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權暴政之可惡，倒不一定在其幽禁殺戮。專制政體之下也常有這類現象。極權暴政最可惡之處，在從根本上剝奪大家明辨是非真假之自由。而明辨是非真假的基本方法，端在求證。但是，極權統治者根本不許你求證。求證之事，須由他代辦。總而言之，說也由他，證明也由他。你只有聽的分。他們借著罩下鐵幕，只讓你知道他們認為他們在政治方面有利的那些事物。他們因政治需要來替大家重新安排一個知識世界。你終生受知識的禁錮。
——殷海光
二月的中國言論可以說是殷海光先生這段話的一個生動註腳：從封鎖消息、到大規模封號刪帖、到中宣部派出300個記者到武漢、到各種穿幫的官媒報導、到利用女性身體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到急不可耐高聲唱讚歌歌頌戰疫的偉大勝利，官方的消息一如既往地像一本拙劣的劇本，漏洞百出地上演，試圖抹殺掩蓋著一切真相。如索忍尼辛所說：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他們也知道自己是說謊，他們也知道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我們也知道他們知道我們知道他們說謊，但是他們依然在說謊。
然而，二月，也是一個憤怒的二月，一個高呼言論自由的二月，一個要求真相、明辨是非的二月。隨著武漢疫情中一個一個讓人摧肝裂肺、肝腸寸斷的故事傳出，尤其是吹哨人李文亮醫生的去世，中國民眾的憤怒也到達一個高潮：「我們要言論自由」的呼聲在網絡上此起彼伏，要求要自由要真相的民眾甚至走上街頭舉牌。在病毒肆虐的二月，中國民眾在疫情之外展開了另一場戰事，一場爭取明辨是非真假之自由的戰事。
一 微信再現大規模封號
在李文亮醫生去世後，詩人余秀華寫下詩句：
且安息！
沒有比「以言獲罪」更厲害的病毒
沒有比黑白不分更醜陋的人間
在新冠狀病毒肆虐時候，「以言獲罪」的病毒也愈演愈烈，據網友統計，從1月1日到2月26日，肺炎事件相關因言獲罪案例多達399例，從最初的李文亮等八人到最近「被失蹤」的民間記者陳秋實、方斌、李澤華，這些公民或是在自己的朋友圈、或是在微信群、或是在網絡上說了一兩句真話，或是播放了一些視頻，便受到訓誡、拘留、罰款、強制隔離，甚至逮捕、被失蹤的懲罰。
2月4日，許章潤教授《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懼》在網絡熱傳，許教授在文中憤怒譴責：
原因則在於當軸上下，起則鉗口而瞞騙，繼則諉責卻邀功，眼睜睜錯過防治窗口。壟斷一切、定於一尊的「組織性失序」和只對上負責的「制度性無能」，特別是孜孜於「保江山」的一己之私而置億萬國民於水火的政體「道德性敗壞」，致使人禍大於天災，在將政體的德性窳敗暴露無遺之際，抖露了前所未有的體制性虛弱。至此，人禍之災，於當今中國倫理、政治、社會與經濟，甚於一場全面戰爭。再說一遍，甚於一場全面戰爭。此可謂外寇未逞其志，而家賊先禍其國。老美或有打擊中國經濟之思，不料當軸急先鋒也。尤其是疫癘猖獗當口，所謂「親自」云云，心口不一，無恥之尤，更令國人憤慨，民心喪盡。
是的，國民的憤怒已如火山噴發，而憤怒的人民將不再恐懼。
不久，因批評防疫，許章潤教授被軟禁。（批評官方應對疫情不利 清華許章潤遭軟禁）
隨著許教授文章熱傳而來的是，微信再現大規模封號。許多微信群和微信公號以「惡意傳播謠言」被封殺，微博上出現一個熱門話題：「微信封號」，許多網民聚集話題下，訴苦喊冤，講述了最近自己在突然被封號後的慘重損失，以及失去微信帶來的不便與屈辱：
從我炸號開始到能夠（暫時）使用微信，已經過去半個多月了，不可思議的是它給我帶來了如此多的摩擦。失去聯繫人、失去大量生活記錄只是個開始，隨之而來的時間、精力的消耗簡直令人心力交瘁。更多的創傷體驗則來自於普遍意義上傲慢的權力為所欲為卻不付出任何代價，以至於更多人不得不將自己寶貴的生命一遍遍投入這荒誕程序中的屈辱感。（米米炸號記）
2月13日，有新浪微博網友鑑於微博審查環境的日益嚴苛，創造性地在發消息時使用了摩斯電碼以嘗試躲避審查，閱讀者需要將電碼複製粘貼到在線的頁面來進行內容解碼，乃至網友調侃：原來所謂的可防可控，並不是指病毒，而是指我們：就在李文亮去世之後的幾天，一位女護士在網上說缺防護物資，被迫承認是造謠。
二 「我們要言論自由」
2月6日，武漢市中心醫院李文亮醫生去世。作為此次疫情的吹哨人之一，李文亮醫生的突然去世，在民眾中激起激烈的反響，中國民眾自發組織各種活動來紀念李文亮醫生，同時也表達對當局的不滿，並提出自己的政治訴求。他們或是提出倡議書；或是用行動表示；或是發表明明知道會被立即刪除的文章；或是在自己的社交網絡用圖片文字來表達。但這些倡議書、紀念文章以及圖片，很快被審查部門迅速刪除。但輿論迅速發酵，從紀念李文亮醫生，要求武漢市政府道歉，演變為呼籲廢止限制言論自由的惡法，發起全社會講真話運動。
CDT為此特別做了一個紀念李文亮醫生的檔案CDS檔案 | 言論自由從今天開始——中國民眾紀念李文亮醫生（持續更新），記錄了中國民眾的訴求，在其中一封倡議書中，他們寫到：
這一切都是放棄自由、壓制言論的代價，中國模式正在淪為泡沫。直至今日，當局防民之口仍重於防疫，最高法和行政機關以譖越憲法的法外方式實行未經宣布的緊急狀態，以防疫為藉口非法中止憲法的公民權利，包括言論自由、遷徙自由和私有財產的權利等等。
在網絡上，有網民自發在微博上發起了#我們要言論自由#的話題，紛紛表達要求言論自由、放開信息審查與管控、反對因言獲罪的訴求，然而截至目前為止，此微博話題已被刪除，網友們迅速開闢了另一個話題#我們要求言論自由#繼續發聲。（我們要言論自由！）這些話題不久便被封殺。
在網易雲音樂上，不少網民在《義勇軍進行曲》下面留言：「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接著在網易雲音樂下的評論出現大量水軍，用八榮八恥洗版。隨後評論被關閉。（ 網易雲音樂中「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對抗「八榮八恥」)
李文亮的去世，不僅在中國大陸網絡上掀起了輿論海嘯，同時也撼動了海外華人的心，在紐約、舊金山、洛杉磯、芝加哥、墨爾本、柏林、巴黎等眾多海外大城市的華人自發組織了李文亮的悼念會，呼籲言論自由：
如果這麼多的死亡和眼淚都無法推動國家的進步，如果仍帶著僥倖心理縱容這個落後的體制和反動的執政者苟延殘喘，下一次再走到這歷史的關口，又要付出多大的代價？（米米亞娜：我們的失去必須是無可挽回的 | 紀念李文亮）
在大街上，有年輕人開始舉牌呼喚言論自由；在網絡上，中國民眾還發起為李文亮恢復名譽的聯署活動，但這些旋即被壓制。
補充一點。2月7日網上流傳了一個為李文亮恢復名譽的聯署，發起者將聯署的信息公布在了matters上，完整的文件google可以查到，上次我看時有2500+人簽署，然而，這一切信息也被網信部門收集到，共八百餘人能夠被精確追蹤，並且這些人都會被警察找。別問我是怎麼知道的，因為我就是八百多人中的一個，那天四個警察進了我家，對我進行教育和口頭警告。他們去我以前的高中調查我（我是一名大學生，寒假一直在家這邊），後續又給我爸打了一次電話。我還希望說明的是，端的這篇文章和很多報導一樣，都給人構建了一種想像，以為懲罰從輕到重就是封號，請喝茶，禁止出境，拘禁什麼的。但其實在基層處理中好像又不太一樣。那裡製造的恐懼是全方位的，比如說人們會擔心自己的檔案留下處分記錄，從而毀掉自己的前途，再比如他們去我的高中調查我，比如會莫名其妙地給我爸打電話。條件好、有知識的人可能和底層的人的想像又不一樣，後者可能會記住一些道聽途說的恐怖事件（比如這邊流傳說有一個參與八九的學生被打了藥，精神失常了），政治能夠施加給他們的影響就是，像踩死一隻螞蟻一樣踩死他們，無論一個人有多大的才能，參與了政治，前途就毀了。這是一種徹底的恐懼，於是這些弱小的普通人就會徹底噤聲。總之我認為本文所描述的並不是言論審查唯一的運作模式。能夠被揭露的黑暗固然是黑暗的，然而那些不為人們所知的黑暗呢？比如我在聯署的名單里看到很多公務員、教師、國企員工、學生等利益非常容易受損的人的身影，他們會有怎樣的遭遇呢？我在聯署里只是隨手寫了個不能不明白之類的，而警察在給我爸打電話時說，有另一個學生寫了長篇大論，然後這位警察說「他廢了」。這些人遭遇的恐懼和迫害是更加深重的，然而他們卻沒有機會發出自己的聲音。（端傳媒 | 李文亮去世那夜，在口罩上寫「言論自由」的年輕人後來經歷了什麼）
三 公民記者陳秋實、方彬、李澤華被失蹤
2月17日，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的文章《慘重代價能否換來新聞自由？》在網上熱傳：
但願這慘重的代價能讓手握權柄者醒悟：沒有新聞自由，就不僅民生多艱，而且政府亦無信，更談不上現代化的治理與體制。
2月4日晚央視《新聞聯播》頭條《堅定信心 堅決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上的講話引發強烈反響》報導：中宣部調集300多名記者深入湖北和武漢進行採訪，「將統籌好疫情防控宣傳和決勝全面小康、決戰脫貧攻堅等重大主題宣傳，為實現今年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任務，提供強有力的輿論支持。」
之後，官媒製造的一場拙劣的感動中國秀開始上演。為了製造「感動」，官媒連連造假，若干荒謬案例遭到網民嘲笑，然後道歉並刪除（造假笑掉大牙， 官媒一刪了之？）2月7日，澎湃新聞視頻報導《戰疫者丨女護士隔玻璃凝望男友：抱抱我》拍攝了浙大四院感染樓門口，95後護士陳穎與男友隔門對望的場景。很快網友發現，這位女護士與新聞聯播中武漢漢江方艙醫院首批出院患者張芬非常相似。此外，澎湃的新聞視頻播出後，隨即穿幫，（看官媒如何造新聞：是抗疫女護士？還是兼職演員？ ）
啞巴說話、出生不到20天的雙胞胎會喊爸爸、武漢壽光相隔千里出現同樣的雪地大字，網友不得不呼籲，製造宣傳也請照顧智商。
更巧的是，全國好心人都「丟下錢（物）就跑」 全都捐給警局，有網友收集，全國丟下就跑的新聞竟然多達近四十條。（丟下就跑新聞匯總)
2月13日，有網友觀察到，「武漢新冠疫情」爆發至今，武漢地方媒體至今沒有一篇「拿得出手的新聞報導」，而從11日開始當地媒體陸續發布的三篇「大作」，它們卻驚呆了眾人：《「疫」流而上，何不多給武漢市長暖暖心》；《「疫」流而上，何不多給武漢市長暖暖心》；《「哭完還是好漢」，流產10天後她重回一線：總有人要拿起刀槍上戰場》。
作為一名記者我本可以通過報導發現問題並解決問題，說白了就是整點有用的。但現實卻是報喜不報憂，問題都捂著，喪事當喜事辦。
在官媒製造一片感動的同時，對公民記者的打壓和新聞管制卻從未放鬆過。
2月6日晚間，就在冠狀病毒疫情「吹哨人」、武漢中心醫院眼科醫生李文亮在重症加護病房與死神搏鬥之時，深入疫情第一線報導的公民記者陳秋實人間蒸發。陳秋實是1月24日，中國農曆除夕夜搭最後一班高鐵來到這座被疫情中心城市的。那是武漢封城的第二天，在空空蕩蕩的漢口火車站，他舉著自拍杆，對著手機鏡頭拍下了來到武漢後的第一支視頻。「我的責任是一個公民記者，作為記者出現了災難，你不敢第一時間衝到前先來，算什麼記者呢，」陳秋實說。隨後的近兩個星期中，只有簡易防護裝備的陳秋實探訪了當地多家醫院、殯儀館、居民區，傾聽市民的心聲，用鏡頭記錄一幕幕真實的人間慘劇。
2月17日，紐約時報報導，中國vlog博主方斌失蹤在批評政府應對疫情不力後與外界斷聯。這是繼律師陳秋實後，一周內在武漢失蹤的第二名公民記者。同一時間， 中共當局正對新聞媒體和網際網路採取嚴厲措施，以控制有關這場不斷升級的危機的報導，這讓方斌的支持者擔心他可能已被當局拘留。
2月26日晚，正在武漢進行持續報導的vlogger、公民記者李澤華的住所遭當地公安人士（自稱）強行進入，本人疑似被抓捕，失去人身自由。從李澤華的往期視頻看，他曾探訪過武漢百步亭社區、武漢火葬場及武漢火車站地下室。
2月19日，騰訊言論欄目《大家》「被賜死」，其刊發的最後一篇文章被認為是被賜死的直接原因。這篇文章題目為《武漢肺炎 50 天，全體中國人都在承受媒體死亡的代價》， 不得不低頭的不僅僅是騰訊的《大家》、旗下社交媒體平台微信也進入了管制力度空前的狀態。除了」傳統」的按照敏感詞文字屏蔽以外，以前比較少見的圖片屏蔽、語音留言屏蔽、視頻屏蔽、定向屏蔽、用戶群劃分屏蔽紛紛登場。許多覺得」封號」離自己很遠的普通用戶，如今都體驗了微信前所未有的封號力度。（輿論管控新高度 騰訊《大家》「被自殺」）
武漢開始封城後，武漢作家方方開始每天一篇日記（方方日記），記錄疫情下，自己生活中的點點滴滴，成為人們了解武漢疫情的一個窗口。她的日記幾乎每篇都會被刪除。
3月1日，網際網路言論管控新規正式實施，我們還能期待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嗎？
四 異議人士處境將更艱難
對於此次疫情，有網友評論：舉國致之，舉國制之。在全國動員防控疫情之後，便有人擔憂，這種舉國體制會不會因此被強化：
在這次抗疫過程中，人們看到舉國體制的效率，比如在短期內建立醫院，輸送大量醫務人員和物質到疫區，緩解了醫務人員和物資不足的問題。在疫情面前，舉國體制確實有相當的效率，但令人擔心的是，疫後會不會通過加強舉國體制來預防類似的事件，或在其他領域也強化舉國體制。我們認為，舉國體制不能被一般化，更不能被強化。我們不能用一時的「效率」來證明舉國體制總是有效率的。（起點財經PLUS2 | 防止「舉國體制」被強化）
在武漢新冠病毒模式的持續下，全國各地紛紛開啟「防疫模式」，例如許多地方實行小區封鎖、強制所有人佩戴口罩、隔離湖北籍回鄉人員、禁止任何形式的集體活動、限制人員流動限制商家經營等。然而我們卻從中可以看到，一些不受約束的地方權力正以「特殊時期」的藉口，對民眾實行極其不人道的嚴重違法的人身限制、處罰，在名曰「防疫」的情況下製造了大量的「人權災難」。有網友甚至評論稱，從這些事例中足以看出「中國本質上還是中世紀」。（CDS檔案 ｜ 「全國防疫模式」開啟下的各地「人權災難」）
2019年12月7日、8日，丁家喜、許志永等來自全國各地的20多位律師和熱心社會事務的公民，相約在廈門，一起吃飯聊天，交流各自的經歷以及對當前中國公民社會的看法等等，不久，一場針對「廈門聚會」的大逮捕在全國展開。在疫情的陰影下，人權律師面臨著新一輪的逮捕和新一輪的逃亡。
2月15日晚上，逃亡在外的許志永在廣州番禺海鷗島被帶走，已證實被捕。去年12月26日當局對參與廈門一次支持公民運動的人士聚會展開抓捕以來，許志永一直在逃亡中，在此期間堅持發聲，而當局在搜捕許志永的過程中曾多次騷擾跟蹤其家屬和朋友。武漢肺炎爆發後，許志永2月4日在逃亡中發表文章《勸退書》，勸告中共領導人習近平「讓位」。
許志永的被捕，讓人更加擔憂，疫情之後中國異議人士的處境。「曾是中國維權律師的流亡異議人士滕彪認為，武漢肺炎疫情延燒，恐讓中共當局多了一個藉口抓捕異議人士的措施。而疫情過後，中國異議人士的處境恐將更艱難。」 （ 中央社｜滕彪：疫情過後 中國異議人士處境將更艱難）
滕彪表示，以陳秋實為例，若因防疫理由被隔離，正常來說會公開他的隔離處所，且他的對外通訊應該也是無礙的，但實際上卻不是這樣。因此，「那不算是真正的隔離」，只是中共當局在疫情發生時面對異議人士，「順便多了這種措施」。
2月24日，中國浙江寧波中級人民法院發布公告稱，香港銅鑼灣書店股東桂敏海因「為境外非法提供情報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2月25日，因在廣州街頭噴「光復廣州．時代革命」 聲援香港反送中運動的民主人士楊旭彬被控尋釁滋事罪，獲刑9個月，刑期至2020年5月25日。
五 倖存者的責任
記憶，倖存者的最後責任。用自己的語言而不是他們的語言記憶，拒絕使用符合他們道德審美的詞彙比如「正能量」，不哼唱他們的旋律，唾棄他們詩歌朗誦的韻律。不主動遵守他們的規則，比如不主動把水杯交給地鐵安檢員。不被系統異化，也是一種抵抗的方式。用我的身體和我的語言作為記憶的載體。剩下的就是我的生命，我的經驗，我全部的故事，都屬於我自己，也留給歷史。(瘟疫年紀事 | 倖存者的責任)
把那些無人知曉的名字記錄下來，把那些無人知曉的故事記錄下來，把那些無人知曉的生命與死亡記錄下來，這似乎是倖存者的責任。在網絡的片段與碎片中，這些生命與死亡，既讓人不敢直視，更不敢遺忘。請記住下面這些故事和這些生命吧，這是我們的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