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川瑤族自治縣（下稱富川）位於廣西東北部邊緣，它的北面與湖南的江永縣相鄰，東面是湖南的江華瑤族自治縣，西靠恭城瑤族自治縣，南接鐘山縣。該縣素有「山國」之稱，四面環山，西為都龐嶺余脈之西嶺山，東南部為萌渚嶺余脈天堂嶺諸山，東與姑婆山系相接。境內最高峰為北卡頂，海拔1857米。山嶺相連，幾個小平原及丘陵分布其間，富江自北而南流過縣城富陽，構成了千姿百態蔚為壯麗的自然景觀，是一塊物產豐富，人傑地靈的山水寶地。
據史料記載，富川縣一名始於漢代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迄今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至唐、宋、元時屬賀州，明洪武十年（1377年）後至清代屬平樂府，民國初屬桂林道，後改歸平樂行政督察區及平樂專署，至1983年8月撤銷富川縣，成立富川瑤族自治縣（下稱富川）。
縣內居民以瑤族、漢族為主體，瑤族約占48%。早在舊石器時代晚期和新石器時代早期，富川的先民就在這裡耕作營生，自古至今境內居民都能和睦相處，過著勤勞、勇敢、智慧、樸實的生活，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業績。筆者年青時就曾到過富川朝東岩鷹咀山區從事過地質勘探工作，這裡秀麗的山川美景，勤勞樸實的瑤、漢山民，至今仍給我留下了美好的記憶。
在這塊多山之地的土地上，自古以來雖多次歷經改朝換代爭權奪利之內鬥，以及歷代農民起義反抗封建統治者的鬥爭，甚或是反抗外敵入侵之抗戰，但隨意亂殺人之事是極為罕見的；即或有兇殺案件發生，無論在何朝代，「殺人償命，欠債還錢」的古訓，殺人兇手都會被懲處的，這是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有的傳統。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的1968年，這裡與廣西其它地方一樣，卻發生了一場反人類的大屠殺，一個面積不大（1540平方公里）的小縣，當年的人口僅十多萬人，據官方在1980年代「文革處遺」時的統計，就有近三百人慘遭殺害，且殺人手段極端殘忍，槍殺、棒殺、石頭砸死、用刀捅死——等等無奇不有，更有把被害者人頭割下掛在電線桿上示眾，令人慘不忍睹。所有這些，當時還美名其曰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群眾專政」，是「保衛紅色政權」的「革命行動」，使殺人兇手及幕後策劃者、指揮者不但長期逍遙法外不受法律懲處，反倒被視為「保衛紅色政權」的有功之臣而受到提升、重用，而受難者則長期背上「反革命」、「壞人」的罪名，遺屬也長期被壓在最底層，這還是一個人類生活的正常社會麼？
而今大屠殺事件過去48年了，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回首當年，許多事情是特別值得當今的人們回顧、總結和深入反思的。
一、「文革」運動在富川的興起和發展演變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毛澤東親自主持制定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下稱《5·16通知》），宣布撤銷彭真領導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新成立以陳伯達為組長、江青為第一副組長、康生為顧問的「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隸屬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直接、具體領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下稱「文革運動」）。從此，以批判歷史劇《海瑞罷官》為先導，緊接著批判《三家村札記》、《燕山夜話》、批判「封資修」和「彭、羅、陸、楊反黨集團」（俗稱「四家店」）的鬥爭全面展開，一時間全國上下大字報鋪天蓋地，各種批判會、聲討會此起彼伏，報刊上大塊的批判文章不斷湧現。從此，在神州大地上，震驚世界的「政治大爆炸」——「文革運動」全面爆發了。
富川的「文革運動」就是在這種形勢下開展起來的。那時以毛為首的中共中央的一個指示，一個文件，毛的一句話，全國都會地動山搖，上下都要緊跟照辦。1966年6月7日，富川的「文化革命」領導小組成立，6月底全縣的「文革運動」全面展開。
此時的運動僅是在黨政機關和文化教育部門開展，主要是學習報刊上的社論和批判文章，對《海瑞罷官》、「三家村」、「四家店」、及舊北京市委的問題寫大字報，召開批判會，聲討會之類的；其後是暑假期間把全縣中小學教師集中起來學習,批判有問題的學校領導人及少數教師。到了1966年新學年的開始，全縣學校停課搞運動，中學師生開始外出串連，外地也有學生到本縣串連的，縣裡也成立了「文革」接待站。所有這些，與全國其它縣的情況是大致相似的。
1967年1月發生了所謂的「上海一月革命」，毛澤東支持「造反派」奪權，使「文革運動」出現了新的變化。受其影響，富川的群眾組織也於2月7日成立「奪權籌備委員會」，同時奪了縣的黨、政、財、文大權，成立縣的「革命委員會」。其後受南寧的影響，4月以後，南寧出現了打倒韋國清的「四二二」派和支持韋國清的「聯指」派，兩派從「文鬥」發展到「武鬥」，並影響到全廣西也相應出現了這兩派之鬥爭。「聯指」派在廣西軍區、各軍分區及各縣武裝部的支持下，都處於優勢，「四二二」派都處在受打壓的狀態。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富川中學的「星火燎原」戰鬥隊也與其它一些群眾組織聯合起來，於8月18日成立富川「四二二」造反大軍，支持桂林「老多」和南寧的「四二二」派。至此，富川也出現了「四二二」派與「聯指」派兩派之鬥爭。
時至1967年的11月，在中央的主持下，廣西兩派赴京代表達成大聯合協議，停止武鬥，韋國清和廣西軍區都交出了檢討，承認在文革中支一派壓一派，犯了方向、路線錯誤，決心改正錯誤，向毛主席請罪，向造反派認錯。中央同時發出了「關於解決廣西問題的決定」，成立以韋國清為組長的「廣西壯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下稱「區革籌」），領導廣西的「文革」運動。這對當時處於混亂狀態的廣西來說，是一件好事，特別是處在受打壓狀態的「四二二」一派的人來說，以為從此可以過上平靜的安定生活，不再受打壓了，他們的內心是多麼高興啊！
然而後來事態的發展卻出乎人們的意料，廣西兩派達成大聯合協議停止武鬥，韋國清和廣西軍區交出檢討，「區革籌」的成立，形勢不但未能變好，反倒越來越糟。「四二二」一派的人們哪裡知道，等待著他們的將會是一場血雨腥風、慘無人道的屠殺。
二、慘絕人寰的1968年富川大屠殺
1、大屠殺是從圍殲平桂局「井岡山兵團」開始的
韋國清雖然交出了檢討，事實證明那是假的，此人小肚雞腸，報復心強，對在「文革」之初曾批鬥過他、要打倒他的「四二二」派恨得要命，總在尋機必欲把「四二二」派置於死地。現在他大權在握，機會來了，為此他與「聯指」派的黑高參們下定決心要「消滅『四二二』建立革委會」，以解心頭之恨。在他們的策劃、指揮下，或者暗中縱容、支持下，從1967年冬以來至1968年春，廣西各縣「聯指」派在當地武裝部的支持下，圍剿「四二二」派，使「四二二」派組織被打垮，一些人被抓、被殺，一些人則被迫到農村或者上山躲藏，一些人則逃到「四二二」派力量強大的南寧、柳州、桂林等城市。此時這三座城市的「聯指」派也不斷挑起事端，製造武鬥；同時「聯指」派大造輿論，宣稱什麼「南寧、柳州、桂林這三點一線是『伍修集團』的最後堡壘」（區黨委文教書記晉南和一些領導幹部因支持「四二二」派，被韋國清誣指為「伍修集團」），必欲最後剷除才能達到他們一統廣西的目的，這三座城市在「聯指」派的挑動下，終於爆發大規模的武鬥，韋國清就向中央謊報軍情，誣指「『四二二』派搞反革命暴亂」，騙取中央下達《七三布告》；同時他們又製造「反共救國團」隱藏在「四二二」派中的冤案，於是他們就以這些為藉口，打著貫徹落實中央「七三布告」和清査「廣西反共救國團」的旗號，公然調動部隊和民兵圍殲這三座城市的「四二二」派，最終在廣西演變成了一場大屠殺。
那時的富川屬梧州地區管轄，梧州市的「四二二」派在1968年的4月已被「聯指」派全殲，此時在梧州地區範圍內，只有平桂礦務局的「井岡山兵團」（屬「四二二」派）力量較強大，這就成了「聯指」派的眼中釘、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後快。自1968年5月24日開始，至7月7日，在梧州軍分區和各縣人武部負責人的指揮下，成立「保衛紅色政權指揮部」，組織五千多人的隊伍（以「聯指」武裝人員為主體，包括部分縣人武部軍人），前來圍剿平桂「井岡山兵團」。首先武裝包圍平桂局所有各礦山及局內「四二二」派各據點，以便分別聚殲。
平桂局各礦山及局機關、電廠、選礦廠、機械廠、中學被分割包圍後，由於缺少武器彈藥，又被斷水斷電，加之缺乏糧食，根本不能長期固守抵抗，很快據點都相繼被攻破，許多人被抓捕，近百人被當場槍殺。部分人員突圍後上了姑婆山躲藏，「聯指」派武裝人員又組織搜山，結果許多人又被抓捕關押，包括選礦廠廠長和平桂警局保衛科長在內的一批人被槍殺。隨著平桂局「四二二」派被全殲，在平桂局周邊的賀縣、鐘山、富川三縣也同時開始了慘無人道的屠殺。
2、「五個人頭案」是富川大屠殺最殘忍兇殺案
富川境內雖未出現過兩派的武鬥，但由於這裡「四二二」力量弱小，在形勢緊張的情況下，他們沒有立足之地；為確保自身的安全，一些人就逃到平桂局「四二二」派據點躲藏。當據點被「聯指」攻破，在此躲藏的富川「四二二」派逃難人員也被迫突圍求生。其中有毛明昭（男，時年24歲，富川古城區人，富川拖拉機站駕駛員）、周文斌（又名周六妹，男，23歲，富陽鎮陽壽街人）兩人於1968年7月7日晚突圍後，在姑婆山腳躲藏了兩天，就想逃回家鄉躲藏。當他們在7月9日晚正向富川方向逃生時，行至望高附近時被鐘山守卡的民兵抓住，當即把他們交給了在此駐防的「富川保紅指揮部的前線指揮部」，後由富陽「聯指民兵」當晩押回富川縣城，關押在「福音堂」。在關押期間，「保紅指揮部」人員曾對他們進行了非法審問和嚴刑毒打。
7月11日晚，雖然大雨不斷，但「聯指」派武裝人員冒雨沿街喊叫，要人們明天早上參加槍殺「反革命」分子的公審大會。7月12日一早，縣「保紅指揮部」劉漢榮（男，一般幹部，「文革」奪權後升縣委常委，宣傳部長）交待富陽鎮的林國民（無業游民，鎮民兵營武裝連連長）統一行動，「幹掉」毛、周二人。當天上午11時左右，富陽鎮「保紅指揮部」在紅星台召開萬人大會，會議由林國民主持，由毛景常宣讀了毛、周二人的所謂「罪行」，程世紅（鎮農代會主任）代表貧下中農講話，最後以「富川縣貧下中農最高法庭」的名義判處毛、周二人死刑，立即執行，由事先安排好的女民兵班長何玉榮槍殺毛明昭，女民兵林代瓊槍殺周文斌，富陽區武裝部長楊永友、武裝幹事李洪啟分別協助林代瓊、何玉榮把毛、周推入刑場，林、何分別向毛、周開槍後，楊、李二人也補了槍，「保紅指揮部」成員劉木貴（縣革委委員，警局幹部）也去補了槍。
在把毛、周押去槍殺時曾出現了淒慘動人的一幕，毛明昭突然在一位軍代表面前跪下，哀求這位軍人救救他，誰知這位軍人不但不理睬，還踢了他一腳，他在悲切的痛哭中被押赴了刑場，使他至死都不能瞑目。
毛、周二人被打死後，林國民交代陳春生去叫「四二二」派的人員唐玉賤、吳紅玉，強逼二人用刀把毛、周的人頭砍下，陳春生用鐵線把兩個人頭串起來，由唐玉賤拿回紅星台前的電桿樹上掛起來示眾。
另有從平桂局突圍出來的鐘永芳（女，35歲，蒙山縣文墟區人，中共黨員，富川縣總工會秘書）、黃璋（男，25歲，蒼梧縣夏郢區人，富川縣苗甫工人）、黃琇（男，23歲，蒼梧縣夏郢區人，富川縣拖拉機站工人，是黃璋的弟弟）三人，突圍出來後，在附近山上躲藏了兩天，也想逃回富川老家，7月10日被鐘山縣立頭同樂鄉民兵抓住，11日同樂民兵電告富川縣「保紅指揮部」，當晩富川「保紅指揮部」總指揮黃禮天（縣水電局一般幹部，「聯指」派頭目）即決定派人去接收「俘虜」，第二天就派出劉漢榮帶領蔣梅森（縣委工作人員）、歐伯良、劉建忠（法院幹部）、鄧永瑞（福利中學革委副主任）、陳志遠、陳春生等七人乘何學多的慰問車（慰問到平桂圍攻「四二二」的富川「聯指」武鬥人員）前往鐘山縣同樂，下午4時何學多的慰問車返回後，就將鍾永芳等三人押上汽車。在行車中何學多就與劉漢榮商議，要在路上搞掉這三人。當車過望高回到富川地界白沙至河路口岔路旁時，何學多叫停車，當車停好後，他先下車，並叫民兵把鍾永芳、黃璋、黃琇押下車，推到山邊槍殺，何學多和其它人都開了槍。把鍾永芳等三人打死後，即叫劉建忠去白沙強制「四類分子」程寬期和子女程長增、賴冬青等人用柴刀把三名死者的人頭砍下，洗淨後丟到車上運回縣城富陽，當晚由民兵陳志遠將三個人頭掛在紅星台前的電線桿上。
就這樣，在縣城紅星台同一根電線桿上懸掛了五個人頭，示眾了兩晚一天。人們看到的五顆人頭面色蒼白，肉質瘀黑，面部還有橫七豎八的傷痕，用鐵絲穿過雙耳纏掛在電線桿上，每顆人頭都掛有寫著名字的牌子。只見每顆人頭半張著口，像似有話要說，眼睛也微開著，分明是死不瞑目，還有被砍斬的頸部裸露的骨頭和肉被雨水洗刷得蒼白恐怖。此事震驚了整個縣城，其景狀之悲慘令人目不忍睹，善良的人們只能飽含淚水，竊竊私議，但卻敢怒而不敢言，這是富川亘古未見最血腥恐怖的場景。
3、株連案及不斷發生的兇殺案
五個人頭案發生後，一連串的迫害及兇殺案就連續不斷地發生。首先是毛文彩被逼至死，他是被害者毛明昭的父親，是一名老中醫，1949年前就是中共的地下黨員，參加過富川「古城起義」。他兒子毛明昭被殺害後，就被「保紅指揮部」污衊是他指使兒子為「肖林路線」（解放初期發生的地下黨組織間一件冤案）翻案。「保紅指揮部」的黃禮天指使廖繼福、柳賢厚、李文舉等人多次召開各種批鬥會批鬥毛文彩，逢鬥必被打，手腳都被打斷了，趴在地下，渾身都是傷痕，並且不給家人用藥救治。毛文彩氣的全身發抖，氣得口吐鮮血，被逼用剃頭刀割斷頸動脈自盡身亡。
接著是毛明昭弟弟毛明暉和他八十多歲奶奶的被迫害致死。另有毛明昭的叔叔毛文剛，一個忠厚老實的農民，只因毛明昭曾在他家躲藏過幾天，也受株連而慘遭殺害。
與此同時被殺害的還有甘家三父子：甘功文，男，50多歲，富川縣綜合社幹部；兒子甘富龍，男，20多歲，梧州地區信都青年大隊知青；小兒子甘富華，男，18歲，梧州地區信都青年大隊知青。這三人「文革」中只不過是參加了「四二二」派而已，從未乾過任何壞事，但因甘功文知道王先富的父親解放前當過土匪的底細，解放初期又有盜竊行為被甘功文發現過；另有王先富的兩個兒子和甘功文的兩個兒子在未成年時互相打過架。僅此而已，現在王先富成了富川「保紅指揮部」和「貧下中農最高法院」的領導成員，就伺機報復，殺人滅口，甘功文三父子終於被活活打死，只是人頭未被砍下而已。
另有富川中學教師吳州（鐘山縣人，30多歲），一個很有才華的青年教師，在批鬥會上被活活打死；還有富川糖菸酒公司職工楊潔貴，20多歲，其父曾被劃為右派，被送去勞改（死在勞改場中），都慘遭「保紅指揮部」殺害。楊潔貴的母親張氏不久也被逼而投河自盡，留下了三個幼小的兒女，可憐地活在人世間。
在大屠殺中全縣有近三百人慘遭殺害，被害者中有少數領導幹部，如縣組織部長兼辦公室主任肖漢奎，因支持「四二二」派，被定為「走資派」，多次遭到殘酷批鬥，最後在一次批鬥會上被活活打死。其次是「四二二」派的骨幹成員和一些反對他們的人，如毛明昭、鍾永芳、黃璋——等一批人被殺害。更多的被害者則是那些在歷次運動中戴帽的「地、富、反、壞、右」及他們的子女。如在離富陽鎮不遠的鞏塘村，一個鄰近湖南省道縣的偏僻瑤鄉，在「保紅指揮部」派生出來的「貧下中農最高法院」的「群眾專政」下，與湖南道縣瘋狂殘殺地主、富農分子及其子女的屠殺在這裡得以實施，大批屠殺地、富分子和他們的子女，凡男丁都殺，「滿門抄斬」，兒童、嬰幼兒都不放過，令人慘不忍睹，悲痛欲絕。鞏塘村成了富川的殺人試點，殺人數量全縣最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