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軍進占奉天市
我國的青年朋友，他們之中的大多數人，並不知道當年日本關東軍是怎麼樣出現在中國東北的，他們會想當然地認為：關東軍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時，突然從日本登陸到中國東北。可是，事實的真相呢？
不知道關東軍的來歷，看中日交惡史，始終是糊塗的。要講清楚這件事，要從1900年鬧義和團運動說起。
1900年，中國北方鬧起了一股暴力排外的運動，史稱「義和團運動」，在義和團運動中，駐黑龍江清軍對俄軍態度強硬，俄軍則聲稱義和團破壞了中東鐵路，於是以「保護中東鐵路」為由，出兵侵占了中國東北三省全境，從1900年至1905年，俄軍持續占領了東北地區五年之久。
沙俄對中國東北的吞併，對日本勢力範圍內的朝鮮半島，構成了迫在眉睫的威脅，日本帝國認為：如果對此坐視不理，那麼一旦沙俄在遠東地區的實力增長充分，那麼朝鮮半島被沙俄攬入懷中，就是遲早的事。
日本舉國上下，經過反覆思量之後，最終決定對沙俄開戰。
1904年，日本在知照大清帝國政府之後，出兵東北，發動「日俄戰爭」，在此次整個戰爭的過程中，清政府表面上對外宣稱「嚴守中立」，然而實際上，清政府暗中派兵支援日軍，共同抗擊俄軍。
經過一年半的戰鬥，在戰死十萬名日本兵之後，日本打勝了。日本軍隊將俄國軍隊從南滿地區（東北南部）驅趕出去，然後將收復土地歸還給了大清國。
說到這裡，讀者也許會問：日本為什麼要這樣做？它為何要將自己收復的南滿土地還給大清？日本是活雷鋒嗎？
日本當然不是活雷鋒，日本之所以沒有趁機吞併南滿，最主要的原因是當時日本仍然希望遵守當時的國際秩序，它知道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不會坐視日本吞併南滿，所以當時日本的胃口僅僅局限於「繼承」沙俄此前在南滿的殖民利益，例如中東鐵路南段、旅大（旅順、大連）租借地等。
俄軍敗退之後，1905年，日本約了清政府，在北京經過了一個多月的談判之後，清、日兩國簽訂了一份《會議東三省事宜正約》以及附約，在這個附約裡面，清政府割讓給了日本以下幾項主要的主權，以作為日本從東北撤軍的條件，在日本方面，則視為此次出兵抗俄的政治報酬：
1、日本從沙俄手中「繼承」旅順、大連兩處租借地；
2、日本從沙俄手中「繼承」南滿鐵路的經營權以及沿線的林礦產；
3、大清帝國允許日本在南滿鐵路兩側駐軍及移民。
依據這個條約，日本開始派人接管南滿鐵路、移民旅順、大連，並且派了一支部隊、進駐南滿鐵路兩側，這支部隊，就是後來在歷史上鬧出大事的「關東軍」，其駐紮的依據是《會議東三省事宜正約》以及附約，理由是「保護日僑」。
換言之，日本關東軍在「九一八事變」之前，已經在中國東北駐紮了二十六年，而且在這二十六年當中，關東軍無論與張家父子，還是與東北的中國居民，基本上都保持了相安無事，這就是旅順、大連、南滿鐵路、林礦產主權流失的簡要經過，以及「關東軍」的來歷。
事後，絕大多數中國人責備清政府「賣國」。但是事實上，當年在東北全境被俄國侵占的情況下，清政府只有以下的幾項選擇：
選項一、任由俄國侵占，奮發圖強，期望有朝一日，與俄國決戰，收復東北。（評：這個選項並非不可行，但是遙遙無期）
選項二、同意日本軍隊驅趕俄軍，但是，不給日本報酬。（評：日本打仗死了十萬條人命，花費20億日元的戰費，奢望它不要報酬，是不現實的）
選項三、同意日本軍隊驅趕俄軍，但是事後不與日本交涉，任由日本替代俄國、侵占東北全境。（評：這個選項沒有意義，只是換了一個侵略者）
選項四、同意日本軍隊驅趕俄軍，事後收復東北全境，然後割讓小部分土地和主權，作為給日本的報酬。（評：這就是真實發生的歷史）
冷靜思考之下，我們可以發現：事實上，已經發生的歷史，是清政府在當年所能選擇的最佳方案，也是在木已成舟、米已成炊的歷史條件下、符合當時大清國國家利益最大化的最佳選擇。其他三個選擇，都比這個選擇更壞。
這就是為什麼清政府甘願簽署《會議東三省事宜正約》以及附約、向日本割讓小部分主權的原因。因為，當時只能這樣辦，除此之外，沒有更好的辦法。
中、日兩國在20世紀的30年代大打出手，歸根結底，就是根源於這個條約，根源於日本依據這個條約向旅順大連、南滿鐵路兩側移民、並「經營滿洲」的事實。而日本這個「經營滿洲」的殖民行為，與中國後來突然興起的民族主義，爆發了激烈的衝突。
如煙海的史料顯示：國民政府從發動北伐開始，就喊出了「收回東北一切主權」、「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的民族主義激進口號，尤其是強行收回漢口英租界的成功，使國民政府鬥志變得更加昂揚，在冒進的路上一路狂奔，他們認為強大的英國都屈服了，你日本又怎樣？
然而，此時的日本，正在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的泥潭中延口殘喘，它不甘心吐出已經吃進肚子的既得利益，於是在東北，國民政府終究是碰了日本這隻硬釘子。
那時的國民政府認為：那些都是不平等條約，必須要廢除。而日本則拿二十六年前的日俄戰爭說事，它指責中方忘恩負義、不守信用，日本人的說法是：「如果不是因為有1904年日本十萬烈士的鮮血，滿洲早已經是俄國人的天下」，所以日本人認為自己「有權在滿洲獲得生存空間」，而國民政府則認為所謂日俄戰爭不過是狗咬狗的戰爭，滿洲的主權屬於中華民國，1905年也好，1915年也罷，那些年被迫簽署的，都是「不平等條約」，是無效的，必須要廢除。
1920-1930年代中、日兩國交惡的歷史，就從這場「雞同鴨講」的爭辯中，步步激化的。
國民政府「鐵腕救國」，在民族道義上，對不對？當然對。但是，在當時的具體歷史條件下，這樣做，是否符合國家的「利益最大化」。則未必。這就是我們平時所說的：「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然而我們今天回首歷史，很容易能看出來，從1937年開打、並持續了八年之久的中日戰爭，其根源正在於1904年的日俄戰爭以及1905年的《會議東三省事宜正約》，日本帝國當年正是霸道的時候，固然不好打交道，然而國民政府自從北伐開始以來，在東北問題上的處理分寸，也留給了後人許多討論的空間，其中民國時期的著名毒舌蔣廷黻，就在他《九一八的責任問題》一文中，對國民政府的激進國策，發出了嚴厲的批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