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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至今，誰的鍋？是公眾最關注的問題之一。
關於「甩鍋」這個話題，我今天為大家做一次最為詳細的梳理。
第一回
周市長拉開序幕
1月27日，武漢市長周先旺接受央視採訪時的說法，被普遍認為是將鍋甩給了上面——我上報了，但沒權披露。而法律界比較主流的觀點認為，依法披露疫情的責任主體是國家衛健委。他的原話如下：
「披露不及時，這一點大家要理解，因為它是傳染病，傳染病有傳染病防治法，它必須依法披露，作為地方政府，我獲得這個信息以後，授權以後我才能披露，所以這一點在當時很多不理解。後來特別是元月20日，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確定了這個病作為乙類傳染病，並進行甲類傳染病的管理，而且要求屬地負責，從這之後，我們認為我們的工作就主動多了。」
評析：
此說法還有個關鍵點，他什麼時候獲得了這個信息？是1月初還是1月中旬之後？他報了什麼？個中區別，宜自行體會。
第二回
曾光的回應
1月30日，中國疾控中心流行病學首席專家曾光接受胡錫進採訪，其中一段對話可看作是回應。
曾光表示，武漢此次面對疫情行動有些慢主要是科學認識的問題，但也不排除一些決策上的猶豫，對自己是不是自信。公共衛生人員的決策考慮的就是科學性的問題，是一個科學的視角，但政府官員考慮問題並不單純是科學的視角，這只是他們決策依據的一部分。
「他要考慮政治視角，考慮維穩的問題，他要考慮經濟的問題，他要考慮春節老百姓的天倫之樂，滿意不滿意的問題。我們說的話往往只是他們決策中採納的一部分。」
評析：
這段話其實點名了幾個事實，一是承認自己的認知也有過程，科學原因是主因；二是做決策的是官員而不是我們專家；三是科學上的考慮只是決策的一方面；四是直言地方官員出於維穩等考慮有猶豫。
不過，有社會生存經驗的朋友都知道，一個人點評時的重點，有時不是他主要說的內容，而是話鋒一轉後說的內容。
第三回
馬書記的「愧疚」
1月31日，前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接受央視採訪時，承認採取管控措施晚了，其原話為：
「我現在是一種內疚、愧疚、自責的心態，如果早採取嚴厲的管控措施，結果會比現在好，對全國各地的影響要小，也會讓黨中央、國務院少操心。」
這段採訪中他還提到兩個時間點：
一是12月30日、31日，武漢將情況上報國家衛健委。
二是1月12日、13日，泰國曝出第一例感染者後，武漢採取了機場測溫、高鐵站測溫等措施。
評析：
承認管控晚了，不等於證實存在瞞報，通看這篇採訪，馬國強的核心意思是——我沒有當機立斷。不過，即使是14日啟動的碼頭管控措施，也被很多媒體發現並不夠嚴厲。
同時，12月30、31日武漢上報一說，也與一些信息矛盾，比如經濟學家華生提到，中國疾控中心主任是在12月30日晚上網衝浪時注意到疫情，隨後報告了衛健委領導。另外一則信息也可對比著看，1月22日，國家衛健委副主任李斌在新聞發布會上說，2019年的12月30日，國家衛健委獲悉湖北省武漢市發生了聚集性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第一時間派出國家工作組和專家組，這裡的用詞是——「國家衛健委獲悉」。未說明主動還是被動。
而且，「上報情況」也不等於上報了人傳人的情況。
第四回
現主任與前主任
1月30日開始，隨著疫情數據陡升，媒體紛紛質疑傳染病防控的另一個系統——SARS後建立的疾控直報系統是否起了作用？但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說法。
中國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楊工煥表示，中國疾控中心有專門監測系統，每天寫分析報告，而且不是逐級報告，醫院在網絡系統中點擊了報告病例，中國疾控中心就應該能收到。
中國疾控中心現任副主任馮子健則說，新型冠狀病毒（當時）未列入法定傳染病，無法使用兩個小時直達國家層面的網絡直報系統。調整網絡直報系統設置、人員培訓需要一個過程。針對1月16日一些醫務人員感染治療的消息，他回應說，不是特別清楚CDC是否收到信息，他還說，數據上報層級很多，包括國家級、省級、市級、區級。「數據上報有個過程，這個過程我沒有詳細了解」。
評析：
從事後媒體披露的信息來看，武漢方面對醫院上報病例限制了諸多條件，因而，不管這套系統是否運行，它最基礎的環節可能就失效了。同時，地方疾控是向地方衛健委和政府負責的，而不是像海關一樣垂直管理，這可能是需要理順的地方。
第五回
王廣發喊冤
2月2日，輿論漩渦中的北京大學第一醫院呼吸和危重症醫學科主任王廣發，回應了自己在1月10日引發質疑的「可防可控論」。
核心意思就兩個，一是我們拿到的資料有限，二是判斷也不是我一個人能做的。
王廣發表示，我們掌握的資料是比較有限的，從有限的資料來看，當時我們沒有看到明確的人傳人的證據，當時給我們的資料是41例確診病例，這當中有兩起聚集性病例，我們請教過CDC的專家，沒法得出「人傳人」的結論，這需要流行病學專家來回答。當時我們確實沒有證據，不是個人去判斷疫情，而是集體一起研判，但是研判的資料，必須得是沒問題的。原始的資料有欠缺，甚至有些信息根本沒拿到，判斷上就會失誤。
評析：
這段採訪的信息含量其實非常大。
先科普下，根據中國新聞周刊等媒體披露的信息綜合判斷，此次國家專家組一共三批：第一批是12月31日去的，組長是中國疾病中心傳染病實驗室徐建國，成員有北京地壇醫院李興旺、中日友好醫院曹彬。第二批是1月8日去，16日回來的，成員有地壇醫院的蔣榮猛、北大人民醫院高占成、中國疾控中心副主任馮子健、原副主任楊維中等。第三批是1月18日去的，包括高福、鍾南山等。
王廣發是第二批去的，財經雜誌2月25日晚的重磅報導，也源自對這批專家其中一位的採訪，但肯定不是王廣發，因為報導中提到這位專家1月底才離開，而王廣發16日就回京了。
然而，對比王廣發的言論和這位匿名專家的言論，可以發現互相印證但仍然迷惑的幾個點。
首先，王廣發表示我們也不是僅僅局限於一份報告，因為它是二手資料，主要是當地的CDC（疾控中心）和衛健委報上來的，我們也下去看病人。而在財經雜誌專訪報導中，專家們似乎被當地牽著鼻子走，大部分時候是靠匯報和材料獲取的信息。那麼，下去看病人時的詳細情況究竟如何呢？
其次，王廣發稱，我看到發熱門診病人很多，有些病人肺部的CT片子是非常典型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當時擁擠在醫院的這類病人數量並不少，但是醫院還能夠應付，他表示，這是1月14號、15號我們了解的情況。於是專家組對有些單位提建議，不能讓病人都淤積在發熱門診。這段話可能說明，第二批專家組至少在考察後期對可能存在的人傳人應該是有一定認知的，而不是完全不知道的，那麼他們採取了什麼緊急措施？
第六回
鍾南山再發言
2月11日，鍾南山在接受路透社的視頻專訪中表示，當地政府、當地衛生部門工作做得不好，他們應該負上一些責任。因為已經發現了病原，出現了小規模聚集發病，但最終並沒有控制住。他還表示，應該改善疾控中心的運作方式：
「如果我們有更好的協調合作，我們就能更早發現它，更早查明人傳人的情況，」
評析：
這是鍾南山第一次談及責任問題，也是唯一一次，他老人家已經說得很明確了——地方政府發現了但沒有控制住，同時，沒有更好的協作，我的理解是指衛健委、疾控、地方政府、基層醫院、研究機構之間的關係。
第七回
高福的黑與白
從2月開始，針對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的批評越來越多，眾多自媒體將其視為疫情未能控制住的罪魁禍首，甚至發展到有自媒體造謠高福被查。
反對者認為：疾控系統未能提前預判到人傳人，難辭其咎，高福本人言論多有失當之處。
而以華生為代表的高福支持者則認為：疾控在這套體系里根本沒有啥實權，背不起那麼大的鍋，高福本人在前期病原確定上做了工作。
評析：
關於高福事件的前因後果，以及相關信息的評判，「媒體炸雞」曾做過非常詳細的梳理，歡迎移步此處查看。
第八回
診斷上報標準之爭
從1月底開始，陸續有媒體報導此一問題。
在財新對武漢一線ICU醫生的採訪中，提到不少重要信息，比如1月初執行的診斷、上報標準中有「華南市場接觸史」這一項，而在當時很多一線臨床醫生看來，這個標準過於苛刻，會漏掉病人——因為當時已經出現了人傳人跡象，也有醫護人員出現症狀，還有非華南市場的疑似感染者。
這一信息在傳播過程中，被很多認為上述標準是國家專家組制定的。但在2月中旬開始，包括中國青年報在內的媒體，陸續報導了進一步的消息：武漢市當地執行的標準，和省裡面、國家專家組的標準不一致。核心意思是——國家專家組不背這個鍋。
國家專家組的標準是，具備臨床症狀——發燒；發病早期白細胞正常或降低；肺炎影像學特徵；抗菌治療無好轉，同時具備這四項可確診為不明肺炎。而如果患者有華南海鮮市場暴露史，則不需要滿足「抗菌治療無好轉」這一條件。
而武漢執行的標準中，除了臨床標準與「國家專家組標準」基本一致，更重要的是要求同時具備流行病學史——去過接觸過華南市場。
財新的報導中提到，一位接近湖北省專家組的人士稱，國家專家組成員看到武漢標準後很生氣，後來武漢重印了標準，但很多醫院還是在執行市裡的標準。
評析：
其實，如果認真看過上述媒體的報導，就不會對26日晚財經雜誌的重磅報導感到詫異，因為他們都在說同一件事——武漢一級對疫情信息上報標準的嚴格控制。
第九回
國家專家組成員對湖北武漢的重擊
2月26日晚，財經雜誌的重磅報導，不少朋友都看過了，這位匿名專家提到了幾個重要信息，我再給大家梳理下：
武漢提供的資料，沒有醫務人員感染。我們當時聽說哪有醫務人員感染，都會一個個打電話去問，結果最後得到信息根本不是。醫護人員的感染區我們也沒看到，誰知道他們在哪。這麼大的院區，我們怎麼去找呢？
我們一直懷疑有「人傳人」，但就是沒有證據。他們沒有告訴我們實情，從現在真實的情況看來，他在說謊。
我們專家組一致的意見是，疑似的、確診的都要報出來，我們臨走前都說好了。但是第二天見報不是這樣。新聞出來，地方上報出來的是41例，僅僅是實驗室方法確診的一批人。背後的那些事情，我就不懂了。
我們聽說（醫護感染）消息，就聯繫院方，因為不知道具體是哪個醫生，聯繫完了人家不跟你說，不跟你說實話。我們也沒辦法，因為很明確是屬地管理，我們接到的這個指示是地方為主，國家專家組幫忙、指導、輔助。
當時我們討論的時候，我們讓他如實報。衛健委的領導當場就說了，他說，「你們是不是懷疑我瞞報啊？」他公開反問我們，專家組的都在場。他都這麼說了我們還能說什麼？
評析：
財經這則報導與前述財新、中青報的報導有所不同，專家將矛頭還指向了湖北省一級衛健委，因為他提到的發言的衛健委領導，正是後來被免職的湖北省衛健委主官。不過從輿論反應來看，除了對地方政府的指責，公眾對這批專家組仍然是非常不滿的——調研作風太過官僚。
第十回
指向衛健系統的病原檢測之爭
2月26日當晚，就在財經推出報導後，財新也推出了一篇重要報導，這篇報導指向了另一個問題——對病原的確定時間是否因為某些原因推遲了。
財新的報導稱，種種證據顯示，在去年12月底之前，有不少於九名不明肺炎病例的樣本被從武漢各醫院採集，基因測序顯示病原體是一種類SARS冠狀病毒，這些檢測結果陸續回饋醫院並上報給了衛健委和疾控系統。但中國疾控中心確定病原是在1月8日。
這篇報導披露了兩個重要信息。
一是有基因測序公司人士透露，2020年1月1日，他接到湖北省衛健委一位官員電話，通知他武漢如有新冠肺炎的病例樣本送檢，不能再檢；已有的病例樣本必須銷毀，不能對外透露樣本信息，不能對外發布相關論文和相關數據，
二是1月3日，國家衛健委辦公廳發布了一份名為《關於在重大突發傳染病防控工作中加強生物樣本資源及相關科研活動管理工作的通知》，這份國衛辦科教函（2020）3號文規定，未經批准，不得擅自向其他機構和個人提供生物樣本及其相關信息；疫情防控工作期間，各類機構承擔病原學檢測任務所產生的信息屬於特殊公共資源，任何機構和個人不得擅自對外發布有關病原檢測或實驗活動結果等信息，相關論文、成果發表須經委託部門審核同意。
相對應的，《新京報》也在前一日推出了類似報導——他們專訪了上海公共衛生中心書記盧洪洲，盧先生表示，我們1月5日就提交了報告，敲了我們單位正式的章，不是隨隨便便的，這就說明了我們的重視，但不該發生的還是發生了。
在網絡流傳的截圖中，那份報導清晰地寫明了可能的病原，並建議在公共場所採取防控措施，並報送給了國家衛健委。
評析：
除了臨床和流行病學證據，新型病毒的分離和基因測序，其實是判斷病毒危害性的重要因素。從財新的報導來看，其實國家衛健委早在今年初對該病已經「高度重視」了，不過按照《傳染病防治法》規定，病毒檢測和病原確立是疾控中心的職責，也只有國家和省級疾控中心才有資格做。但實際上，隨著基因技術的市場化應用，大量企業、科研機構已經具備上述能力，那麼，在可能的重大傳染病面前，是否也要把他們排斥在外呢？是基於什麼樣的原因沒有採納他們的信息？如果善加利用是否能爭取更多時間呢？這又是媒體報導留給我們的新問題。
我相信，在看了上述信息梳理後，大部分人心中已經有數了。
說句正確的廢話：一個問題的發生，一定既有個人的因素，比如那些已經被免的官員和還沒被免的責任人；也存在某個體系的因素，比如上文中反覆提到的傳染病預防體系，至於那個因素起的作用更大，還需要更多信息來評判。
相信後續會有更多信息爆出，在疫情過後，國家層面的調查會給到公眾一個回應。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在此，就不再妄加揣測了。
參考文獻：
2.新聞1+1丨馬國強：我現在是一種內疚愧疚自責的心態.央視新聞客戶端
3.武漢市長周先旺接受央視專訪：不怕在歷史上留下罵名.央視新聞
4.馬國強不再擔任武漢市委書記，曾自責沒有「早點決定、採取措施」.政知圈
5.國家衛健委副主任李斌：已開展相應工作防止疫情進一步擴散.人民網-人民健康網
6.中國疾控中心首席科學家曾光：武漢行動慢不排除決策上的猶豫.鈦媒體
7.劉玉海.中國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楊功煥：SARS之後國家重金建立傳染病網絡直報系統，應關注其在這次疫情中如何運行.經濟觀察網
8.衛健委專家組成員王廣發出院了，回答了我們8個問題.冰點周刊俞琴黎詩韻.追問衛健委第二批專家：為何沒發現「人傳人」？.公眾號「財經E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