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奧地利在抗擊冠狀病毒爆發的鬥爭中邁出了引人注目的一步。奧地利政府宣布，為了抗擊這一流行病，人們不戴口罩不得進入超市等場所。
奧地利總理塞巴斯蒂安?庫爾茨(Sebastian Kurz)宣稱：「很明顯，戴口罩將是一個巨大的變化，但為了進一步減少傳播，這是必要的。」他還解釋說口罩將在商店門口免費發放。
一些人可能對此表示不屑——包括許多科學家。人們對戴低質量的口罩能否防止吸入病毒存在分歧，即使它確實會降低人們通過打噴嚏或咳嗽傳播病毒的機率。
奧地利將向購物者發放普通口罩，而不是N95口罩，後者確實能降低吸入病毒的風險。美國和歐洲的一些醫生認為，戴口罩對那些通常沒有暴露在醫務人員所處的那種直接風險中的人來說毫無意義，因此他們敦促消費者將自己購買的口罩捐給醫院。
然而，我認為嘲笑奧地利的舉措將是錯誤的——原因有兩個。首先，戴口罩有一個切實的個人好處：它提醒你避免觸摸自己的臉。
這很重要，紐約威爾康奈爾醫學中心(Weill Cornell Medical Center)的重症監護醫生大衛?普萊斯(David Price)在一段令人信服的視頻中解釋了他治療中共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狀病毒病）患者的經驗。我強烈推薦人們看看這一視頻。
他解釋說：「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我們需要訓練自己不要觸摸自己的臉，並告訴人們，我們在這件事上是認真的。」他指出，由於口罩防護效果有限，頭巾對於「訓練」來說同樣有效。
(我們現在難得走上紐約街頭進行必要的活動時，我的一個十幾歲的女兒會戴上她最喜歡的圍巾，這既起到了防護作用，也讓她的情緒好了許多。)
第二個原因是戴口罩不僅僅關係到個人心理或行為；它也有社會影響。科學家有時會忽略這一點，因為受到的訓練使得他們依賴統計數據和科學實驗結果。
但是，要說在哪個時候文化——以及對文化的分析——很重要的話，那就是現在。這一點毋庸置疑，不光是從社會正如何對新冠危機做出反應的角度來說，就是從疾病如何傳播的角度來說也是如此。
荷蘭社會學家彼得?貝爾(Peter Baehr)在最近出版的一本書里很好地概括了這一點。他曾研究2003年非典爆發期間香港興起的所謂「口罩文化」。
正如貝爾指出的那樣，在疫情爆發初期，人們對口罩的討論最初只著眼於醫療方面。但是討論很快出現另一種動態，因為通過戴口罩，「人們傳達出對他們所屬社會團體的責任」。
正如蘇格蘭聖安德魯斯大學(University of St Andrews)的醫學人類學家克里斯特斯?林特里斯在《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的一個意見專欄中所言：「一個社區的成員戴上口罩，不僅僅是為了（在疫情中）抵禦疾病。他們戴著口罩，也是為了表明他們想團結一致，共同應對疫情。」
這種潮流如今在亞洲根深蒂固，正如對口罩文化進行廣泛研究的人類學家吉迪恩?拉斯科(Gideon Lasco)在社會科學出版物《Sapiens》中寫的那樣：「文化價值觀、對控制的看法、社會壓力、公民義務、家庭關切、自我表達、對公共機構的信念，甚至政治，全都被口罩的『象徵性功效』所包裹。」
一些歐美人會嗤之以鼻。盎格魯-撒克遜文化傾向於推崇個人主義，而不是亞洲通常重視的那種集體主義。
在像紐約這樣的城市，很少有人戴口罩，以至於戴口罩幾乎與一種恥辱感聯繫在一起——尤其是在最近，因為有些人認為這是生病的跡象。
說到大規模戴口罩，關鍵是，如果每個人都戴上口罩，這種恥辱感就會消失。事實上，在日本這樣的地方，現在不戴口罩幾乎讓人感到羞愧。
儘管很難想像這種情況會在美國出現，但什麼事都可能發生，因為Covid-19的衝擊正在迅速重塑我們的風險觀念，並導致集體主義價值觀在西方逐漸地得到重視。
事實上，美國總統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近日表示，一旦有充足的供應，他可能會支持廣泛佩戴口罩。他的一些醫學顧問會對此表示歡迎。我也會表示歡迎。
正如林特里斯指出的那樣，流行病不僅應該被理解為「生物學事件，還應該被理解為社會過程」，因為這是「成功遏制它們的關鍵」。如果儀式或象徵——比如口罩——能幫助我們認識到這一點，那情況要好得多。
換句話說，打敗Covid-19不僅僅需要醫學，還需要社會科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