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所以，最後還是讓美國人來根據情況對他做最後的評判吧。如他有該負的責任，在美國這種國家是逃不掉的。總會以各種形式體現出來，連任就無望。如果大家還滿意這最近包括以後的抗疫工作，或許他就會連任。
此外，這裡還有其他一些問題：比如，人對災難的認識從來都有一個過程，許多美國人對遙遠中國發生的問題和歐洲發生、非洲發生的事一樣，也是缺乏感覺的。所以，即使報導能起到作用，對美國人的心理實際影響也是有限的，除非等到疫情真正逼近自己。還有，美國對中國的抗疫有許多報導，但基本還是客觀公正的，除了對疫情的隱瞞造成的重大遺患以及對信息控制這方面多有批評外，對中國的抗疫尤其是普通民眾的遭遇是非常同情的。至於你提及的「充分與真實」，怎麼講呢？你覺得中國的媒體能做到「充分與真實」？如果連中國自己的媒體都做不到，希望外國媒體做得到，我想是有些過高要求了。國外最近的一些對中國的批評聲音還是與此相關：認為中國沒有讓國外的醫療專家到武漢，導致信息不清，是一些國家防疫措施略遲、社會心理準備不足的重要原因。包括一些具體的比如武漢醫護人員如何防護上的經驗都分享不夠，現在許多國家醫護人員還得重新各自摸索，付出代價。
南方周末：口罩，是文化問題，還是科學問題？你自己在歐洲和美國，你會不會戴口罩？中國CDC主任高福大聲疾呼，西方人防疫的最大錯誤是不戴口罩。現在，美國CDC剛剛推薦人們戴口罩了，而之前它一直不推薦人們戴口罩，WHO也推薦人們在任何地方都戴口罩了，說是病毒可以通過氣溶膠傳播。歐美人不戴口罩的藉口是什麼？中國人對歐美人不戴口罩很憤怒，歐美人則歧視戴口罩的中國人。他們是否忘記了，100年前的西班牙大流感時期，我們可以見到的老照片上歐洲人都是戴口罩的，甚至不戴口罩不准登上火車。這難道不是歐洲自己的歷史？
張倫：我會戴。但西方人開始不戴口罩是有些原因的。從醫學角度講，原來認定是除了具有過濾器作用的Ｎ95口罩確實能有效防禦傳染病原體吸入，那種常見的方形外科口罩對病毒吸入作用不大，但可以幫助防止病人將病原體呼出到空氣中。所以，西方原來一些醫學界人士的認識也不能說錯，他們一直主張病人才戴；但問題是此次病毒是沒有症狀者也傳染，這可能又是與他們對病毒認識上的不足有關。因此，有些西方人對戴口罩的亞洲人有些排斥也是能理解的：他就認為你是病人，還在街上亂跑！但整體上，並沒有像國內一些人宣傳的那樣嚴重。不能放大個別的案例。至於文化上的原因，比如西方人從來就沒有戴口罩的習慣，亞洲人尤其是日本包括受日本影響的韓國與台灣這方面都有習慣，所以西方人適應起來也不是那麼簡單，讓他們在幾天內改變既有行為方式很不易。此外，也有一個短缺的問題，且不說口罩產地大部分就在中國，即便在世界各國，前一段也都被當地的華人包括各國政府大量寄往中國支援中國抗疫，你到哪裡讓幾億人找到一下子可用的口罩。最近因為中國疫情稍緩，各國除自己生產外也在從中國緊急訂購陸續到貨，比如法國前兩天就有大批從中國進口的口罩抵達，訂了據說十億個口罩。（本國每星期只生產八百萬個，而僅醫護人員就要使用四千萬個）這個問題隨貨源的改善，人們對病毒的認識，（病毒是否空氣中滯留等），疫情的嚴重，人們戴口罩也日增，慢慢地就不會是一個大問題了。將來也會改善西方人對待口罩的態度。
南方周末：是的，中國疫情重時，海外華人掃貨把當地的口罩、防護服等掃光了，現在歐美一下子口罩等緊缺。我在想，華人受歧視是事實，可是，華人做事如果不是一味地「愛自己的國」，設身處地地在掃貨時應該留有餘地，想到當地人也會需要口罩等，是不是更受當地人的尊敬，更成熟些？
張倫：你提到的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如果你有一個鄰人、朋友，處處為自己打算，從不考慮他人的觀感，你會怎麼反應呢？你還會跟他做朋友嗎？麻煩的不僅僅是這次，在許多問題上一些華人在這方面所暴露出的問題，這些年就一直讓我擔憂。一個逐漸發展的中國，文化上與國籍上與這個國家有關的人們，該以怎樣的形象處世，這是一個大的問題，不僅國家要認真考慮，每個人都需要思考。比如我們支援點義大利抗疫物資，宣傳上就大張旗鼓，中國人人人皆知，但前期外國個人與政府對中國的支援，中國人知道多少？我想人必自辱而後人辱之，只要中國人做好一個現代文明人該做的事，多些愛心，會贏得人家發自內心的尊重的。人家不會刻意總是說你的壞話，武漢外賣小哥不就上了《時代周刊》的封面了嗎？個別人的一些極端話語，哪個國家哪個時代都有，你自己不介意，其實就沒什麼了。事實上，中國人自己說外國的壞話，以我在西方生活三十多年的經驗看，絕對是比西方人說中國的壞話要多得不知道多少倍。那西方人是不是成天要跟中國人算帳？
南方周末：語言問題。漢語在世界語言版圖中是弱勢語言，也就是話語權的問題。剛才也說到，中國有官方聲音（包括人大政協的參政議政），有官方媒體聲音，也有網絡時代的大量社交媒體上朋友圈的私人聲音。「吹哨人」李文亮的聲音就屬於這後一種。這第三種聲音，即中國社交媒體上的私人聲音，只在朋友圈可見，它們不為漢語世界以外的人所知。那麼，這種聲音里包含著真實和虛假的信息，也包含著中國人的智慧。西方主串流媒體的記者也未必捕捉到這種聲音。這部分沒有能傳遞給世界，你認為是不是一種世界了解中國的缺失，尤其是對於世界聯合起來抗疫的時候？
張倫：有這個問題，事實上各西方媒體都在改進，注意這方面的反應。當然，中國網絡上的許多傳遞方式，密碼，中國人自己都不見得立刻明了，外國人理解起來困難也大一些。還有，對嚴肅的媒體，信息來源非常重要，網絡的一些匿名化，我認為也是西方媒體在對網絡的報導上相對謹慎的一個原因。但現在，以我看到的消息，中國網絡上的重要現象大概一般都會有適當的報導了。
南方周末：你說得對。中國社交媒體上的話題越來越多、越來越快地成為官方媒體的報導來源了。湖北已經解封，武漢即將於4月8日解封。但因為無症狀感染者的潛在威脅，其他地方中國人對湖北人的復工潮有防範和牴觸，從社會學的角度，你個人對武漢解封後的中國，有什麼建議？
張倫：要特別謹慎，不能因急於復工，再蹈覆轍，還是要尊重科學。武漢此時的災難一定給武漢人民心理留下巨大的創傷，需要慢慢地療治，讓痛苦釋放舒緩，不能再傷害他們的情感。國家應該適當給與他們補償。他們需要理解，需要關懷，其他的任何強制的硬性的指令，既不會達到效果，也會是對他們的再次傷害。
南方周末：有一種猜測：疫情之後，是西方更像中國，還是中國更像西方？你的判斷呢？
張倫：很難說。中國更像誰我不好說，但西方更像中國的概率很小。但西方對中國的態度會有更大的變化這個概率卻很大。
南方周末：歐美最初滿不在乎，現在反應也頗為過度，比如紐約政府規定了聚會不超過10個20個人，澳洲一開始規定也是聚會一二十人的限制，後來又改為不超過2人，公園也關閉了。你覺得政府是不是耽於這種過度管制？義大利哲學家阿甘本就擔心這種「例外狀態」會演變為常態，他懷疑疫情之後人們還能重回過去的生活狀態。你有無這種擔憂？
張倫：不覺得是反應過度，疫情發展到某種程度，需要了就照此採取措施就是，最重要是要依據專家、醫療界的建議。這不屬於過度管制。許多人對西方國家有誤解，以為是一種無政府狀態，其實一旦按法律程序啟動，這些國家的效率不會比中國低，只是前期在適應過程，法律批准過程中要依章辦事，顯得有些慢，等一旦啟動就快了。至於你說到的阿甘本提到那種「例外狀態成常態」，這種潛在的危險可能要因國家而異，比如美國我就不會擔心，西方大部分國家我也不是特別擔心，當然，保持警惕還是對的，對權力保持戒心是西方的傳統，不會因此次就消失的。但相關討論不會終結，會持續下去。至於一些本來就具有很強威權色彩或民主不穩固的國家藉此採取的一些措施會導致什麼後果，那可能是另外一個題目。
南方周末：德國哲學家韓炳哲說，不能把革命託付給病毒，把理性讓給病毒。而法國哲學家阿蘭·巴迪歐也批評那種認為流行病現象無論如何都能自行帶來政治革新的觀點。你同意他們的看法嗎？
張倫：我對巴迪歐一向有很多批評，對其許多觀點也不以為然，開句玩笑話：經常說他壞話！但這句話我倒是同意，我確實不認為流行病現象會自行帶來政治革新。正如許多災難、戰爭等都不會自動帶來政治變革，需要其他的思想和屬於政治性的活動的推動才能改變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