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權主義是德國哲學家政治學家阿倫特在其《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中率先提出的概念。其內涵是指將全社會的各行各業全面管治徹底統轄的政治模式，其外延則是指德國的法西斯主義國家形態和前蘇聯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而在阿倫特之前的1945年英國的作家奧威爾就發表了《動物莊園》，形象而又生動地描述了所謂社會主義的本色，揭露了其烏托邦的實質。1948年奧威爾又發表另一部小說《1984》。這部著作更細緻更精巧更逼真地記述了極權主義的統治模式和操作方法。因此，人們更習慣於將極權主義稱之為奧威爾式的極權。
奧威爾式的極權主義總是和烏托邦思想糾纏在一起。探究其原因就必須了解德國社會學家曼海姆的一部著作《意識形態與烏托邦》。阿倫特定義的極權主義起源於反猶主義思潮和社會主義思潮。反猶主義早在19世紀就很流行，後來轉化為一種政治運動則是由於民族主義的烏托邦承諾變成了德國人的夢想。社會主義本身就是烏托邦的產物。烏托邦化的政治制度必然要走向極權，正是曼海姆的上述著作揭示了其深層的理論聯繫。意識形態是一種依附於現實的政治權力的思想體系。烏托邦則是反對現行政治秩序的思想體系。當烏托邦成為了某種政治制度的目標，它自然而然就變成了意識形態，而實現這種政治目標的手段不僅僅無足輕重而是什麼都行，導致極權暴政是必然的歸宿。因此，打著烏托邦那些莫須有的承諾，把現實中那些不和自己胃口的任何事情，統統說成是反動或者反革命，更用殘酷的手段予以鎮壓。這就是奧威爾式極權主義的實質。
隨著前蘇聯和東歐它的那些衛星國的社會主義制度的解體，奧威爾式的極權主義終結了。佛蘭西斯福山的《歷史的終結》說的就是奧威爾式極權主義的終結。但是，這不是歷史的終結。中國在1989年用最殘酷的手段鎮壓了民眾的民主訴求，續寫了後奧威爾式極權主義。這種後奧威爾式的極權主義既繼承了前奧威爾式極權主義的基因，又使用了中國古老的深藏自己政治動機而俟機反撲的所謂「韜光養晦」政策，尤其是像變色龍一樣迎和西方已開發國家的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的臉色，以及在國內和國外大耍兩重人格，騙得了讓自己苟延殘喘的機會，實施新的極權主義。我的這篇文章就是分析這種後極權主義的相關問題的。
一：中等收入陷阱與其隱含的預設條件
前蘇聯在1992年解體。西方世界認定再也沒有全局性的威脅了。但是，中共還在統治著這個龐大的國家。也許西方人從前蘇聯的垮台中看到了經濟的威力，也許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影響，更有可能是亨廷頓政治學理論讓人們看見了希望。西方人，主要是美國人，相信只要讓中國人富起來，就像鄧小平所說的那樣，他們肯定過不了中等收入陷阱，必然是用民主自由開路才能趟過這片渾水。世行的中等收入陷阱理論，當然是在亨廷頓的政治學基礎上的推論。亨廷頓的《變革中的政治秩序》一書毫無疑義是那個時代的傑作，它告訴世界變革政治制度經濟是一個溫和和有效的因素，南美等國家的例證夠鮮明和給力了。今天看來這種單相思病被事實碾得粉碎。美國人幫助中國不遺餘力，到最後，中國恩將仇報。如果只說這後果那就太沒意思了。最重要的是到現在還有許多人看不清這裡的實質。亨廷頓創造這部曠世之作，像亞里士多德創造邏輯學一樣犯了一個錯誤。那就是預設存在的錯誤。亞里士多德的形式邏輯在2000多年前問世，當然是天才的典範，它讓人類有了衡量理性的標準。但是，它並不嚴密，19世紀的數理邏輯出現，它看到了亞里士多德邏輯在不過問被推倒的個體是否存在的情況下來分析其邏輯關係，那就是把人看成是等量齊觀隨時可以拿來分析的個體了。這和福山的「最後一人」及大寫的人沒有區別。亨廷頓把每一個國也同樣看成是不存在差別的同一性了。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馬爾庫塞有一本書，叫《單向度的人》，批評的也正是這種傾向。任何一個國家都一樣蘊含著可以被經濟的力量改變的可能。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的預設條件：經濟可以讓任何傳統背景的國家變成自由民主的社會。這個預設錯了。
更重要的還不是僅僅中國飛躍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卡賓峽谷，而是中國在這段時間裡發展了後奧威爾式極權主義的政治模式。它比奧威爾式極權主義的破壞性更大。
二：後奧威爾式極權主義的本質特徵
上個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這段時間裡，前蘇聯及其衛星國相繼塌台，奧威爾式極權主義的主體壽終正寢了。中國共產黨的殘酷統治集團瘋狂鎮壓了引爆東歐風波的8964運動，邪惡政權活了下來。為什麼只有它和與其緊鄰的朝鮮沒有追隨前蘇聯的腳步，我們下一節再談。作為奧威爾式極權模式和中國傳統蜂巢社會組織的雜交品種，它有兩大政治遺產：一是奧威爾極權模式的烏托邦思想體系組織的黑社會政黨即共產黨仍然擁有巨大的組織資源和社會影響力，雖然黨員們也對下一步社會的狀況不甚了了，卻仍然有巨大動員能力；二是中國傳統政治生活留下了無窮無盡的陰謀詭計方法論魔盒，用這些玩意糊弄洋鬼子還是行之有效的。使用這兩項資源，中共發展起來了獨一無二的後奧威爾式極權主義政治模式。
當鄧小平說對內不爭姓資姓社對外韜光養晦之後，這就奠定了中國後奧威爾式極權主義的基礎。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一出台，喜滋滋擦拳磨掌的人非共產黨員莫屬。霎那間那些黨內的見風使舵者和高層實權者的腰包就豐滿起來。太子黨的黑社會集團就這樣形成了。經濟生活的馬太效應決定了富有的人越來越富有，貧窮的人越來越貧窮。到現在為止大體上有近3000太子黨成員和300個官商勾結的大款，壟斷了社會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們利用金錢的本質功能超前透支了中國社會的各種資源，包括自然資源，環境資源，道德資源，社會資源，等等，蓋了足夠30億人居住的房子，挖空了幾乎所有覆蓋中國面積的地殼，出口了近半數中國地下埋藏的稀土，污染了全國流淌的河流和不流動的土地，，用狼奶餵養並後天教唆了老老少少的流氓，用嚴刑和無數非法手段制服了所有敢於反抗黑社會暴政的人們，總而言之，實施了人類史上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魔鬼暴政。所有這一切都因為共產黨掌握了使自己徹底變黑又無人敢過問的暴力機器和謊言功能。這當然是奧威爾式極權給它遺留的淫威。
2000多年中國人一直不知道體面的生活是什麼滋味，一旦打開了欲望的閘門，無數人投身於經濟大潮必然會出現虛假的繁榮。外國人的兩部分就開始上鉤了。一部分人是天真的認為中等收入陷阱必然會讓中國變色，另一部分人則是認定中國是一個搖錢樹，他們都蜂擁而來，投資的投資，交易的交易，旅遊的旅遊，貪婪者當然不會自甘寂寞。中國的官場什麼都不明白但是就知道吃小虧占大便宜的中國式陰謀。沒有用多少時間，中國這個國的腰包也豐滿了。韜光養晦的目標再加上對於自己不道德不公平不守信不真實的種種劣跡的擔心，共產黨又在各種霸權理論中得到啟示，他們開始偷偷摸摸，陰陽相間，遮遮掩掩，搞起了變相的霸權。馬漢的海權理論，斯皮爾曼的海陸交匯霸權理論，麥斯德的歐亞大陸霸權理論，都讓中共心動。中共的稱霸嘗試主要在下面幾件事中體現：一代一路對於弱小國家的殖民政策，2025中國製造對於智慧財產權和核心技術的偷盜搶劫坑泵拐騙，孔子學苑的文化滲透，對境外精英的贖買和賄賂，金錢開路謀取國際組織的領導權，派遣數不勝數的間諜遊走於官商學軍的各行各業的窄縫和暗處，總之，用盡金錢去完成暴力的目標，從而妄圖永遠稱霸世界。
20世紀後半葉，暴力型權力在很大範圍內讓位於金錢型權力。暴力不能讓與，不能分解，不能傳播，所以，它當然是現實化和直接性的。而金錢卻是可以分解，可以讓與，不可傳播的。於是，金錢型權力就能給陰謀詭計和虛偽狡詐以更多餘地。這正是中國人大有用武之地的時候。這都給中共以可乘之機。
那麼，後奧威爾式的極權主義的定義就呼之欲出了。後奧威爾式極權主義政治模式就是運用奧威爾式極權的組織資源瘋狂盤剝壓迫榨取管控國內的民眾，從而獲取巨額財富，並將這些財富轉變為金錢型權力來謀取世界性霸權的新型極權主義的政治模式。
三：後奧威爾式極權主義的必要條件
奧威爾式的極權主義政治模式在1989年後的短暫時間內，轟然倒塌，只剩下一個中國。前蘇聯解體之後，變成了民選的政府，卻又沒有杜絕個人獨裁的命運。俄羅斯的現在應該算作半後奧威爾式的極權主義。俄羅斯之所以這樣，一方面是由於俄羅斯的文化並沒有創造出徹底超越的精神力量，東正教在場性的聖母崇拜是其典型代表。另一方面作為大國確實難以擺脫獨裁。這就是所謂的孟德斯鳩定律：大國容易掉入極權的統治。作為唯一一個後奧威爾式的極權主義的中國，當之無愧就成為了認識這種新的社會形態的聚焦點。
共產黨作為腐朽沒落倒退反動卑鄙無恥的政治勢力，在自己即將粉身碎骨萬劫不復的一刻，垂死掙扎是必然的選擇。所以，中共做什麼並不是關鍵。重要的是為什麼中國人能夠在中共做什麼的時候就接受什麼，以及中共選擇寡廉鮮恥連一塊遮羞布都不要的最流氓最下流最骯髒最無底線的那些手段時，中國人的大多數為什麼卻又為之歡欣鼓舞彈冠相慶？換句話說，共產黨什麼都能幹什麼都敢干是因為中國人什麼都能理解什麼都能接受。
毛澤東1949年成為皇帝之後幹了無數荒唐的事情。出兵朝鮮，反右派，反右傾，搞四清運動，搞文革，等等。中國人認定他做什麼都是天經地義。毛澤東死後，華國鋒打倒四人幫同樣是採取了宮廷政變的方式，缺乏程序正義。鄧小平向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北京市民動用最現代化的軍隊鎮壓，死傷不計其數。鄧小平做出這樣的決定在共產黨上層幾乎無人反對。那成千上萬的官兵竟然眼都不眨地向人民開槍，偌大的北京城屍橫遍地鮮血流淌，見到如此場面誰能不動情誰能不感慨？共產黨人口口聲聲自己是為人民服務的政黨和軍隊。這些咄咄怪事確實需要人們去思索去挖掘內在的原因。將這個問題解釋清楚，為什麼中國成為了後奧威爾式極權主義也就迎刃而解了。
有人說中國人是喝狼奶長大的野獸，也有人說中國人是被醋軟化了骨頭的奴才。這些話都說錯了。其原因只有在哲學的層面上才能說清楚。其實中國人什麼都不是，就是說中國人並沒有一種稱為本體論承諾的精神儀式，也就是自己向自己承諾做一個超越於動物和超越於虛無的存在物。這讓我們回溯到人類種屬的源頭，即原始人的階段。剛剛離開動物水準的原始人普遍有一種精神現象，叫做原始二元性。這是19世紀的人類學家普遍在原始人的群體中發現的特徵。泰勒，金斯伯格，涂爾幹，列維-布留爾，弗雷澤，馬林諾夫斯基，列維-史特勞斯，以及20世紀的人類學家都會共識的研究成果。所謂原始二元性就是原始人自認為自己既是某種圖騰物又是人類的一員，或者說既是人又不是人。這在邏輯學上就是典型的不矛盾律的否定形式。不矛盾律是說：A與非A的合取是錯的，而中國人的存在論根據恰恰是A與非A的合取是對的。與形式邏輯的不矛盾律相反對就能推導出一切最荒唐的事來。毛澤東由中國人的本體論荒謬所決定，他既是野獸也是奴才，只是他的社會地位讓他更多時間裡當了野獸。當今時代的戰狼們如胡錫進，華春瑩，耿爽，趙立堅等等，他們則是死心塌地當了奴才才敢當戰狼的。
左轉中有一個宋襄公的故事。他帶兵和楚國人打仗，楚國人一部分士兵渡過河他不進攻，渡過河沒有組織好陣型他不進攻，他認為那樣不公平。等楚國人陣型整齊士氣大振時他才進攻。結果大敗。到今天中國人還在笑他像豬一樣蠢。他是蠢，蠢到不知道和別人取得共識和簽訂條約。但是，他對於戰爭有一種超越性的認識，必須對於戰爭有某種約束。他最低是比寫《超限戰》的喬良要好多了。在宋襄公，晉文公等有點道德意識的國君死了之後，中國人就變得什麼都行了。我覺得這真像奧威爾的《動物莊園》說到那樣，是動物造反顛覆了人類的秩序。中國人什麼都行，什麼都干，和哈佛學者費正清與麥克法夸爾對於中國的認識一致，他們認為中國是既成事實合法性。於是，當奧威爾式極權主義無法通行的時候，中國人就選擇了最無人性最無道德最寡廉鮮恥的方法。
後奧威爾式極權主義的必要條件也就昭然若揭了：原始二元性的思維延續就是後奧威爾式極權主義產生的根源。中國人的精神面貌並沒有離開原始人的窠臼。進入了21世紀學術界最大的成果就是道格拉斯韋德的三本書：《黎明之前》，《天生的煩惱》，《信仰的本能》。《黎明之前》是人類進化史。《天生的煩惱》是說人類的部族並不是站在一個起跑線上，部族之間存在著基因上的差別。《信仰的本能》說的是信仰是人類這種生物的本能。任何一個民族，任何一個民族國家，任何一個時代，都有本能的信仰存在。中國人不信神，不信上帝，但是，信仰權力。權力是變動不居的，所以，中國人在傳教士眼中就是變色龍。雷蒙道森的《中國變色龍》出版於1967年。當今的美國人，英國人，德國人，法國人，為什麼不在這部著作中吸取點知識哪？華爾街，好萊塢，白宮，五角大樓，在這些地方工作的人們，為什麼這麼健忘？的確承認基因上的差別會有天生的煩惱，難道大家就不能在自己的內心深處不承認像世衛組織的譚德賽和中國主席習近平之流不具備人類的基因嗎？
四：在大瘟
疫中後奧威爾式極權主義的唯一選擇
去年10月在中國武漢召開世界軍人運動會。有一個法國的運動員事後就發現感染了一種類似薩斯的疾病。現在她回憶起那段時間的事情，才恍然大悟，自己是感染了中國病毒。NBC新聞機構還發現了去年10月大概一周多時間武漢病毒所曾經清空過，似乎是在處理類似外泄病毒之類的事。中共刻意隱瞞的事實幾乎已經坐實。從去年10月到今年2月的這段時間中共有可能是擔心病毒外泄的影響讓中國人人心惶惶，當然也不排除就是讓病毒擴散。要知道武漢還是毒品芬太尼的生產中心。芬太尼的擴散不正是中共的投毒嗎？今年的1月21日，習近平和世衛組織的譚德賽通話的記錄已被德國情報部門截獲並予以公布。習近平要譚德賽隱瞞和推遲兩件事：其一是不說這種病毒人傳人；其二是不說這種病毒會造成世界性爆發。而且1月23日武漢封城只是鐵路公路等交通方式封鎖，而國際航空卻暢通無阻。這不正是向世界擴散的大好機會嗎？2月初世界開始瘟疫流行。中國指示自己在境外的間諜企業和間諜個人（如那個瘋狂搶購口罩還自鳴得意的東北女子）瘋狂搶購防疫物資，運回國內壟斷和囤積居奇。當中國境內的疫情好轉之後，中國又向其他國家以支援為名行欺騙搶劫為實的投毒勾當。同時還賊喊捉賊栽贓陷害其他國家，尤其是美國。簡單一句話，這是後奧威爾式極權主義中國的唯一選擇：那就是必然將變相投毒變成正向投毒。這才符合超限戰和不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的目標。
這次中國病毒肆虐和中國發動超限戰的生化戰爭，是後奧威爾式極權主義的巔峰作和代表作。早在2006年胡錦濤的時代，中國就開始推動香港左派衛生署領導者陳馮富珍任WHO總幹事。這既是韜光養晦的「摻沙子」和「挖牆腳」的陰謀，又是把金錢型權力變成暴力型權力的嘗試。陳馮富珍對於中共的支持和讚賞也當之無愧的投桃報李，在自己離任之後將臭名昭著劣跡斑斑的衣索比亞人譚德賽推上了世界衛生組織的總幹事的寶座。另外陳馮富珍還積極參與中國的一帶一路，整合某類部族的聯盟。世界衛生領域成了中共超限戰的成功範例。當這種機會來了，中共豈能放過？譚德賽被腐蝕了，被操縱了，被賄賂了，他將乖乖地按著習近平的指揮棒行事。2020年1月份中國病毒已經征服了整個武漢，人傳人鐵證如山。譚德賽還是按著中共的命令不厭其煩地說這種病毒並不人傳人。後來譚德賽還恬不知恥地抨擊那些中斷和中國通航的國家。作為回報，中國先後給世界衛生組織5000萬美元。這僅僅使中國大量使用金錢武器攻關的冰山一角。在疫情泛濫北韓和俄羅斯也有大批人感染的時候，中國偷偷用金錢擺平這些流氓國家。然而，在武漢中共幾乎像對待生病的畜生一樣，殘忍至極。去年11月份武漢就開始了中國病毒的傳播。那裡的官員千方百計捂蓋子，甚至是促進其傳播。1月19日武漢的百步亭社區還在大搞萬家宴，使得那裡的人感染者無數。當疫情不可收拾的時候，中共強行將武漢封死。同時，醫療條件又不容許每一個感染者就診。官方就任由武漢的人自消自滅。中共大量隱瞞武漢患病和死亡的人數。患病者和死亡者可能是它公布數字的50倍以上。對內對外鮮明對照的兩幅嘴臉正是這種新極權的屬性。
後奧威爾式極權主義實現自己霸權的主要方式就是讓金錢代替暴力。譚德賽就是在這種後奧威爾式極權主義戰略中的一個環節，一個終極決定的體現暴力的環節。由此人們應該看清了世界目前的格局：這是一場後奧威爾式極權主義發動的生化戰爭。它在世界範圍感染了近400萬人，187個國家，30餘萬人被奪去了生命，嚴重危害了世界經濟，尤其是幾個已開發國家的經濟。中國如此與世界為敵，歸根結底，是世界已開發國家被後奧威爾式極權主義打敗的證據。世界呀，人類呀，我愛你。但是，你可要警惕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