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務卿邁克·蓬佩奧（Mike Pompeo，如圖）表示，中共隱瞞疫情，世衛也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它們要對此負責任
4月以來，全球對疫情的關注重心開始轉移，從防疫本身轉向問責。到目前為止，美國密蘇里州總檢察長已向聯邦法院提起訴訟，向中國索賠；密西西比州總檢察長則宣布，計劃向中國尋求追討賠償；此外，還有若干民間團體和美國公民提起類似訴訟。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已分別給美、德、法等國領導人打電話，商討如何推動針對新冠病毒的起源和傳播及世界衛生組織的應對之國際調查。各主要國家的媒體也陸續發表了一些文章討論此事。山雨欲來風滿樓，中共面臨空前未有的國際壓力。
一、紅色孤狼2.0版
這次疫情從中國向全球擴散，到4月25日為止，已使世界各國共283萬人被感染，197,924人被奪去生命，嚴重威脅了世界各國人民的生命安全，同時給大部分國家造成了極其嚴重的經濟損害和個人財產損失。中共成了眾矢之的，像頭孤狼，四面喊打，處境極其孤立。這是自朝鮮戰爭以來中共又一次陷入這樣的困境；而中共似乎也意識到了這樣的局勢，4月24日外宣官媒發文表示，「中國寧可做狼群核心角色的頭狼，而不做被孤立出狼群危險又狡猾的孤狼」。中共不想當孤狼，不過是一種願望；但是，它並非第一次嘗到當孤狼的滋味。
韓戰是紅色孤狼1.0版。那時蘇聯安排朝鮮進攻韓國，中共積極配合，1949年秋中共建政前調動東北野戰軍的156、164、166師及另外2個團赴朝，為朝鮮提供了齊裝滿員、富有作戰經驗的兵員69,200人，成為金日成進攻韓國的步兵主力。但是，等到聯合國討論朝鮮南侵議案時，蘇聯駐聯合國大使故意缺席安理會會議，放棄其否決權，於是聯合國通過了出動聯合國軍打擊朝鮮的決議。嗣後美軍在朝鮮西海岸的仁川登陸，朝鮮幾乎戰敗，老毛再調幾十萬軍隊以志願軍的名義入朝作戰。在那場戰爭中，中共如同一匹孤狼，面對聯合國的譴責聲浪，埋頭與聯合國軍死拼，先後出動志願軍135萬，最後健全回國的只有37.2萬人，在戰爭中幾乎一無所得；唯一的「收穫」是向史達林交出了「投名狀」，換來了蘇聯的經濟和技術援助。
自從韓戰之後，中共或者與蘇聯勾結，或者在非洲及其它地方拉幾個「小兄弟」呼應，或者與美國建立友好關係，始終未落入四面楚歌的境地；而這次的疫情衝擊卻把中共再度送入全球責難的孤立境地，除了俄羅斯為其緩頰，看遍世界各國政府，竟無一個「盟友」站出來幫腔。上次中共成為「孤狼」，是史達林做的局，這次卻是自己挖的坑。中共隱瞞疫情，放手讓國際旅客攜帶病毒飛往各國，導致世界各國疏於防範，疫情在幾大洲迅速蔓延，幾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全球主要國家的經濟基本上被迫停擺，時至今日，仍然難以復常。各國民眾的嚴重不滿導致追責聲浪不斷上升，於是紅色孤狼便朝著四面八方「呲牙」，由此又產生了與多個國家的外交摩擦。
二、中共向來隱瞞疫情
各國的追責聲浪聚焦在一點，即中共這次處理疫情沒有透明度。其實，中共每臨疫情，何曾有過信息透明？中國加入經濟全球化之後，西方國家關注經濟利益的同時，似乎早已忘了中共的專制體制從來不公布疫情真相；直到疫情急劇惡化之後，各國才意識到自己面臨的來自中共的危機。西方國家指責中共的疫情信息不透明；而中共說，它已經公布了信息，所以是透明的。其實，問題不在於是否公布信息，而在於中共公布的疫情信息是以假亂真的數據；換言之，中共和西方國家所說的透明度，始終存在著真假透明的問題，不點穿這個要害，疫情透明度就成了「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扯皮。
專制國家始終存在著信息管制，在這方面，泛泛地談中國沒有新聞自由，並未觸及實質；關鍵點在於，中共從來嚴密管控對政權不利的所有信息。中共的《保守國家機密法》有一個實施規則《保守國家秘密實施辦法》，其中第4章規定了8條，以下幾條與封鎖疫情真相有關：（1）危害國家政權的鞏固和防禦能力；（3）損害國家在對外活動中的政治、經濟利益；（7）削弱國家的經濟、科技實力（何清漣，《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策略大揭秘》，台灣黎明文化出版，2006年5月，第147頁）。在疫情方面，中共向來認為，公布全部疫情真相，不利於其政權的穩定和國際經濟活動中的經濟利益，所以，指望它如實公開疫情，毫無疑問是異想天開。
掩蓋疫情的手法是中共體制下慣用的信息「黑箱作業」，也就是對疫情信息採取技術手段加以掩蓋，用假透明掩蓋真透明，用假信息代替真信息。其具體做法包括，疫情信息分層保密（對上報告包括感染人數、對公眾公布則排除這一部分）、信息篩選（比如用武漢肺炎確診數替換反映實際感染規模的感染人數）、信息再加工（比如收緊疫情的確診標準，以減少確診數）、封鎖信息源（如對武漢病毒所實行軍管，徹底阻斷任何真相外泄）等。
香港大學研究團隊最近在醫學雜誌《柳葉刀》發表的論文指出：從1月15日到3月3日中共先後發布了7個版本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其中規定了疫情確診的定義，先前的定義限定嚴格，後來的定義有所放寬；如果第5版病例定義在整個疫情期間得到應用，並且有足夠的檢測能力，我們估計，截至2月20日中國的確診病例應為23萬，而不是中共官方公布的5萬5千例。
三、全球瘟疫，罪在中共
瘟疫可能發生在任何國家，但是，瘟疫發生在中國，專制體制慣用的信息管控與經濟全球化產生的國際旅遊普遍化這兩個因素合在一起，就必然導致疫情的快速全球蔓延，乃至在全世界造成極其嚴重的後果。
美國海軍戰爭學院教授卡拉斯卡（James Kraska）表示，中國政府在早期應對疫情時違反了《國際衛生條例》，沒履行保持透明的法律義務。中國2005年參與制定了《國際衛生條例》，這是一部有約束力的國際條約，作為其締約國之一，中國同意保持透明。卡拉斯卡沒有意識到，由於中共專制體制下的保密制度從來就封鎖疫情，所以，中共就《國際衛生條例》所做的保持透明的承諾，從一開始就是虛假的，從國際司法層面看，這屬於欺詐行為；從疫情發生直到今天，中共從未公開全部疫情真相，這不是行政上的疏忽或莽撞，而是故意的作為。
卡拉斯卡指出，中國的疫情發生後，由於中共與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各國缺乏透明與合作，延緩了各國對該病毒及其控制方法的了解，也延緩了它們的應對，讓全世界因此經歷了巨大的風險。英國南安普敦大學3月發表的一項研究顯示，如果中國早3個星期對疫情採取行動，全球大流行可減少95%。卡拉斯卡3月在美國軍事博客「戰爭困境」（War on the Rocks）發表文章強調，「他們（中共）手上沾血了」。
這次疫情導致全球經濟癱瘓，各國近20萬人喪生，罪在中共，應無異議。中共掩蓋疫情，並非過失，因為它是有目的地、一貫地這樣做；它不僅欺騙國民，也欺騙外國。所謂「保密」的目的是不要「損害國家在對外活動中的政治、經濟利益」；其真實含義是，用假透明騙取外國政府和企業的信任，從而達到中共在對外活動中想要實現的政治、經濟利益。面對中共這種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全然無視國際法義務，毫無國際公德和國際誠信的作為，民主國家最慘痛、也最深刻的教訓有三點：第一，對專制的共產黨政權，是否仍應保留天真幼稚的信任？第二，對西方國家中鼓吹這種「信任」的政客、說客、媒體、學者，是否應該保持足夠的警惕？第三，在疫情以外的其它領域如科技合作、經濟交往當中，是否必須採取足夠的防範措施，以免再度受到欺騙和傷害？
四、國際追責能否成功?
雖然國際追責的理由充分，卻不等於追責就會成功，這是目前國際社會面對的冷酷現實。跨國訴訟最適當的司法裁判場所是國際組織的司法機構，目前聯合國有國際法院、國際刑事法院和特設國際法庭。
國際法院是聯合國最主要的司法機關，承擔主權國家政府間的民事司法裁判，根據《聯合國憲章》於1945年6月成立。但它沒有刑事管轄權，因此無法審判個人。1985年美國退出了國際法院，所以無法通過國際法院提起訴訟；即使有其它國家針對中國提起訴訟，中國很可能不應訴，而國際法院對此並無制裁手段。國際刑事法院根據2002年7月1日生效的《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成立，主要功能是對犯有滅絕種族罪、危害人類罪、戰爭罪、侵略罪的個人起訴和審判。但中國拒絕加入此規約，而國際刑事法院受規約的約束，無法對非締約國的個人組織審判。特設國際法庭不是常設機構，需經安理會批准就專門案件設立，這次疫情損害的訴訟顯然無法獲得中共在安理會的投票批准，因此不可能設立特設法庭審理此事。
除上述聯合國的司法機構外，還有一個根據第一屆海牙和平會議的建議於1899年建立、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國際爭端仲介機構常設仲裁法院。它不同於聯合國國際法院，並非真正意義上的處理國家之間司法爭端的常設法院，它只對爭議雙方進行仲裁、調解，甚至僅僅是調查事實。此仲裁法院多年未處理爭議案件，2016年受理了菲律賓提交的關於南海主權爭議的案件，最後仲裁庭支持菲律賓在此案相關問題上的幾乎全部訴求，仲裁庭五名仲裁員一致裁定，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下，中國對南海自然資源不享有基於「九段線」的歷史性權利，並要求中國政府停止在南海的「活動」。但是，中共拒絕了這一仲裁結果，於是此案不了了之。最近中共甚至宣布將它在南海公海海域所造人工島納入中國領海，並設定行政區劃。此一行動表明，這個常設仲裁法院實際上並不能有效約束故意違反國際法的大國。
當然，美國相關各方可以在國內的聯邦法院對中共提起訴訟；然而，無論是民事還是刑事訴訟，都會遇到美國的《外國主權豁免法》這道障礙。這一法律不鼓勵這種訴訟，雖可能有罕見的例外，但法院認可這種例外的情形很少，且限制為商業行為。美國已經有國會議員提出法案，建議取消中國的主權免責權，此議案尚待國會討論；而國會內也有相反的聲音，比如民主黨康州參議員墨菲說，我們今天的危機不是因為中國或世界衛生組織做了什麼事，而是川普總統不肯認真對待疫情。即便中國的主權免責權被取消，訴訟案件也面臨取證難度大和司法機關難以跨境執法等難題。
五、紅色孤狼怕什麼？
紅色孤狼真會無所畏懼、為所欲為嗎？並非如此，它害怕的一是國際輿論，二是國際上的單邊制裁。
在國際輿論方面，隨著各國的追責行動逐步展開，中共的國家欺騙行為日益公開化。這充分暴露出中共政權公然藐視和違背國家公德和國家誠信的基本準則，嚴重動搖了世界各國在外交以及經濟社會活動的對華交往方面必須具有的信任，令中共陷入無信任困境；更重要的是，這次中共疫情對全球的嚴重傷害一旦被認定為故意行為，其對世界和平和安寧的敵意便成為世界各國永久的記憶，由此將改變各國與中共多年來的關係。在民主國家，對中共的不滿必然影響本國政府的對華政策。另一方面，「世界工廠」的各國消費者很可能改變對中共以及中國產品的觀感，而這將相應地改變正從中國撤銷訂單的跨國公司的經營模式，讓全球產業鏈加快撤離中國。
與此同時，各國政府還可能採取對華單邊制裁措施，比如，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日前表示，相信中國將為疫情引發的痛苦和損失承擔後果，這是為將來可能採取的制裁措施預留空間。中共一旦遇到主要國家的單邊制裁，必然反彈；目前美中貿易戰因疫情而暫緩推進，如果美國實行與貿易戰無關的制裁措施，美中雙方的貿易戰就可能升級成經濟戰。那樣，中共這頭紅色孤狼將陷入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前所未有的經濟孤立，其國內困境將加速惡化。
安東尼·薩頓在《悄悄的自殺——美國對莫斯科的軍事援助》一書中說過，「極權制度是衝突的根源，因此不能像對待非極權制國家那樣與極權國家打交道。那些想同極權制度和解的國家最終將面臨這樣的選擇：或是戰鬥，或是投降。這方面的歷史教訓是清楚的」（安東尼·薩頓，《悄悄的自殺——美國對莫斯科的軍事援助》(Antony C. Sutton, National Suicide: Military Aid to the Soviet Union,19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