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軟公司億萬富翁蓋茨。
日前，微軟公司的億萬富翁比爾-蓋茨（Bill Gates）為中共在處理「中共病毒」（又稱武漢肺炎、新冠病毒）中的行為辯護，能量四濺，如同中共的代言人。蓋茨的行為引起人們的關注，到底蓋茨這個代言人是如何「煉成」的呢？美國人應該從這個現象中學到什麼呢？保守派網站資深專欄作家黑沃德（John Hayward）撰文說，蓋茨的煉成是中共與蓋茨多方原因的結果。而美國人民真應該從此把眼睛睜大。
黑沃德說，其實，中共從「經濟接觸」政策實施一開始就盯上這些全球主義的大亨、西方的大企業家們了。目前，中國共產黨在疫情肆虐全球的同時玩的遊戲是幾十年前就開始布局了，而至今，西方的人們連遊戲規則都還不清楚。
黑沃德說，蓋茨本周引起人們的注意，因為他反對因中共病毒的全世界傳播而問責中共，而且稱之為有「許多不正確、不公平內容」的「分散注意力」的行為。他宣稱「中國在一開始做了許多正確的事」。中共官方媒體立即宣布蓋茨為英雄，是美國批評者「散布（中共）荒唐謠言」的一個實實在在的反對者，並在黨的宣傳機器上不斷重複蓋茨的說法。
黑沃德說，任何對中共有些許經驗的人都知道，中共深入研究了西方的媒體，他們會抓住一切找到的社會和政治觀點，對其中有利於中共的人或觀點不斷宣傳。中共政權是一個謀殺性的政權，他們知道美國國內有關於種族主義的爭論，因而宣稱美國人沒有權力批評中共把百萬維吾爾人關進集中營的問題。
黑沃德說，當有高科技公司的人站出來為中共辯護的時候，尤其令人震驚。因為中共的罪惡就是限制信息的流通。中共封鎖了病毒的消息、「懲戒」了想發出聲音的醫生，還借世界衛生組織的口傳播了虛假信息、發布疫情的虛假數據。
信息行業的一個基本定律就是：垃圾信息源料只能產生垃圾信息產品。中共給國際衛生系統提供垃圾數據，任何一個認真對待中共和世衛組織的國家領導人，包括美國總統川普，只能得出垃圾結論，並為之承擔行動遲緩、優柔寡斷的罪名。
黑沃德說，高科技大佬和國際企業巨頭替中共代言並不令人吃驚，因為這些都是30多年前西方擁抱全球主義、對中共採取「接觸」政策的結果，當時的幻想是，假以時日，民主將「解放」獨裁。但事實恰恰相反，中共積極利用從西方得到的任何一點經濟利益，影響西方的媒體和政界，使他們對獨裁更友好。「我們變得更像他們，而不是相反，這個過程始自高層，因為中共對我們的企業、媒體領袖們擁有巨大影響」。
黑沃德說，這種影響力的一個最殘酷的表現就是所謂中共的「銳實力」，既對不服從中共的人威脅以不許在中國投資或進入中國市場。
有錢的全球主義者很清楚，如果中共動動指頭就可能花費他們數十億美元。所以他們主動交出自己的技術，因為那是在中國做生意的成本。如果中共命令他們修改網站內容，他們也會放棄自己習慣的言論自由。
黑沃德說，當中共說要犧牲自由或面對嚴厲懲罰的時候，這些企業大亨沒有表現出勇敢，而是直接接受，並繼續接受把中共的政治企圖凌駕於西方價值之上。一些非政府機構和權益維護機構也是如此。環保主義者面對中共的碳排放或危害珍稀物種沒有說過一句話。因為他們知道，跟中共對抗只會增加成本，而不會有任何政治收益。
而中共的威脅根本不必明說，每家與中國有關係的企業都有關於台灣、西藏和南中國海的嚴格規定。中共的腐敗在科技巨頭公司里也有體現。他們的業務方式就是聯接不同系統，讓信息能在全球流動。而人們學到的教訓是：大的系統通常會受到流程中最小公分母的控制，信息產品總是以最嚴格的審查標準為依據，因為沒有人會花幾百萬美元在一款無法在中國上市的電子遊戲或電影上。
企業領導們也不喜歡在與中共打交道的時候考慮道德讓步的問題，中共也知道這點，就用宣傳讓這些西方的合作者更舒服。在中國掙錢的人中沒有人願意談論勞改或中共對政治異見者的血腥鎮壓。而且中共喜歡談論「雙贏合作」，而不是全球獨立。所以作為中共的合作夥伴，蓋茨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戰勝病毒上，而不是病毒如何傳出的。
黑沃德說，中共喜歡顯示給別人：反對我們既成本高又很不容易成功。你可能會被你們自己的媒體稱做種族主義者、本土主義者、隔離主義者。我們是全球主義的不可避免的元素，所以，如果你要繼續做全球主義者，就要跟我們共處，接受中共的計劃。
對於西方精英來說，都不希望自己被指控為種族主義、性別歧視和隔離主義，他們尤其不喜歡被指為資本主義。
黑沃德說，西方左派對「改良的」獨裁主義眉目傳情已多年了。而中共也很知道如何靠恭維精英們的知識來獲的利益。歐巴馬時代的左派們就曾夢想著如果歐巴馬有中共寡頭的權力，能夠有多大成就。
黑沃德說，西方的左派媒體在過去數周中也呼籲再次評估中共的表現。左媒CNN甚至說，中共的模式「因冠狀病毒受到批判，但對有些人來說，顯得更迷人」，意指人們更應該欣賞而不是質疑中共。
黑沃德說，大企業和高科技巨頭受大媒體的影響很深，這三者之間的界線也更模糊。但從全球來說，中共的國企是最大的企業，中共的媒體是最大的媒體，中共的高科技公司也是最大的科技盜竊公司，西方精英們對他們有更多的景仰、更多的模仿、更多的敬畏。
黑沃德說，與中國脫鉤，成本可能非常高。挑戰中共的媒體就夠勞神的了，從根上挑戰中共定是艱難的事，一定需要民主的道德、資本主義和西方文明的支持。因為，中共作為抗疫英雄的故事比危險的事實更容易讓人接受，高科技公司希望利用中共積累的實力，而不希望受到私人權力、言論自由的束縛。媒體也不願冒被趕出中國的風險，好萊塢更是不能缺了中國這顆搖錢樹。
為什麼人們在自由市場上掙了幾十億之後，願意替中共發聲呢？因為在自己的家鄉不像替中共發聲那麼容易掙錢。黑沃德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