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天我和朋友去了在紐約中央公園舉辦的李文亮醫生的悼念會。我們遲到了一小會，前來參加的人比我想像得多很多，遠遠地便看見草地旁聚集了一大片黑色的人群，沿路上也遇到不少身穿黑衣、帶著鮮花來的中國人。
我們快步走近人群，隱約聽到主持人的聲音的時候，我和朋友不約而同地拿出了包里的口罩戴上了，這讓我們迅速融入了這個戴口罩的人群。
這竟然是我半個多月以來第一次戴上口罩，在半個多月淹沒在疫情的狂潮里之後，那一刻卻突然意識到，原來我從不在場，可我也從未離開。
組織者準備得很用心，旁邊草地的鐵圍欄上貼著給李文亮醫生的悼詞，黑白相間，這是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人們為這場悼念活動寫下的留言，悼詞下面擺滿了鮮花和標語。
（本照片來自其他參與者）
我想摘抄一些記錄在這裡：
「李先生，天堂也會有炸雞，火鍋和你最愛的日本料理吧！我想天堂一定不會有高牆，一定不會逼你說『明白』，一定充滿了愛與自由。謝謝你——匿名」
「沒有憤怒的哀悼無意義，我明白了。——陝西，喬」
「李醫生，您做了您應該做的事。——匿名」
「長夜將至，我從今開始守望，至死方休。——羞愧者們」
「李醫生，願在天堂一切安好，往後之日，我輩將繼續發聲，真誠地面的現實，延續您的光亮。死亡不是您的終結，您在我們心中，憧憬光明，則不懼黑暗。——湖北隨州，李晨曦」
「再見了李文亮醫生，未來的人生里，我會用每一段真話告慰你。——Chen Yi」
「一路走好，您是勇士，是義人，但其實您更願意做個普通醫生吧？我被您發出的光所照亮，也未自己的沉默感到羞愧，但我將盡我所能去記住這一切。——中國上海，小何」
「李醫生只是一個講真話的普通人，為什麼普通人會遭遇這種事情，憑什麼！3W+的確診患者為什麼要遭遇這些！有些人會被釘在恥辱柱上，人民會記住它們，歷史會記住它們。——北京，孫聖佼」
「對不起，是我們所有人的忍氣吞聲迫使你成為英雄。——中國深圳，王亞偉」
「國士無雙，一路走好。您是中國最好的眼科醫生，擦亮了人民的眼睛。——浙江寧波&紐約，Veronica」
「英雄走好，哨音已被大家聽見。——Singapore，Barney」
「表達自由，人權之本，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天總會亮的。——Nanjing，Ivy MA」
「講真話的歷史，血淚斑斑。即使明天重新開始，也絕對不能原諒昨天，李文亮是普通人，是你我他。李文亮千古！——武漢，非非」
「天道無情匹夫補，我們會為您上街的。——江蘇南京，陳子潤」
「這一次，我也想勇敢一點。——福建，朱慧玲」
「李醫生一路走好，謝謝您的善良和勇敢，我們不會忘記，願日後可以在光明的地方相見。——Shanghai，Sara Yang」
「我如此哀慟，不是因為他是吹哨人，他普通地有良知，有著普通的善良，見到危機也只敢小聲提醒。我們連這樣小聲提醒的人都保不住，都失去了，到底還有誰來振臂高呼。那個死去而又不能死的人，是我的同胞，更是我的同類，我在哀慟我自己。——雲南，十一」
悼念會的後半段，是在場的參加者排隊拿麥克風自由發言，很多人上去了，他們之中有些是留學生，也有在紐約定居、做生意的移民。有坐了六個小時的車從外州趕來的女孩，有擔心回國後被清算卻仍然選擇不戴口罩發言的留學生，有六四時期推著嬰兒車上過街的阿姨，還有從小生活在國外，卻努力用中文講出：「一個健康的社會不該只有一種聲音」的ABC。
他抗議變本加厲的審查制度，微信、微博的頻繁刪帖封號；她呼籲海外華人尋求國際社會的關注，調查中國疫情；她建議中國年輕人傳承父母的記憶，莫讓歷史被遺忘；她提到要發展個體意識，拒絕和集體綁定；他指出維穩手段為何反而導致社會動盪；還有更多的人強調了言論自由、公民權利、體制改革。他們每個人說完，周圍的人都熱烈鼓掌，人群里不斷有人喊：「說得好！」
只有一個人招來了反對，他戴著墨鏡和口罩，遮住了整張臉，拿起麥克風后說到：「如果健康的社會不該只有一種聲音，那我也要發一點不同聲音。大家想一想，李文亮的死和他說不說真話有關係嗎？他染上了病那是不幸，所以我們應該團結起來，我們要抗議的不是言論不自由，而是疫情，大家不要把矛頭轉向……」
我旁邊有個男生立刻喊到：「可是我們的聲音在國內根本發不出來！」又有人喊：「疫情哪兒來的？怎麼散播開的？」、「那他為什麼被訓誡？」，另一邊有人連喊了兩次：「你自己去微博上說啊！」
噓聲越來越多，導致他沒法順利說下去。他有點急了，反問了人們一句：「你知道真相嗎？這裡有人是李醫生的朋友嗎？有人認識李醫生嗎？」
這句話挑釁到了更多人，人群吵雜起來，有人要求他摘下墨鏡和口罩，有個高個子的中年男子高喊：「我是武漢人！」
但同時也有幾個女生在呼籲：「讓他說完！」、「他有說話的權利！」「我們不是在開批斗大會！」。
結果，他還是沒能把後面的話說完，發言時間就到了，主持人讓他再排下一輪發言，他便也沒再出現。
會後我在人群中幾乎見到了紐約各個圈子的朋友，大家聚在一起聊了起來，好幾個人問起我最近微信被炸號的事。是的，我也在4、5號那波炸號風暴里犧牲了，我那個用了八年多，加了近五千個人的大號就這麼沒了，說是一次性抹掉了我半個人生都不為過。但幾天來反覆回應了不同人一遍遍「怎麼炸號的？」的關心之後，情緒早已平復下來，進入了接受現實的階段。
那個周末陽光很好，雖然成排的樹枝都光禿禿的，但湛藍的天空仍讓人心曠神怡。離開會場之後，我和朋友一邊聊天一邊穿過中央公園，打算去另一側的古根海姆博物館，到了之後才發現他們在換展，於是就近去了大都會，一直逛到它關門。
朋友不久前剛從國內逃難般回到美國，趕在美國的邊境禁令生效之前。原本回國過年的她每天都在幫忙協調物資，最緊張的時候每天只睡三個小時。她說，這其實是她這大半個多月以來第一次出門走這麼多路。
我也是。1月下旬從台灣回來之後，我其實就沒怎麼出過門了，趕著寫完了觀選記錄時，國內的疫情已開始全面曝光，一天甚於一天的信息過載壓得人喘不過氣來，我除了在樓下街區的範圍里去超市買點東西、吃個便飯外，連地鐵都沒搭過兩回，仿佛和國內同步過起了隔離生活。
有一天我實在受不了了，關閉了微信一整天，可只維持了一天。因為工作需求，必須每天都盯著國內的最新消息，只能繼續刷個天昏地暗。我的作息嚴重混亂，經常通宵不睡，偶爾又一睡不醒，連續好多天每天只吃一頓飯。
由於全身心圍著國內的疫情打轉，也沒法和當地的人hang out了，難以忍受局外人置身事外的輕鬆和深表同情（實則並不在乎）的姿態，難以忍受人類的悲歡竟無法相通的事實。即便理智上知道，別人也有自己的生活要過。
在這段混沌的日子裡，我一直處於失語狀態。連續被一出誇張過一出的魔幻現實轟炸，被時而暴躁時而抑鬱的極端情緒捕獲，沒能留下多少思考和表達的心力。另外，也是覺得自己既然身不在場，應該把公共空間留給更急需發聲的人們，畢竟與他們的切身遭遇比起來，我實在沒有資格造作呻吟。
周末外出舒展了下筋骨後，壓在我心裡的重負也解下來許多，同時也清楚地感覺到，此刻身在國外是個多麼大的特權，我還能像往常一樣在街上散步，去喜歡的公園和博物館，在餐廳里和朋友吃飯聊天——紐約確實什麼都沒有發生。
就像每次公共事件，都會導致你的圈子再一次割席，這次當然不會例外。我在朋友圈互相拉黑了三個人，他們認為我不該指責政府，對方甚至沒有嘗試講理，而是罵到：「你躲在國外逼逼啥啊？」
這讓我哭笑不得。我三十一歲才離開中國，也曾計劃回國卻不得，這一路上所付出的代價，其中既有心甘情願也有迫不得已，雖然我都欣然接受，卻也不算占了什麼便宜，頂多算是等價交換吧？我不曾自視甚高，可憑什麼被你們挾持成罪人呢？
早在疫情爆發之前，我和周圍很多人已苦於國內變本加厲的言論管控，和傲慢低能的官僚體制太久了，那些勇敢發聲和行動的人都已經被「應收盡收」了，所以不那麼勇敢的我才會稍微顯露出來。我們的公共空間一潰千里，最後連一個小聲在自己群里提醒身邊人的李文亮，都逃不過公權力的侵犯。
畢竟早就不是第一次了，我也累了。這個年齡的我還在憤怒，不是因為心浮氣躁；我還在批評，不是因為口無遮攔，而是非如此不可，遭遇了這個時代的我們自有不可推脫的責任。
如果可以，我不想寫這篇文章，我想讓最近過得一團糟的自己放鬆一下。我已身在一個自由的社會，應該自由地生活，我前幾天甚至差點飛到夏威夷去，為了逃避紐約漫長壓抑的冬天。
就像我曾經旅行時遇到的一個朋友，她一直在中國體制內工作，後來嫁給了一個加拿大人，前段時間剛在美國生了孩子，經常在朋友圈曬一家人的吃喝玩樂，我也時不時會點個讚。
直到疫情爆發的時候，她正在歐洲度假，我看到她發朋友圈輕描淡寫地說：「國內的大環境是沒法改變的，好好改變自己吧。」
這樣的話總是把我一耳光抽醒，提醒我配不上這個精緻的世界。
毛姆在《刀鋒》裡寫過一句話：「自己忍受惡報比較容易，只要硬著頭皮就行，教人不能忍受的是看別人受苦，畢竟看起來通常不是罪有應得。」
這次疫情所帶來的全面公共危機，雖然我不會樂觀到認為它能直接導致結構性的改變，但也不可小覷它對中國社會造成的衝擊。過去只有小部分弱勢群體和離弱勢群體較近的人承受體制問題帶來的大部分壓力，其他人尚還可以裝作歲月靜好，不聞不問就算了，但這次災難已經把大眾給裹挾進來了。
過去我會對大多數人的無動於衷齒冷：一個人要多無恥才會輕視他人的痛苦？現在我想，人們也並非冷漠，也許他們只是在極有限的空間裡找到了一個出口，以逃離自己無能為力的心情吧。
我曾經有一個被炸掉的微博號，還活著的時候頗有一些號召力，被炸掉是因為在18年3月份的時候，國內最大的民間女權媒體平台「女權之聲」遭到全網封殺，我寫了一篇倡議文章，號召大家團結起來向新浪申訴要回帳號，那篇文章一夜之間被轉發了五千多次，然後號就沒了。
其實當時我很清楚，只要發出這篇文章多半會被炸號，但我也很清楚，我們不能失去「女權之聲」。我想，如果連這個時候都不站出來，那留著這個號有何用呢？要我何用呢？
這一次也是類似的心情。多年以來，我都喜歡把靠譜的公共信息分享到朋友圈，慢慢地也積累起一定的公信力。我的朋友圈裡有差不多五千人，所以已經算是一個小型公共平台了，其中大部分人生活在國內，也很少翻牆，所以總有人對我說，我是他們看到外面世界的一個窗口。
在疫情期間，社交媒體上信息大爆炸，但良莠不齊真假難辨，有個朋友留言建議我建一個微信群發文章和各路消息，方便大家查看。我想畢竟篩選信息也是我擅長的事，不如盡這點能力服務一下身邊的人，別的也不知道做什麼更好了。
所以我拉了個群，沒想到立刻就加滿了五百人上限。我自己一個人發不過來，又怕遺漏重要信息，就又找了我幾個信賴的朋友，組了一個八人的評審團，一起篩選質量過關的內容發到群里。
我們分享了很多文章和社交媒體的帖子，包括外網的，很難確定到底是哪篇踩了雷。但後來我們傾向於認為是許章潤的那篇《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懼》，因為聽說這篇文引炸了很多群。我們在群里翻來覆去發過好幾遍，網頁版、圖片版、pdf版、印象筆記版，生怕大家沒讀到。結果當天晚上群就炸了，順帶炸了作為群主的我和評審團里一個發文最活躍的朋友。
被炸的理由是「傳播惡性謠言等違法違規內容。」是的，其實就在廣大群眾群情激憤為李文亮平反的時候，微信和微博也沒有一刻停止以此為罪名的瘋狂刪帖封號。
發現炸號後我的第一個反應是：「該來的還是來了，」並且故作輕鬆地跟朋友說，我已經有了這個心理準備。
如果真是因為許章潤那篇文章而炸，給他陪葬我覺得很榮幸。作為一個身在牆內的知識分子，寫出這樣的檄文已是奮不顧身了，難道我們連轉發的損失都不願承擔嗎？
有人說，他寫了又有什麼用，轉眼就被刪掉了；還有人說，太難讀，沒法普及給廣大群眾。我只知道，他說出了我積鬱已久的憤怒，我也相信這震動了很多知識分子的內心。
我想我們冥冥之中還有著同樣的覺悟，在眼睜睜目睹這片土地上人們的命運之後——
那個坐在陽台上敲鑼鳴病的人。
那個深夜追著殯葬車悽厲地喊著「媽媽」的人。
那個在一千人共用一個衛生間的隔離所看《政治秩序的起源》的人。
那個開著貨車在高速路上流離失所沒有歸處的人。
那個坐著死去被家人抱住頭等待殯葬車的人。
那個隔離在家中被餓死的人。
那個花了20萬最終因無力承擔而被放棄治療的人。
那個怕傳染給家人而給自己挖好墳偷偷上吊的人。
那個無處就醫又怕傳染妻小從橋上一躍而下自我了斷的人。
那個90歲高齡為60多歲兒子排到一張床位而在醫院守了五天五夜的人。
那個在求醫院床位的微博下評論：「我家人剛過世了，空出一個床位，希望能幫到你」的人。
那個先是罵著求助者的嚎喪影響心情隨後又只能以同樣的方式呼救的人。
那個為求助而臨時學會用微博發了一句「你好」的人。
那個被盤查時用圍巾捂住嘴，因買不到口罩而羞愧哭泣的人。
那個用橘子皮當口罩的人。
那個爸爸媽媽爺爺奶奶全家都死了只好孤身一人去民政局報導的人。
那個把抵工錢的口罩全部捐出去的人。
那個寫下「安心赴死」、「是時候奉獻出自己」的人。
那個寫下「能、明白」並印上紅手印的死了兩次的人。
我實在不忍再看到同胞們承受這樣的苦難了，不希望中國人繼續深陷在這數千年的王朝更迭中苦苦掙扎。如果這麼多的死亡和眼淚都無法推動國家的進步，如果仍帶著僥倖心理縱容這個落後的體制和反動的執政者苟延殘喘，下一次再走到這歷史的關口，又要付出多大的代價？
那天夜深人靜之後，我還是大哭了一場，一直到清晨。微信是我重要的國內信息平台，沒了勢必會影響工作，但幸好我沒有居住在國內，生活不會被它綁架。但損失又何止如此呢？我想到在我八年多的人生路上一個個遇見的人，我再也不可能把他們都找回來了；我想到我和朋友、家人的共處時光，我們曾一起旅行過千山萬水，我再也不可能重走一遍了。
我在微博上看到一個叫「微信封號」的超話，裡面有近四百個帖子，全是那兩天遭到封號的用戶的申訴，很多人在竭力地自證清白。有一個人是抑鬱症患者，被永久封號後，丟失了和女朋友生活的點滴，又錯失了工作上的大客戶，精神崩潰，說自己下輩子不想來了。
然而沒過多久，整個超話都被微博刪除了，只留下空空如也的頁面。
後來我又申請了兩個新的微信號，第一個存活了一個晚上，第二個存活了不到二十分鐘。
我拒絕了昏庸，最後卻逃離不開虛無。沉重的虛無感的陰翳幾度遮蔽了我所有感官，但突然在某個時刻我明白了，和之前那些無法觸碰時的疏離和伴隨著的困惑不同，我突然和更多人的痛苦有了連接。儘管不可相提並論，可我想到在2020年剛開始時那些失去了父母的人，失去了半個人生的人，失去了希望和安全感的人。所有人都失去了什麼，而仿佛我只能通過永遠失去自己的一部分，才能和他們有片刻的同在。
我們的失去必須是無可挽回的。如果你再也無法整全，那我也不可能恢復原狀；如果你一天沒有自由，我也將一天沒有名字、沒有住所、沒有回憶。否則浮沉都將是可恥的，我從未身處戰場的愧疚和遺憾，都將無從被赦免。
所以我對你將永遠說不出那句：「一切都會過去的。」
我的朋友，這是昏庸和虛無的兩難中唯一的真實，而我們已抓住了這真實的片刻。因為這徹底的失去，我們再也不至於兩手空空了，我們握住了一點武器，它是堅固的，提醒我們將要為什麼而戰。
那天紐約的李文亮悼念會結束之後，晚上我在一個WhatsApp群里看見組織者在和參與者們交流悼念會上的經驗，他們討論起了那個問「李文亮的死和他說不說真話有關係嗎？」的「異議者」，很多人都對自己當時的反應做出了反思，覺得應該讓他說完，應該平等地交流。
但也有朋友認為不用太在意，「這樣的話微博上有很多，無非就是我們現在應該團結起來抵抗疫情，現在抨擊政府言論不自由對疫情沒有任何幫助，應該等到疫情結束後再說。」
是的。其實當時他剛說出第一句話，我就知道他後面要說什麼，然後發現果不其然。類似的話語，我從疫情爆發第一天起聽到現在，由不同的人前來重複同樣的邏輯，讓我疑惑，這到底是發自真實經驗的共鳴，還是集體無意識地拿來了某種宣傳呢？
後來，我又看到一個關係很近的朋友說：「感覺現在批評都不是時候了，剛剛看了數據之後覺得疫情真是非常難，湖北兩萬七千多人確診，武漢將近一萬五千多確診，還有疑似的肯定至少好幾萬，官方在觀察的密切接觸者全國至少有十八萬多。我有一個認識的微信好友在武漢，看了她發的所有文章，對照官方數據，突然就覺得目前最重要的不是批評，是需要更有建設性的意見。」
在我提出「批評和提建設性意見不矛盾」後，她強調說，並不是覺得批評沒有意義，而是目前比起單純的情緒化的批評，提出積極的建設性方案更有用。
我回覆：「我現在看到的有效的行動是兩種，一種是直接救助受害者，幫助其尋找各種資源，一種就是堅持不懈地推動輿論追責權力，有些人著眼當下，有些人想得更遠，每個人根據自己的資源和能力選擇能做的吧。但是說到底，這麼久以來的痛苦的根源是什麼，是必須想清楚的。如果這樣的災難還沒能讓人起來批評當局的錯誤，下一次也是重蹈覆撤（實際上這次已經是重蹈覆撤）。我不同意用「提建設性方案」來否定和消解所謂的「情緒化」，就讓人們憤怒吧，為什麼不憤怒？情緒有什麼問題？我們要看到造成這種情緒的機制，而不是本末倒置，苛責這種情緒沒有更好地建設機制，因為我們本質上並不掌握建設這個機制的權力。」
但是她和其他人最後都會問一句：「那你說該怎麼辦呢？」
我無言以對，因為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我想每個人身處於這場並非一日之寒的天災人禍里，都是無力的，無力讓我們急需找到確定的答案，也急需回到有掌控感的常態里。
可是，我寧願承認自己是無力的，承認自己是失語的，承認自己的努力是徒勞的，承認自己無路可走，也不要虛偽的思想和行動作為出口。
我拒絕解脫。我身邊還有很多西西弗斯，他們日復一日地把即將功虧一簣的巨石重新推到山上，卻從未得見山頂的風景。我怕棄他們而去，我怕被他們放棄。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會記住李文亮。因為他是具體的人，有著具體的故事，他直觀地講述了他在這個盛世華章里是如何失敗的。這個華章的任何一個情節都不是新的，一字一句都是陳詞濫調，讓人疲憊不堪、頭昏腦漲、渾渾噩噩。但李文亮的面孔是新鮮的，他陪我們度過了新年，給了我們一個記憶上的錨點，讓我們回想起這場災難時，不至於將它粉飾成另一場勝利，而強權將悔之不及自己竟然造出了一個平民英雄。
疫情期間，我和很多朋友一樣，開始讀加繆的《鼠疫》。鼠疫是荒誕的象徵，在這個荒誕的世界裡，魔顯形，惡顯相，而尚有人性的人們將如何自處？
我知道其中被摘抄得最多的一句是里厄醫生的話：「這一切裡面並不存在英雄主義。這只是誠實的問題。與鼠疫鬥爭的唯一方式只能是誠實。」但這還不足以表達其中的真意。
塔魯最終覺悟到，即使抱著良好的願望，即使好人也難免殺人，「因為他們就生活在這種邏輯中」，一舉一動都可能致人死亡。他學會了謙虛，明白了要「心甘情願原原本本做人。」
「我只想說，大地上還有災難和受害者，一定得儘可能拒絕，不要跟災難同流合污……我聽到過那麼多高談闊論，腦袋幾乎給弄暈乎了，那些高談闊論也足以使其他一些人暈頭轉向，結果同意去殺人了，從而也使我明白了，人的不幸緣於他們沒有使用一種清晰的語言。於是我決定講話和行動都要明明白白，以便走在正道上。」
寫完這篇文章時，剛好是李文亮的頭七，微博上依然有人因為紀念他而被警察懲戒，但願被他喚醒的對真實、自由表達的追求不會停止。讓我們把每一句話都清晰、明白地說出來吧，為了那些不再說話的人，為了每一個真實的字詞都不再被替換、不再被模糊、不再被縮寫、不再被指代的那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