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世紀的北宋汴梁（開封），無疑是當時世界上最大、最繁榮的城市，人口超百萬，「人煙浩穰，添十數萬眾不加多，減之不覺少」，在那個時代，全世界都找不出第二個有這麼大規模的城市來。《東京夢華錄》：「民間所宰豬，須從此入京，每日至晚，每群萬數。」我們現在展開《清明上河圖》，或者翻看《東京夢華錄》，還能夠領略到撲面而來的北宋東京的如夢繁華。
不過，宋代皇室所居住的宮城，可能又是歷代統一王朝中格局最小的，既不如漢唐長安宮城之恢宏，也不及明清北京皇城之寬闊。甚至站在汴梁的酒樓「豐樂樓」上，就可以俯視宮禁，所以後來官府幹脆禁止市民在豐樂樓的頂層眺望，以免他們「下視禁中」。
宋朝宮城為什麼格局不大？主要的原因是，汴梁城是從唐代的州城發展起來的，宮城的前身只是節度使的治所，自然不可跟長安、洛陽這樣的故都相比。趙宋立國後，宋太祖曾按洛陽宮殿的模樣，擴建了汴梁皇城的東北隅，「建隆三年（962年），廣皇城東北隅，命有司畫洛陽宮殿，按圖修之，皇居始壯麗矣」（《宋史·地理志》）。雖然號稱「壯麗」，其實周長也不過五里，而明代北京城的皇城周長為十八里。
宋朝的皇帝不想將皇城擴展得更加闊氣、大氣一些嗎？肯定想。但如果這麼做，首先必須面臨一個問題：拆遷。這是因為，汴梁城跟宋代之前的城市有點不一樣，以前的城市是權力規劃出來的，顯得工整而呆板；汴梁則是自發「生長」出來的，顯得雜亂無章，而又生機勃勃。宮城之外，都是密密匝匝的民房、商鋪。不論從哪個方向擴展宮城，都勢必要拆掉一大批民居、商店。
拆遷，不就是今日城市化過程中的家常便飯嗎？這還不好辦嗎？嘿嘿，在宋代，還真有點不好辦。據《宋會要輯稿》，雍熙二年（985年）九月十七日，楚王宮失火，讓宋太宗下了決心「欲廣宮城」，便下了詔書，提出了建設規劃，讓殿前都指揮使劉延翰等人「經度之」，即測繪圖紙。不久圖紙畫了出來，太宗一看，要拆遷太多民居，便說，「內城褊隘，誠合開展。拆動居人，朕又不忍」，下詔停止擴修宮城的計劃。
另據《宋史·地理志》，太宗可能還曾叫官員去找拆遷征地範圍內的居民徵詢意見，結果「居民多不欲徙」，大部分居民都不願意搬走。宋太宗沒有今人的膽魄，不敢搞強拆，只好作罷。現在有一些雜文、評論作者，將發生在太宗朝的這樁事情安到宋仁宗身上，並作了誇張其詞的演繹。比如有篇文章說：「宋仁宗因皇宮太小，打算擴建，於是就讓大臣與拆遷戶協商。拆遷戶們拒絕了，給多少錢他們都不搬，事情就這樣僵持著。最後宋仁宗退步了。於是北宋就有了有史以來最小的皇宮，相當於一個節度使的府邸。」其實這是以訛傳訛。以宋仁宗的儉樸、寬仁性情，我覺得他不大可能提出擴建宮城的計劃，因為他會覺得居住的地方已經夠大了。這倒不是我的臆想，有史為證。《宋史·仁宗本紀》記述：「有司請以玉清舊地（玉清宮失火燒掉了）為御苑，帝（仁宗）曰：『吾奉先帝苑囿，猶以為廣，何以是為？』」
兩宋諸帝當中，宋徽宗算是最愛大興土木的一個了，比如勞民傷財的「艮岳」便是這個人搞出來的，這也埋伏下北宋滅亡的禍根。但，即便是這麼一個愛折騰的君主，也不敢大搞拆遷。崇寧五年（1106年），宋徽宗想為趙宋皇室的王孫公主「建第築館」，但京師之中，「居民繁伙，居者櫛比，無地可容」，修建王府，必須拆遷。宋徽宗「深慮移徙居民，毀撤私舍，久安之眾，遽棄舊業，或至失所。言念赤子，為之惻然」，所以放棄在京城內建設王府的設想，只令於汴梁南郊「展築京城，置官司軍營」，並下了一道詔書：「將來繕修諸王外第與帝姬下嫁，並不得起移居民。」
靖康年汴梁被金人攻陷，宋室南渡，以臨安（杭州）為「行在」。臨安皇城也是比較狹小，宮殿規制簡樸，甚至陛階只有一級，「小如常人所居」。宋金和議之後，皇城陸陸續續有擴修，不過宋高宗也是比較注意拆遷的問題。紹興元年（1131年）十二月十四日，宰相進呈了一個報告，說臨安府欲將近城僧舍拆掉，建成行宮。高宗制止了這個計劃，說道，「僧家緣化，營葺不易，遽爾毀拆，慮致怨嗟。朕正欲召和氣，豈宜如此？」至於行宮，「但給官錢隨宜修蓋，能蔽風雨足矣」。當然皇上的行宮不可能只是「能蔽風雨」而已，但那幾間「近城僧舍」確實躲過了被拆毀之劫。
現在，我們可以看出來了，宋代宮城之所以格局不夠開闊，更重要的原因在於：宋朝的君主，不管是明君還是昏君，都對拆遷民居的事情頗為顧忌，不敢放開手腳大拆大建。那麼，為什麼貴為天子都不大敢搞拆遷呢？我不相信趙宋皇帝個個都長著菩薩心腸，都會「言念赤子，為之惻然」。宋朝以儒立國，受儒家仁政理想的影響甚深，我認為當時朝野上下有一種共識：奪民私產、逼民搬遷，是很不體面、很不道德的事情。這種共識經過培育、累積、感染、沉澱，形成為一種無形卻時時可感知的風氣，讓皇帝在展開拆遷圖紙的時候感受到強大的道德壓力，不得不有所節制。
即使皇帝心理強悍，執意要擴建宮城，拆遷人居，也未必能過士大夫這一關。宋代已發展出嚴密、絲絲入扣的君臣分權制衡制度，君主不加節制地大興土木之舉，通常會為執政計程車大夫集團抗議、阻撓。來看一個例子，宋仁宗繼位時，因為年幼，由章獻太后垂簾聽政。天聖八年（1030年），玉清昭應宮發生火災，幾乎燒成灰燼，章獻太后向大臣哭訴說：「先帝竭力成此宮，一夕延燎幾盡，惟一二小殿存爾。」大臣都聽出太后的意思，是想重修玉清宮。宰相呂夷簡反對，說上天的懲戒如此，萬不可重修。給事中范雍說得更為激烈：「這玉清宮還不如燒光了。如因其所存，又將葺之，則民不堪命。」另一位宰相王曾也反對重建玉清宮。太后只能息了念頭，只是將燒剩的兩殿略為修葺。直到二十五年後，才增建另兩殿。
市井民間的繁榮，恰恰正是以國家權力的節制為前提條件的。這個道理，一千年前的趙宋君主已經明白了。據《北窗炙錄》記載，一日深夜，宋仁宗「在宮中聞絲竹歌笑之聲，問曰：『此何處作樂？』宮人曰：『此民間酒樓作樂處。』宮人因曰：『官家（指皇帝）且聽，外間如此快活，都不似我宮中如此冷冷落落也。』仁宗曰：『汝知否？因我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為渠，渠便冷落矣。』」古人能明白，今人呢？
雖然宋代的君主由於不敢大肆拆毀人居，在皇城擴建方面顯得比較克制，但是，宋代還是有拆遷的。出於建設某項公共工程之需，比如擴展街道、修築城牆，都免不了要拆移商民的住宅與商鋪。如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十二月，宋真宗曾令開封府「毀撤京城民舍之侵街者」，即將侵占街道的違章建築拆掉，不過因為當時「方屬嚴冬，宜俟春月」，又下詔暫停了拆遷。
那麼宋代的拆遷有沒有補償呢？有的。中國自古承認私有物權，拆遷作為對私有物業的徵用，當然必須做出等價的補償。宋神宗元豐六年（1083年）正月，因為要開挖汴梁新城四面壕溝，不得不「移毀公私舍屋土田」，朝廷便委任了一個叫做楊景略的官員，專門負責補償工作，對土地被徵用的民戶，「估值給之，或還以官地」；被拆遷的民墳、寺舍，則由政府「撥移修蓋」。
從這次拆遷記錄可以看出，當時宋政府對拆遷戶的補償，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實物補償，即由政府另撥給官地、或者另造房屋；一種是貨幣補償，「估值給之」，即按照房地產的市場價，給予賠償。但具體賠償多少錢，史料沒有記錄。
不過，元豐六年閏六月的另一次拆遷，則留下了政府補償標準的記載——當時開封府搞了一次大規模的市容市貌整頓，按規劃，城牆內三十步範圍的官私建築物都要拆遷，以便留出足夠的城市公共空間。負責拆遷工程的是開封府的推官祖無頗。他統計了工程所涉及的拆遷戶數目，並一戶一戶參驗地（房）契，再根據當時開封府的房地產價格，計算出被拆遷物業的估值，總共有「百姓屋地百三十家，計值二萬二千六百緡」。算下來，平均每戶可獲得政府補償170多貫錢。朝廷批准了這個拆遷補償標準，由戶部撥款支付。
每戶170多貫錢的補償到底是多是少？以北宋時期銅錢對大米的購買力折算，大致相當於今日10多萬人民幣。以當時開封的物價，繁華地段「寸土寸金」，170多貫錢肯定買不了一間像樣點的房子。但這次拆遷的房屋都在城牆附近，屬於偏僻之地，房價毫無疑問要遠低於市中心，每戶170多貫錢的補償是參照時價計算出來的，應該說是合理的。北宋前期，在開封府下轄的中牟縣，100貫錢就可以購買到一套很好的住宅。
上面說的乃是北宋的拆遷補償標準，我們再來看南宋的拆遷補償。
紹興二十八年（1158年）六月，由於「皇城東南一帶，未有外城」，宋高宗命令「臨安府計度工料，候農隙日修築」。高宗說，需要多少錢，臨安府請先做個預算出來，報給尚書省，從皇室的內藏錢中撥款；儘量不要拆遷「民間屋宇」，如有拆遷，務必「措置優恤」。
當時負責拆遷補償的官員叫做張偁，負責築城工程的官員叫楊存中。七月份，楊存中向皇帝呈交了一個報告，大意是說：根據築城圖紙，臣等做了實地勘察、測量，劃定了建設路線，現在要修築城牆的地方，十之八九是官府的「營寨教場」，只有少數「居民零碎小屋」需要拆遷。等築城完工後，「即修蓋屋宇，依舊給還民戶居住」。高宗同意了這個築城方案。
張偁也向皇帝報告了拆遷補償措施：「所有合拆移之家」，如果是業主，則在附近官地中撥給一塊同等面積的宅基地；如果是租戶，則由政府蓋造公寓，「仍依原間數撥賃」；新城內外，只要是「不礙道路」的屋宇，則「依舊存留」。此外，政府對所有的拆遷戶，都補償「拆移搬家錢」，業主每一間房補貼十貫錢；租戶則減半，每間房五貫錢，另外五貫錢給業主。這個拆遷補償方案，高宗皇帝也批准了，「出榜曉諭，候見實數支給」，即禁止經手的官吏剋扣補償款。按南宋初的物價，十貫錢，剛好可以在臨安府建造一間民房。應該說，這個補償標準，不算高，但還屬於合理範圍。
值得指出的是，租戶也能夠獲得一半「拆移搬家錢」，表明政府對租戶權益的重視。在宋代，由於商品經濟、市場交易的發達，私人物權已經發展出多個可相分離的層次，比如一個房屋的物權，可以分為所有權、占有權、用益權、典權等等。租戶能夠獲得賠償，說明獨立的用益物權是得到政府承認的。
從宋代的拆遷補償來看，我們大致可以說，宋人的私有物權顯然是得到政府的尊重的。一個尊重民間私有產權的大宋，是值得我們懷念的。
（選自吳鉤著《重新發現宋朝》，九州出版社，201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