往常」里。在疫情爆發後,我們都成了受害者,吃了「為什麼不早點說」的虧。為什麼不早點讓大家戴上口罩?為什麼不早點說「已經出現「人傳人」?為什麼不早點說「物資不足」?……平日里被404的新聞,多數人手指一滑就過去了,但疫情當下,每一個資訊,都如救命稻草般珍貴。

新冠抗疫的戰場,從一開始就不止在醫學上,資訊本身也是極為重要的「戰場」。流行病的防控,需要個體的配合。一方面,越多人知道正確的防疫知識,便越有利於切斷病毒傳播。同時,資訊的透明可以降低人們的心理恐慌、減少謠言的出現,也有助公共衛生措施的推行。

只是,在以宣傳為本位、對資訊管控極為嚴格的國內互聯網系統里,卻又多了另一重的「火藥味」。

我們都是受害者

資訊嚴控早就成為了慣性,不會因為流行病的特性而「網開一面」,正如湖北疫情大爆發後,官員的「甩鍋」都是指「沒有得到批示」。換言之,只要沒有足夠高層面的指令下達,對於網路訊息的處理,就將一如往常的規管:該刪帖的刪帖,該訓誡的訓誡,該拘留的拘留。

只是在疫情之下,沒有人還活在「往常」里。在疫情爆發後,我們都成了受害者,吃了「為什麼不早點說」的虧。為什麼不早點讓大家戴上口罩?為什麼不早點說「已經出現「人傳人」?為什麼不早點說「物資不足」?……平日里被404的新聞,多數人手指一滑就過去了,但疫情當下,每一個資訊,都如救命稻草般珍貴。

所以,社會大眾對「吹哨人」懷有極大的好感,並超越了對那些被嘉獎的「上報者」——畢竟上報只有」上面「知道,哨聲才是普通人能聽到的。在李文亮醫生去世前,「八君子」已經作為一個符號出現在網路上。而在李去世消息傳出的當日,有另一條新聞是「疫情上報第一人記大功」,多家媒體報道的微博評論區里下,點贊數排前列的評論都與」八君子「相關。

「八君子」具體是什麼人、說了什麼,目前還沒有定論。TA們之所以深入人心,是因為被公安機關定性為「傳播疫情謠言」。但這段非常時期里,積累下的不便、無助、難過,起源或多或少都和難以及時獲得資訊有關。正是基於這一背景,人們開始質疑官方所謂謠言的定義,同時對一切皆要統一口徑、時刻防民之口的做法產生反感。

在李文亮醫生去世後,這些積累的情緒都轉化成憤怒。

輿情激戰

李文亮醫生去世的晚上,網路上則演化成一場輿情激戰。

當晚9點多,李醫生去世消息傳出,其後各大媒體紛紛報道。網路中,哀聲以外還有怒火,這一傳播量級,恐怕輿情機構也始料未及。李醫生兼具吹哨人、醫生、被訓誡者(造謠)、新冠肺炎患者等多重身份,而他微博所呈現的,則是一個普普通通的80年後青年,甚至」吹哨「也是不經意間所為。在公眾眼中,這個人既貼近自己,又有比我們勇敢一點的可敬之處——他在後來實名接受採訪,並說出「一個健康的社會不該只有一種聲音」這樣的話。而他所的遭遇——被警方以造謠的名義、身為醫務人員感染了新冠肺炎,這都是我們每個人當前正在承受的壓力。這些因素使得李醫生成為社會共鳴的最大公約數。

對於輿情管控者來說,怒火已然,首要工作就是滅火了。於是,2月6日晚上,互聯網上出現了一場頗為詭異的「輿情戰」。首先是微博熱搜快速將李文亮去世的熱搜往下拉,其後又經由醫院發布仍在搶救的消息。有熟悉輿情對沖操作的人分析稱,搶救只是「滅火」手段,只要去世消息未最後證實,那麼網民的焦點就會由憤怒轉移到祈求平安上,大大緩衝了這一「火勢」。當時搶救的行為是正常醫學考量還是別有用意,確實難以「實錘」。但我們可以明確看到,去世消息的「降熱度」,搶救相關話題則成為熱搜第一,大量官媒紛紛轉發,這「一下一上」,方向相當明顯。

然而,滅火工作卻出現了鮮見的失靈。平時,宣傳系統一發力,一邊刪帖一邊「帶節奏」,很快聲音就統一了。這次,卻難以做到。筆者分析,主要有兩個原因,其一自然是疫情以來,大眾對官方的信任感已經跌入低谷,這和憤怒情緒也是同構;其二是有來自可靠信源的「對抗性資訊」,即可以合理瓦解官方權威發布的內容。

這種情況在過去的公共事件中,極為罕見。以往公共事件中,官方一旦發出權威內容,多數質疑都只能是推測或者諷刺,例如攝像頭有黨性、硬碟一定又壞了。但能切中內核的「硬料」,例如直接目擊者的證詞、利益相關人的分析,幾乎都未能出現或者已經「被闢謠」,而各大媒體發布的也只有官方通稿。

但在李醫生去世的晚上,卻有更多足以「對沖」的事實性訊息出現。包括有媒體先於官方發布確認死亡的消息,其中《經濟觀察報》記者以現場消息,證實李醫生去世,鳳凰視頻則以未具名的消息源發布訊息。此外,有武漢本地醫生暗示性地傳達了李醫生已經去世的消息,網路流傳的截圖中,包括有李醫生同院同事發出的一線消息,表示李醫生已無生還的可能。這些不同來源的訊息,因接近事件核心而具有可信性。

如果說,這一晚輿情操縱出現罕有失靈。那麼轉機就在於不同背景、身份的消息源,在網路上積極提供事實性養料,某種程度上,TA們也是吹哨人。

以罰管網的常態化操作

公眾為李文亮因網路言論被訓誡一事抱不平,其實也是對政府以行政處罰等手段管控網路言論的不滿,而這種操作手段正越來越常態化。就在李醫生去世前不久,人民網發布了一則對醫護人員的處罰消息,被處罰的是雲南省5名醫護人員,原因是他們「將疫情信息在微信圈中傳播,造成惡劣的社會影響」。這則消息什麼沒有細說傳播內容的真偽,我們可以看到,只要明確是」私自「傳播,就有可能被處罰。

同類的新聞實在層出不窮,例如有男子在微博發布當地礦難遇難人數的消息,因消息先於官方通報,儘管他發布的遇難人數比實際死亡人數少,而且微博根本沒幾個閱讀量,卻還是因發布不實消息被行政處罰;還有前年環保志願者雷萍發布當地污染消息,一開始也同樣被定性為」造謠「而遭到行政處罰。

在這些實例案件中,我們會發現對於造謠、不實的定性,簡直如同文字遊戲。公安機關也不深究發布者是否有主觀傳謠的惡意,是不是真的造成了嚴重社會影響,正如前述的兩個例子,他們發布的訊息閱讀量不過是幾十和一千多,如果不是當事人被拘留,恐怕根本無幾個人知道TA們發布過什麼訊息。要說社會影響,反倒是後來行政處罰的行為,使得這些事情成為有社會影響力的公共事件。

當然,這種社會影響力恐怕才是網路管控者所期望的。這種案例可以肅清網路空間,既然有先例在前,那麼人們在發言前自然多了幾道自我審查,或者乾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發言好了。

只是,這種以罰管網的手段常態化後,固然可以保持網路空間的「清凈」,但長久以來,也使得「造謠」變成一場演出——人們再也不信「處罰造謠」真的和謠言有關。於是,在全球網路都想要打擊謠言、假新聞的時候,中國互聯網卻出現了「為造謠者正名」的詭異一幕。

從合理性的層面討論,這種想靠處罰打擊謠言的措施,也根本難以行通。傳播學上,設計了一個謠言公式:謠言=重要性×模糊性÷公眾批判能力。其中模糊性越高,越容易產生謠言,換句話來說,即是事情越清晰,越能遏制謠言,而通過處罰管控,使得流通的訊息減少,有時候反而使得事情更加雲里霧裡。而且久而久之,公眾的判斷力也會被消磨——因為什麼東西都會被闢謠,這時候就不知道信什麼好了,乾脆什麼都別信了。

可能,執行者也覺得冤,因為自己不過是「依法依規」來做:李醫生說確診SARS,實際是新冠,不準確啊,不該罰嗎?

當新聞發布會上,專家口誤說出新冠病毒就是SARS病毒這一震撼新聞時,各大媒體頭條發布後,這種依法依規的說辭,恐怕要臉紅耳赤了。是啊,就連這麼重要的新聞發布會,都能出現口誤,而普通網民卻不能有絲毫謬誤?如果謠言不過是一場文字遊戲,以及官方統一口徑的措施,那麼「八君子」之後,謠言在中國網路上,沒準將成為一個褒義詞。

責任編輯: 江一   來源:中國數字時代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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