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過兩天就是武漢封城一個月。一個月來，肺炎疫情影響到每個中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最大焦點。
危機中醫療公共服務的缺失，數億人生活被隔離封閉帶來的人道災難，「吹哨人」李文亮之死引發的輿論海嘯，以及經濟停頓癱瘓帶來的壓力…凡此種種，都讓外部世界普遍相信，這次疫情是中共1989年天安門事件以來最大的執政危機，習近平的威信和中國的國際形象都遭受重創。
但是民間的不滿和憤怒，能否轉化為推動中國正向發展的行動？習近平威望受損，是否也意味著他的權力被削弱？外界期待中國發生的變化，是否都是一廂情願？
香港暢銷專欄作家陶傑、政論作家陳破空以及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圖書館教授宋永毅分別就這一話題發表了他們的看法。
2020年2月19日戴著防護口罩騎馬的警察在中國西北新疆偏遠地區地區阿爾泰探訪居民，宣傳應對新冠病毒。
陳破空認為，官場換人充斥『習家軍』似乎對習近平有利，但也可以解讀為其它派系想要作壁上觀。他認為，習近平現在可能也是無人可用，他本人在黨內的威望和地位也受到影響。
宋永毅認為，目前的執政危機無疑削弱了習近平的權力和影響。他認為，習近平要想加強他的權力，必須要做出成績，還有要找出新的方向。
他說：「有一點我不太同意外界的評論，就是說習近平反而加強了他的權力。目前所造成的執政危機毫無疑問是削弱了他的權力，是削弱了他的影響。如果說他要加強他的權力，他必須有幾個方面能夠做到。第一個就是他能夠做出成績來，這是毫無疑問的。就是說如果他做不出成績來怎麼加強？第二個就是他必須找出新的方向來。那你比如說我們做一個對比，像當年的大饑荒62年結束以後，七千人會議上毛澤東的威望也好，毛澤東的權力也好是受損的，而且受損非常之大。那麼後來他找出一個階級鬥爭這樣一個方向。他繼續進行，在海外進行反修鬥爭，開始加強了他的權力。這個不等於說這個大饑荒加強了毛澤東的權力。這是不言而喻的了。」
香港暢銷專欄作家陶傑認為，目前黨內高層政治的局面跟1976年10月毛澤東死後的局面有所不同。毛澤東的極左做法那時弄得天怒人怨，外加唐山大地震，以及所謂的教育革命，都是亂來的。但是，那時黨內有一個葉劍英，還有一個汪東興，再加一個華國鋒，至少這三個人的面貌在那時候是非常清晰的。華國鋒當時還是黨主席兼任總理，只要他本人一點頭，葉劍英就給他槍桿子的支持，當時就把江青等四人抓起來。
但是現在的上層中並不具備這幾張清晰的面孔。或許這樣的人是有的，但還隱藏著，我們外面不知道。中共這個黑箱很難判斷，我們只能夠用先例來分析。但毛澤東搞極左的時候，那時有幾個這麼清晰的人，而我們現在卻看不到這樣的人。這樣的人選倒是有一大幫，像朱鎔基、李瑞環，即便是曾慶紅，他們肯定也有意見，但是因為種種原因，比如習近平一上來後反貪，據說有很多檔案都攥在他手裡，這些人現在動不了。或者是中組部或中央辦公廳把他們這些人盯得很死。這也是習近平能先下手為強的地方。
他認為，雖然目前一時不具備這個條件，但這次疫情仍會造成很大的損失。死人無數，而且對國民經濟的殘害又這麼大，即使這個肺炎疫情到溫度高的時候沒了，經濟也已經滿目瘡痍，外資跑了怎麼辦？所以這個問題一直會多拖三個月到半年。
陶傑表示，現在出這麼大亂子的情況下，這些極力吹捧的文宣就像是一種類固醇。假設這個體制已經得了癌症或腦瘤，如果標靶藥、伽瑪刀都沒辦法治療，那只能用類固醇把這個危機拖延著。
他認為，要用這種文宣不是不可以，但條件是一定要做出成績。比如，感染肺炎的病人必須要立竿見影地減少。如果不減少，下面報上來的數字還是越來越多，那麼現在是21世紀，對於此，9000萬黨員、13億人民是不是能接受？現在畢竟不是1959年那時候了。
陶傑談到最近《求是》雜誌發表的習近平那篇講話，他指出，裡面各種「我早在那時候就怎麼怎麼」之類的論調。這種講話語氣，就是自我辯護的語氣。這是他在政治局常委會議上的講話，左一句「我已經這樣了」，右一句「我已經那樣了」，這好像是一個自辯的陳詞，而不是一錘定音的聖旨。這篇講話的留白，肯定就是他在政治局常委裡頭遭到某些尖銳的責難，這是肯定的。不然的話，這種政治局常委的講話是不應該外泄，不應該透露的。
所以，現在到底是怎樣的解決方案，會不會出現赫魯雪夫的解決方案，我們都還不知道。這個瘟疫難以控制，病毒這東西不聽指揮，比大躍進引起的失收更猛。那時失收，加拿大政府還會說我願意把小麥捐給你。現在呢？全世界就乾瞪眼，怎麼幫你呢？即使是美國的疫苗，一時也不能生產這麼多。
對於兩會推遲舉行的話題，陳破空認為此舉一是出於安全考慮，另外在事關自身生死存亡的問題上，平時被認為是「順民」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可能會「說怪話」，群起抗議。陳破空認為，在這樣的情況下召開兩會有風險，避免召開對習近平的權力也是一種保持。
宋永毅認為，當前的危機對中共國內的改革派、民間要求改革的勢力來說都是一個機會，可以推動言論自由，衝破種種倒行逆施的企圖。但他認為，從歷史的角度看，把一刻的危機馬上說成是一個決定性轉變的時刻是言之過早的。他認為中國的民主仍需耐心和不斷的博弈。
陶傑表示，今天這個局面是人類歷史上從沒有見過的-13億人口的大禍，國際性的大瘟疫，一個人親自部署、親自指揮說了算，而下面各層我們明顯能看到是在怠政懶政，就是雙手交叉不怎麼幹事。
陶傑認為，現在不是一個農作物沒有收成的問題，是天天死人在增加的問題。而這個決策人的想法很多又是自我矛盾的，既要復工，但也要抗疫。這不符合基本的科學邏輯的。這個新冠肺炎就是人聚在一起的時候擴散。那你復工不就是人的高密度聚集嗎？那這樣如何能讓地方政府有效抗疫呢？
他表示，地方政府看得清清楚楚，這套是行不通的。但是沒辦法，這是上面的命令。所以人們也看到，在某些城市裡，能夠看到聯邦式的或者是各地自治的非常粗糙的雛形，但這能不能成為一個機制，那就要看這瘟疫是否能控制下來。這是非常微妙弔詭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