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肺延禍世界，死得人越多，世人仇中情緒越強烈，乃無可避免，近日來自歐美的民意觀測，基本上證實了這點，儘管鋪天蓋地的北京大外宣試圖扭轉劣勢，也未見成效，反而招致不少反彈，反映更多西方國家的人民和政府官員透過瘟疫認清了中共國是何物。這是疫情還未完結，一些國家因產業掏空而不得不暫時跪地餼豬乸、依賴中共國醫療產品救急之際的狀況；一旦瘟疫稍竭，亡羊補牢之後，這些國家表面上親中的政客也必須順應民意，或多或少站到仇中那邊。
美國帶頭仇中（共）
從親中到仇中的態度轉變，美國更甚於歐洲，那是頗有點意外，因為美國人性格傾向開放，從來都比自視為西方文明老祖宗的歐洲人更五湖四海。3月底發表的Pew Research Center追蹤民意調查顯示，自2005年開始收集數據至今，對中共國印象負面的美國人現在占66%，比15年前增加了差不多20個百分點（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20/04/21/u-s-views-of-china-increasingly-negative-amid-coronavirus-outbreak/）。這個增加，並不主要是川普總統的強硬對中態度所致，而是一個15年來輾轉向上的大趨勢，只不過武肺加強了「正能量」。同一組調查顯示，對中共國印象負面的共和黨支持者占72%，而民主黨方面也高達62%，而且數據走勢與共和黨完全脗合，都是延續美中貿戰開打以來的升幅再創新高。
3月底的美國疫情特別是死亡人數遠未如今天。到5月8日，美國輿調新秀Morning Consult發表的報告進一步顯示，73%的受訪者認為中共國政府是疫症大流行的主要責任人；共和、民主兩黨支持者的數據分別是80%和71%（ https://morningconsult.com/form/nearly-3-in-4-americans-blame-the-chinese-government-for-americas-high-death-count/）。民主黨因為要對付川普，其主要人物都儘量避免公開指摘中共國是麻煩製造者，而把疫情責任指控對準正副總統，指其領導抗疫表現不佳，但川普對付這些指控的彈藥很多，包括民主黨當初強烈反對他率先禁止中共國人入境，其後又反對他禁止歐洲人入境，卻在年初關鍵時刻挑起根本沒有勝算的彈劾案，等等。待到11月大選臨近，川普以這些彈藥狂轟口齒不靈的拜登，把他打成親中派，民主黨就會十分被動，因為在選民眼中，到時再拿香跟拜也真太遲。別看現時拜登在多數民調里領先幾個百分點，四年前春夏之際希拉蕊曾經領先20個百分點，卻一樣落敗。看來，川普要把仇中變為他手上的一張連任勝券，殆無疑問。
歐盟跟上日本隨後
歐洲跟美國表面上不一樣，素來跟中共國客客氣氣，做生意比政治原則更重要，但骨子裡對中共國的態度變化幅度和美國其實差不遠。少數經濟素來不景的國家如匈牙利、義大利、塞爾維亞、希臘和葡萄牙，都因抗疫需要打親中牌，一方面想從中共國多拿好處，另一方面以此要挾核心國家開水喉解救目前燃眉之急及後武肺的嚴重經濟問題；中共國方面，則樂得有機會利用這些國家的弱點去挖歐盟牆腳。德、法等歐盟核心國家加上英國看在眼裡，對中共國的反感當然就比較強硬。
去年3月，歐盟在核心國家主導下，對中共國的政治定位正式從2013年以來的「戰略夥伴」改封為「體制對手」（Systemic Rival），並提出要重新考慮與中共國的經貿投資關係。瘟疫發生後，歐盟主要成員國高級官員口中最常用的政策名詞就是經濟方面的「策略自主」（Strategic Autonomy），就是說不能讓安全攸關的物品供應過度依賴中共國，此與美國聯邦政府部長級官員的話語如出一轍。
事出有故，不少歐盟國家官員這次非常氣憤，是因為年初中共國傳出瘟疫之初，歐盟諸國（和美國一樣）馬上主動作出物資救援行動，中共國當時要求這些國家對援助保密，這些國家大概是因為耶教《聖經》強調不要讓左手知道右手做了施捨，同意低調行事，給足中共國面子；豈料疫情在歐洲急速惡化之後，中共國搞醫療外交之時，卻大張旗鼓，不只索價奇高，還加上政治條件，要求歐盟公開感謝中共國。如此令人噁心的嘴臉，歐盟官員簡直看儍眼，卻因為人命關天，不得不吞聲忍氣，讓中共國趾高氣揚了好一陣。官員要忍，但普通歐盟人和政客卻不必忍，所以民間的仇中言論和意識，都明顯加強了。歐盟議員、歐洲綠黨聯席主席Reinhard Bütikofer在一篇老實不客氣的文章最後如是說：「一句到底：這兩個月，中共國在歐盟輸清光。」
全球化全面改構
不過，我認為大家最好不要和歐美人一般見識，對中共國領導人和外交官員的態度作風看不順眼而氣上心頭腦充血。我自己非常喜歡習包子和他的戰狼外交團隊以真面目示人；誠實是好的。換作是像老狐狸周恩來那般的老奸巨猾者掌舵，世界各國恐怕還有一大段糊裡糊塗地充當中共國「戰略夥伴」的日子。
歐美如是，一向善於對北京打躬作揖彬彬有禮的日本又如何呢？繼月前安倍政府出資2,400億日元（約合175億港元）幫助在華日企撤資，上周五日本通過並開始實行新版《外匯及對外貿易法》，把日本上市公司其中超過一半的518所定義為敏感的「核心企業」，規定在外國方（特別針對中共國）大手購入1%以上這些公司的股份之前，有關企業必須上報政府，以決定需否禁制。日本一向重視和中共國的關係，視之為解決經濟恢復增長的主要動力之一，這次安倍政府為了國家安全而不惜犧牲經濟增長，其實也正好反映民間好幾年來的厭中情緒如何透過瘟疫改變日本的外交取向。
中共國自2001年得美國柯林頓大力幫助進入WTO而成為世界工廠，引出二戰之後的全球化進程的最高潮，其間西方的廠家往來中共國如過江之鯽凡15年，其後中共國的製造成本上升，一些外國廠家於是開始另謀出路，把資金轉移到其他更新興國家，但那不過是緩慢量變的經濟過程，對中共國影響輕微，而且有離開的，也有新前往的，後者例如Tesla。不過，由武肺引起民間的仇中情緒，加上西方政界自華為事件曝光以來對國家安全問題的擔憂，所醞釀出的經濟策略自主，就不是那麽好應付，因為國際商政界終於悟出了一直以來在犯的兩個成本估計錯誤。
這兩個錯誤，一是投資中共國時，衞生安全成本竟然完全疏忽掉了；一旦發生瘟疫，不僅在中共國的工廠無法開工，瘟疫因往來過密而大舉傳到自己國家，死人無數兼且導致嚴重經濟蕭條，過去幾十年的低成本收益於是一鋪清，得不償失。一是投資中共國的項目，哪怕只要稍微涉及己方國家安全，在中共國威脅成為了共識的時候，也會被自己的政府要求撤資，損失嚴重。一旦有此覺悟，不難得出投資中共國的正確成本估算，從中共國撤資就不再是一個邊際考量，而是一個質變，一個分水嶺；後瘟疫的外資從中共國移出，將如雪崩。
這不等於說全球化生產方式會解構，而是說會改構，不再以中共國為主要中心。主流經濟理論中的國際貿易學說依然成立，只不過應用的時候要完整考慮所有風險成本。從中共國撤出的最高檔、與國安最密切的生產將回歸歐美日。次一檔的IT和醫療高科技生產會撤到台韓新等與西方關係比較密切的國家；香港則因為變了一國一制，沒戲。再其次的如汽車及附屬產業會跑到墨西哥和泰國；後者武肺疫情控制得不錯，而且已是日本車廠供應本國和中共國市場以外地方的主要生產基地。再低檔一些的就去南亞和東南亞其他國家如印度、印尼。
後瘟疫華僑認同裂解
服務業方面，如旅遊業、航空業情況比較糟糕。那些中共國客最多前往的旅遊目的地如日本北海道、美國紐約，這次都成為了瘟疫重災區，見過鬼怕黑，以後很難再會那麽大興趣接待中共國團。中共國人自己也會因經濟蕭條而失去旅遊能力；以他們為主要客源的幾間中共國航空公司恐怕要清盤。
台灣這次守得住，乃是因為蔡英文總統連任了；換作是韓某上台，一定崩潰得不成樣子，這是連最親共的國民黨人也暗裡自知的，整個統派因此瘟疫而玩完，大小三通將大幅收斂，新南向政策會強化。這些都是結構性改變。
瘟疫發生後，海外華人成為了很無辜的一個群體，或多或少會遭遇其他族裔的歧視。這種歧視，泰半是出於人類避凶趨吉的本能，無可厚非；老實說，便是華裔自己，也會在這段時間裡刻意避免光顧特別是中共國人開的或中共國人多的唐餐館，那是同一道理。
避凶趨吉，其實包括避免歧視，問題是這次因瘟疫產生的歧視主要繫於膚色。台灣人和香港人，要避免這種歧視相當困難，尤其如果遇上陌生的歧視者，根本沒有辦法，因而成為無辜中的無辜。稍微可以避免歧視的，僅僅是在同事朋友等接觸比較密切的群體裡，強調自己來自台灣或香港而不是中共國，或者壓根兒宣稱和中共國沒半點地域、親屬及飲食文化關係──不吃蝙蝠！
不過，香港人要搞這種個人「大外宣」，恐怕先要過自己關，也就是說，首先得從自己內心肯定自己是香港人而不是或不再是中共國人。後者對大多數海外香港人而言，一直以來都比較困難，因為沒有很大誘因或需要去作那否定，但瘟疫發生之後，過此心理關口做出「我非中共國人」的自我認定，會容易多了。這當然也是一種人之常情。這種從內心而外宣、從個人而群體的去中共國化重新認定，顯然會在後瘟疫時期把海外華人群體從最根本的層次一分為三，台與中、港與中之間，從無間到隔閡，從隔閡到有隙，從有隙到敵視，一步一步發展。
當然，在政治意義上去中共國化容易，但從文化意義上否定自己是中共國人，可能嗎？回答這個問題，我重提年前介紹過的一個論述。美國人源於英國而文化上獨立了；日本人受中共國薰陶千百年也在文化上獨立了。前者發生在19世紀30到50年代之間，也就是在愛默生發表《美國學人》的演說到內戰的那段時間裡。後者則發生在13世紀晚期宋元交替到元日戰爭（即日本人說的兩次「蒙古襲來」──分別發生在1274、1281年）。這都是美國和日本史學界有所認定的質變期。量變在比較長時期里不斷發生，真正的一刻來臨時，卻很急促。海外香港人的文化獨立也會一樣，起碼在第一次移民潮（1984年前後）或更早已開始量變，後來經歷了第二次移民潮（1989-1994年左右）以及2003、2012、2014、2016、2019的「香港五反」運動，最後在今2020年的瘟疫中發生質變。
值得留意的是，無論是美國還是日本，文化獨立過後大體上都沒有否定英國或華夏文明，而是創造了自身的文化。我認為早期華夏文明到晚周的哲學，都大有可取處；其後歷朝的學術與藝術乃至民國時期的文化批判，都彌足珍貴。這些文化遺產，尋求身份獨立的香港人完全不必予以排斥，卻必須在此之外創新。武肺是中共國帶給人類的大禍，卻同時逼出了全球香港人當中的一種新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