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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聲:從1949年開始至今並未結束的大倒退

—妄議中央——從1949年開始至今並未結束的大倒退

作者:

何使仁任先剛/著述點評

中共本身就是利益黨、物質黨,利益當頭,極權利益才是真正的核心,生為極權利益而戰,死為極權利益而死,戰爭年代如此,和平年代也是如此。

看官先看一段1949年元旦出版的《人民日報》要聞:聶榮臻、薄一波、徐向前、滕代遠、蕭克、趙爾陸、王世英、羅瑞卿、蔡樹藩等華北軍區各軍頭,電慰全區傷病員同志,希望安心休養,核心句子是「除熱烈慰問你們外,特在這年節時,給每人發一斤慰勞肉藉以慰勞」。

共產黨的精神嘉獎都是騙人的,精神嘉獎之外,還必須有「每人發一斤慰勞肉」才是根本(紅軍時真有給當兵的發一個地主家的小姐當老婆的口號,「老大哥」蘇聯紅軍還曾有「共產共妻」真事),不然誰為你賣命。

當然,說他們是為「每人發一斤肉」而賣命,也不為過,人為財死鳥為食亡。

為了「每人發一斤慰勞肉」,是否就可以放棄其他權利呢?七十年來,黨徒們基本上為了這些特權帶來的利益而放棄了自己的尊嚴和人格等神聖權利,不以投黨為恥,反以投黨為榮。人的神聖權利,包括人權,諸如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宗教信仰的自由,人身自由,住宅不受侵犯,合法收入受法律保護,通訊自由和通訊秘密,對國家機關和工作人員監督、問責、批評和建議,勞動權,社會保障權,受教育權等等,都可以忽略不計。其實,這些人權也是《世界人權宣言》以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的核心,我們經常提及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等均屬於此,可在中國一直為稀缺資源,中共視之為無物。七十年來,降臨中華大地的「黨天下」,與幾千年的「三綱五常」傳統嫁接媾合,舉國之下,只有黨權、官權、霸權,毫無人權;毛匪首掌握核心霸權以來,依然是「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政權、黨權當道,極權利益為其核心目標。人的權利在中國是稀缺之物,人們只知集體、「組織」,不知有個體,也就談不上其權利。中共當道,別說身外之物,就是人身也經常身不由己,而且靈魂也不屬於自己的,內心思想也要「交」出來。當人們被褫奪一切權利、處於被支配地位,這個世界、這個社會必然是畸形的,悲慘的,不公正的,沒有生命力、創造力的,結局必然黔驢技窮,早晚會玩個徹底垮台。

一、一九四九年

1949年元旦時,僅僅是「每人發一斤慰勞肉」,但到了1949年9月30日,就是「吃大肉」了,新的資源已經到位了,「搶資源大戰」開始了。且看1949年9月2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就一下子推出了30個委、部、會、院、署、行:

內務部、外交部、國防部、情報總署、公安部、財政部、人民銀行、貿易部、海關總署、重工業部、燃料工業部、紡織工業部、食品工業部、輕工業部、鐵道部、郵電部、交通部、農業部、林墾部、水利部、勞動部、文化部、教育部、科學院、新聞總署、出版總署、衛生部、司法部、法制委員會、民族事務委員會、華僑事務委員會。

中共需要這麼多衙門嗎?中共懂治國嗎?還是為了安置軍頭而準備的?其實,內務部、公安部可合併成一個部,司法部、法制委員會合併。外交部和華僑委員會合併,國防部(國防委員會及革命軍事委員會等)、財政部保留,貿易部其實就是經濟部,重工業部、燃料工業部、紡織工業部、食品工業部、輕工業部和後來設置的電子工業部、電力工業部可以合併成一個能源及工業化部,鐵道部、郵電部、交通部三部合併為一個交通部,農業部、林墾部合併為一個部,水利部保留,勞動部及後來的人事部與民政部合併,人民銀行、海關總署保留,文化部、教育部和體育部合併,衛生部單獨保留,科學院保留,新聞總署和出版總署合併,民族宗教事務和情報部門單列為內置局。這樣就可以減少一半的衙門。

因為部門多,政策也就多,人員安置就多,搶資源、爭權奪利的官員也就越多。在中國歷史上,屢屢出現「明稅輕、暗稅重、橫征雜派無底洞」的弊病,中共更甚,同樣是苛政猛於虎。毛澤東曾向黃炎培、溫家寶也信誓旦旦地說能走出「黃宗羲定律」的怪圈,但結果越走越入怪圈,不能自拔。

黃宗羲是明末清初的一位著名思想家,「黃宗羲定律」是清華大學教授秦暉在一篇論文中概括出來的。黃宗羲指出,封建賦稅制度有「三害」:「田土無等第之害,所稅非所出之害,積重難返之害。」這段話翻譯成現代漢語就是:不分土地好壞都統一徵稅;農民種糧食卻要等生產的產品賣了之後用貨幣交稅,中間受商人的一層剝削;歷代稅賦改革,每改革一次,稅就加重一次,而且一次比一次重。從夏商周到民國時期,中國田賦制度的演變經歷了8次。每一次改革的基本做法,都是把附加稅、雜稅、貢納等併入主稅,形成越來越大的稅收負擔。比如前面有30多個部、委,七十年後,多少次機構改革,目前所有的正部及享受正部待遇的部門,至少有50多個,恰恰應驗了他們始終走向機構改革越改機構越龐大的不歸路。在政府部門精簡人員和機構的過程中,中共必然難以擺脫「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的狀況,據分析,有些改革並沒有達到財政減支的目的,反而會出現一定幅度的增支。國家行政管理費佔財政總支出的比重,由1978年的4.71%上升到2006年的18.73%,比許多國家都要高。在行政機構膨脹難以遏制的情況下,由於政府部門的強勢慣性、計劃經濟傳統根深蒂固,作為決策者的官員大多熟悉的還是計劃思路,有權就任性,官僚人員並不熟悉市場化措施,因此在面對重大改革和經濟增長困境時,不自覺地會求助於輕車熟路的行政手段,而使改革進程出現停滯和體制復歸。說白了,繞了一圈又回到老路上去,有權就腐敗,腐敗必然是全局性的,所謂監督都是擺設。

說中共黨徒組織是中國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團並不為過,49年以來就是如此了。從本質上來說,既得利益是特殊的、不正常的利益,既得利益主體是一定數量的人群,可稱之為既得利益者或既得利益集團。

既得利益集團是對公共資源享有支配權的一部分人或一個社會階層,為了維護自己共有的特殊利益而結成的利益共同體。中共既得利益集團有三點特徵:第一,他們並不可能代表公共利益,也不代表現代工業文明,更不代表國際慣例,只代表小團體的權利和「金字塔」頂上的個人利益。第二,他們獲得利益的方式是非正常的,靠的不是正當競爭,而是非正常手段、壟斷資源及強取豪奪。在中國,主要分為三類:一是一些部門、行業通過行政壟斷獲得超額利潤,其中的成員將利潤轉化為個人收入和在職消費;二是一些國家公職人員利用自己的資源分配權進行權錢交易,獲得不合理收入;三是一些群體通過營私舞弊、偷稅漏稅、制假售假、走私販私等非法手段攫取社會財富。第三,既得利益集團造成了社會福利的凈損失。西方經濟學告訴我們,行政壟斷因素造成福利的減少,按GDP計算,大約每年是GDP的1%,中國應該更多。

再回到人權,1949年9月政協通過的「共同綱領」(中共先後五部憲法,共同綱領為首:1949、1954、1975、1978、1982年,中共是修憲立憲大國),其第四條稱,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依法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第五條稱,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有思想、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通訊、人身、居住、遷徙、宗教信仰及示威遊行的自由權。七十年來,結果兌現了幾項權利?

選舉權?哪一個主席、總理和部門首長,哪一個省長、縣長是直選的?被選舉人有幾個?他們之間有競選嗎?舉國有過大選嗎?至於結社呢?且不說中共自己都沒有登記,八大民主黨派,都是1949年前成立的,1949年後就沒有一個黨或黨派是合法的。至於遷徙自由,五十年代出台了一部戶口條例,就把農民的戶口限制在農村了。農民必須種地,但他們卻不能私有、自由買賣、自由租賃土地。農民到城裡去就失去了對土地的集體所有權中的相應份額,此份額又不能自由買賣。梁漱溟向毛澤東上書說,工人九天,農民九地,就是說農民是低等國民,毛澤東是農民出身,但坑農最甚,農民不是職業,而是被歧視的身份,三等國民身份。

戶口制度「挖坑」,坑農只是一方面,坑人卻是全方位的。

一言堂——1949年9月30日,人民日報記者李庄報道《讓全世界認識我們的力量——記人民政協第七次大會》。這裡妄議一下李庄,李庄的新聞作品曾被選入中學義務教育語文教科書,他是根正苗紅的「偉光正」的吹鼓手。可李庄的女兒李東東,後來也成為既得利益集團中的一員,升任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享受副部級待遇,屬於「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子會打洞」現代版。李庄的報道說,1949年9月29日,「人民政協在鄭重而順利的氣氛中渡過了議事日程的第七天。人民政協的共同綱領正式通過了。」通過共同綱領時,章乃器任執行主席。周恩來代表主席團常委會對綱領草案作了一些必要的說明。當主席徵求「代表們還有什麼意見」時,沒有人發言,會場靜悄悄的。一剎那間,全場響起一陣如雷的掌聲。主席再問大家對綱領有什麼意見,還是沒有人發言,還是如雷的掌聲。他第三次重複發問,所得結果依然相同。當執行主席章乃器提出「贊成的請舉手」時,六百多位代表,幾乎是同一時間舉起手來。全場沒有一人投反對票與懷疑、棄權票的。大會執行主席至此宣布:「共同綱領全體一致通過。」十一當天,「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選舉,五百七十六人無一棄權。」

一言堂的出現,並非偶然,而是必然。當2020年2月李克強到武漢問醫護人員有沒有困難,得到的回答是異口同聲,「沒有困難」。湖北新任書記應勇同樣問武漢社區群眾有沒有困難,得到的還是一樣的回答。沒有意見,沒有困難,中共治下的老百姓,都是沉默的羔羊,逆來順受。

蘇聯、西德共產黨今安在——中共喉舌稱,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各國共產黨和人民紛紛來電熱烈祝賀。「我們最偉大最親密的朋友——蘇聯代表團不辭遠道跋涉,終於在我們的渴望中蒞臨中國了!我們謹以滿懷熱誠歡迎我們親愛的友人。」「蘇聯遠自十月革命後,即在偉大革命導師列寧的指導下,給予了中國人民以國際主義的深厚的同情和援助······只有蘇聯是中國人民最可靠的朋友,『以俄為師』」。德國共產黨(西德)電賀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你們共產黨和列寧與斯大林的忠誠學生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中國人民在其爭取民族獨立和新社會秩序的鬥爭中獲得了歷史性的勝利。」可到了1990年,就是天安門開槍之後,兩德統一,共產黨政權不復存在。到了1991年,最大的共產黨政權——蘇聯也終結,蘇共宣布解散。有道是,「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列寧和斯大林的忠誠學生毛澤東,也會步列寧斯大林的後塵,學生不能大於老師。

閱兵的由來——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後每逢「九」年閱兵就是從這一天開始的。「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今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代表齊集天安門,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禮。北京各機關團體工人學生市民數十萬人將參加盛典」,閱兵,不過這一年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檢閱,後來是毛澤東、鄧小平檢閱,至今最後幾個「九」年,改由「一個領袖」專享。

「十一」期間惟一一張反對票或棄權票——選舉中央政府委員會主席、副主席和委員時,劉少奇任大會執行主席,「我們全體一致宣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劉少奇宣布:「到會有選舉權的代表共五百七十六人。」如數發下選票後,毛澤東寫好了自己的票,在四時二十分正,把票投進第三號票箱。從開票箱中檢出五百七十六票,與發票數目完全相符。執行主席李立三說:「有選舉權的代表都投票了,我們的投票是有效的。」劉少奇宣布選舉結果:「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五百七十五票。」毛澤東缺一張票,後來查證是當時的代表、自由派文人張東蓀所投。張東蓀有話說:「至於中共,我們覺得它的組織太強大,不適於一個民主國家。」儲安平則認為中共的可怕,可怕的正是共產黨人進行政治活動的方式。這一方式,後人總結為一是靠運動,二是靠民主集中制,個人的命運就是進入絞肉機的命運。這一切,都是以「革命」的名義。

何謂「革命」,這種革命絕不是光榮革命、時代革命,而是殘忍的暴力革命,它是世界上最有血腥的東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民,利用步槍刺刀以及其他有威力的工具,迫使另一部分人民——沉默的羔羊,依照他們的意志去行動。於這類的革命,獨裁是絕對不可少的,因為列寧給「獨裁」二字下的定義說:「一種直接使用武力,不受法律約束的權威。」馬克思曾說過,在由資本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的期間內,無產階級的革命獨裁是必要的。但是這急進的革命永遠也沒有完成的一天,那些被打倒被放逐的敵黨,永遠會有捲土重來的危險,如翻烙餅一樣,獨裁政治必須無盡無休一直繼續下去。所謂「徹底推翻舊世界」,「砸爛萬惡的舊世界」,人類社會就會出現一個「天堂」,其實這是人間地獄。

胡適曾說,「我們要打倒五個大仇敵:第一大敵是貧窮。第二大敵是疾病。第三大敵是愚昧。第四大敵是貪污。第五大敵是擾亂。」其實,貧窮、愚昧、貪污的源頭是什麼?不是一黨獨裁,遍地是災嗎?

中共成立開國大典、出台「共同綱領」之後,我們查閱美國1776年的「共同綱領」——《獨立宣言》,有一句重要的表述是:「人人生而平等,他們都從他們的造物主那裡被賦予了某些不可轉讓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所以才在人們中間成立政府。」在1789年的《法國人權宣言》中,不乏這樣的表述:「人生來是而且始終是自由平等的。因此,公民的榮譽只能建立在公共事業的基礎上。」並且提出:「法律對全體公民應一視同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些思想到上個世紀已經寫進《聯合國人權公約》里。可是,中共的「共同綱領」呢,完全是《共產黨宣言》這句話「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徘徊」的另一面——黑暗。從1952年清華大學開始搞「運動」就可見一端。

1952年,清華大學搞了四件事,第一是「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針對教授的;第二是「忠誠老實運動」,是針對學生的;第三是「三、五反運動」,是對職工的,真是沒有漏網之魚;第四是院系調整,導致舊清華解體。其中的「運動」,就是黑暗登場,人人「過關」、個個「洗澡」,教授是對象,學生是打手,進入互害體系。1952年是小反右,1957年就到了大反右,右派就是現行反革命(煽顛罪)的代名詞。

1957年4月下旬,中共發出了整風運動的指示,並邀請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參加運動,幫助整風,到了6月,由整風轉為反右,整風突然變成了「引蛇出洞」。比如中共列為頭號大右派集團的「章伯鈞羅隆基反黨集團」,章被劃成右派的依據重要一條是主張輪流執政。而羅隆基批評共產黨不誠實:「非黨員不能做官,為作官盡可入黨」「對共產黨,有些道理是講不通的。憲法制定的時候,我早說它不大像法,仍舊是屬於『共同綱領』性質。現在怎麼樣?事實說明問題。我們還沒有犯法,就由毛主席宣布『有罪』。國家主席或執政黨領袖的講話,即可成為判罪的標準?一點法律上的正當手續也沒有,何況它本來就是一部沒有訴訟的法。國家憲法的要義,就是政府守法。老實講,毛澤東的搞法是違憲。」章伯鈞卻說羅隆基太天真了,「他和共產黨打了半輩子交道,還沒有認識共產黨。比如立法問題。不是國家不立法,憲法也有了。實際上是共產黨管理國家的辦法,不需要法······今天的制度,有一半是封建社會專制主義那一套;另一半是向蘇聯學習,搬來老大哥的秘密警察那一套。秦始皇加克格勃,我們國家的政治是用這麼一部機器操作的。羅隆基所說的法,即使有了,如制度不改變,中共也只會擺在那裡,做做樣子。」如此,若不從制度上進行實質性變革,民主自由不能落實到可操作層面,沿著舊轍舊道——行政與立法一體、缺乏監督與競爭,那麼一切美好的願望都會在實際操作中變形,最終必將走向徹底的反面——以自由的名義否定自由,以革命的名義鎮壓革命。

反右就是小文革,文革就是大反右。文革前已下獄的林昭,少年時為基督教徒,這使她能依據教義發出質疑,她向《人民日報》等單位寄發公開信,表示對曾膜拜為父的毛澤東信念破滅,指斥毛是披著洋袍的真命天子,中國正淪於暴政之中——「剝奪人所有尊嚴的社會」。青工遇羅克撰寫《出身論》,其思想資源乃是基於平等自由等西方人文理念。囿於思考能力,絕大多數青年知識分子只能發問無力解剖。1977年被槍斃的王申酉迷惑不解:「為什麼青年時代的毛澤東曾那麼大力與禁錮著他精神發展的種種社會桎梏作鬥爭,但他走上政治舞台後,卻使我們這一代青年帶上更嚴厲的精神桎梏?」文革過後,1978年12月13日,葉劍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宣布:文革死了二千萬人,整了一億人,佔全國人口的九分之一。1991年,91歲的夏衍仍天真地說:「中國知識分子這樣真心地擁護和支持中國共產黨,而四十多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的遭遇又能如何呢?眾所周知,1957年反右派,1959年反右傾、拔白旗,1964年文化部整風,以及『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首當其衝的恰恰是知識分子。這個問題,我想了很久,但找不到順理成章的回答,只能說這是民族的悲劇吧。」作家馮驥才在其作品《一百個人的十年》還提到一個「幸運」的知識分子的話:「我承認我是『幸運兒』,但這不是命運之神對我特別恩賜,而是我汲取了50年代的政治教訓後所精心設計的一條人生道路。······我必須扭曲自己,必須裝傻、裝無能、裝糊塗,叫人家看不上我,對我沒興趣才行。天天打磨自己的性格稜角,恨不得把自己藏在自己的影子里。」老作家季羨林說:「我自己在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的時候還虔信『文化大革命』的正確性。······一直到1976年『四人幫』被打倒,我一直擁護七八年一次、一次七八年的『革命』。」民國時聞名的作家老舍1965年詩云:「滾滾橫流水,茫茫末世人;倘無共產黨,荒野鬼為鄰。」民國遺老周瘦鵑得毛接見後,將毛給的一枝香煙掐滅帶回,供奉玻璃罩中。1957年3月,傅雷給在波蘭的兒子寫信:「毛主席只有一個,別國沒有······他們(指波蘭)的知識分子彷徨,你可不必彷徨。偉大的毛主席遠遠地發出萬丈光芒,照著你的前路,你得不辜負他老人家的領導才好。」知識有罪,造反有理,有幾名知識分子在認真反思?再看看夏衍著作中援引的另外一組數據:中組部1983年統計,全國各級領導人八十一萬,大學文化只佔6%,高中22%,初中以下72%。黨委系統尤甚,縣委一級大學程度僅為5%。文化低的在上面,無知管理有知,老粗管老細;青少年管中老年,學生指導教師;半文盲陳永貴、紡織女工吳桂賢當副總理······全社會價值結構倒置,幼稚的求學者反而擁有揀選傳授何種知識的決定權。缺乏人文底蘊的「革命人民」,不可能無師自通地走向理性;斬斷經驗的繼承,不可能有序地實施管理,這不是民族悲劇,而是超級共產災禍。清醒的知識分子應當看到:若不從制度上進行實質性變革,民主自由不能落實到可操作層面,沿著舊轍舊道——行政與立法一體、缺乏監督與競爭,那麼一切美好的願望都會在實際操作中變形,最終必將走向徹底的反面——以自由的名義否定自由,以革命的名義鎮壓革命。

諷刺的是「開國一幕」:1949年10月2日《人民日報》副刊發表一篇「歌唱人民勝利(鼓詞)」,開頭有這麼一句「翻開了歷史咱們從頭看,中國人民的苦難說也說不完。封建專制統治了三千載,農民流血流淚又流汗」,接著「從今天四萬萬七千五百萬人民站起來了,從今天受苦的人兒撥開雲霧見晴天」,突然又陷入個人崇拜,「英明的領袖毛澤東前頭走,後面跟著三百萬黨員和萬萬千千的團員。咱們四萬萬七千五百萬人民再沒有別的方向,毛澤東的旗幟是唯一的指南」,最後這一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運興隆億萬年」,和皇帝說「再活五百年」相比,「家天下」不過是「黨天下」的一根毫毛。

1949年10月2日這天,遠東第一大都市上海,動員了六百萬市民參加升旗典禮,中共華東局書記兼市委書記饒漱石親自主持,升旗典禮由副市長潘漢年主持。可這兩人的下場,都是牢底坐穿,百分之百的犯罪率。毛澤東被他們稱為「英明的偉大的人民領袖毛主席」,還諂媚「毛主席到那裡,那裡就有福。」可是如此黑暗體制是超級絞肉機,一旦靠近,不光平民百姓是犧牲品,知識分子是犧牲品,連高高在上的高官——既得利益集團成員,也不能倖免。

死亡面前,人人沒有差別,但對活著的人來說,共產制度之下的差別就明顯拉大,1949年10月4日人民日報報道說,華北人民政府通知,「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特決定華北區黨政軍及群眾團體所有供給制或包干制之干雜人員,每人補助會餐費豬肉一斤,按十月份評價折款發給,希見報後即按照執行,特此通知。」這裡面就有了差別,「所有供給制或包干制」,這就是延安時代的「特供」——毛澤東一天吃一隻雞延續,黨中央到了北京,「趕考成功」,演變成所有黨政軍特供人員的福利待遇,至於什麼都不是的老百姓,始終是自生自滅的待遇,彷彿今天被封城後的武漢普通老百姓,甚至連說「假的」權利都沒有,也沒有機會,共產奴隸的待遇,不過是自生自滅。

(之一,後文待續)

民主中國

責任編輯: 趙亮軒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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