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德國時期的宣傳部長戈培爾有句名言:宣傳只有一個目標:征服群眾。所有一切為這個目標服務的手段都是好的。而在宣傳征服群眾前，得先征服宣傳者。
1933年9月22日，成立德國文化協會，總部設在柏林，戈培爾任協會主席。該協會下設德國美術協會、德國音樂協會、德國戲劇協會、德國文學協會、德國新聞協會、德國廣播協會、德國電影協會。凡是在相關領域中工作的人，都必須加入相關協會，並且這些協會的決定和指示具有法律效力。不聽話者不得食。對於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協會可以拒絕接受他們為會員，已經取得會員資格的，可以開除他們。這樣，通過德國文化協會對整個文化活動的集中控制，就可以純潔出一支效命於納粹政權的文化隊伍。這支隊伍不能不充當納粹政權宣傳的主力軍，不能不充當納粹政權有組織的忽悠事業的馬前卒。
文化藝術成了權力的婢女。幾千萬德國人能夠看到什麼樣的美術作品，可以欣賞到什麼樣的文學作品，可以觀賞到什麼樣的戲劇電影，能夠收聽到什麼樣的廣播，看到什麼樣的新聞等等，這一切都取決於納粹黨的好惡。馬克·吐溫可以在美國經濟騰飛之際出版《鍍金時代》，可托馬斯·曼這些人在納粹德國沒有容身之地。現實題材中，滿是荊棘和陷阱，那就寫點歷史吧，第三帝國的歷史題材作品一枝獨秀。俗話說，太陽底下無新事。歷史題材的作品照樣會觸犯納粹的禁區。1933年柏林焚書，為什麼要把艾米爾·路德維格和沃納·黑格曼的作品付之一炬，堂而皇之的旗號就是:反對偽造我們的歷史，玷污歷史偉人，捍衛我們往昔的尊嚴!一旦文藝成為政權的附庸和工具，退化就不可避免。不過，希特勒、戈培爾們並不是笨蛋，他們也不想德國的文化藝術退化得無人問津。相反，他們希望藝術性和納粹化能完美結合，不僅德國人喜聞樂見，就是全世界也喝彩。希特勒親自邀請德國著名女導演里芬施塔爾出馬，就是例子。里芬施塔爾拍攝的《意志的勝利》，成功地將納粹政治藝術化。戈培爾稱讚它成功地擺脫了陷入簡單宣傳的危險，將偉大時代的激越旋律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藝術高度。
各家報紙都受到指示
納粹德國常常被人貶為極權國家。何謂極權?最通俗的詮釋就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空氣。換言之，權利無所不管，一切事務都要以權力意志為轉移。不過，就媒體而言，納粹政權的無所不管，並不意味著第三帝國的文化事業都是國營或黨有。恰恰相反，報刊電影等等，都可以私人經營。私有不見得就等於自由。納粹政權可以利用私人的錢為自己的事業服務。
比如對於私營電影公司而言，一切投資都是民間的，可是是否可以公映，審查權卻牢牢地攥在戈培爾的教化與宣傳部手裡，不是有錢而是有權才是大爺，這樣一來，不僅國庫的錢可以直接供納粹政權使用，就是民間資本，也間接地為納粹當局所用。至於是否叫座，用不著納粹黨操什麼心，因為它沒有自個掏錢賠本賺吆喝的風險。自然，因為這種管制，難免會有納粹電影上映觀眾未必買帳的情況發生。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納粹德國的電影業一片蕭條。畢竟，投資者在商言商。為了利潤，他們會竭力在納粹當局容許的框框內發揮自己的才幹，儘可能地迎合觀眾的欣賞口味，換言之，會有管制之下的畸形繁榮，畸形創造。
控制報業，也並不需要所有的報刊都是納粹黨辦。即使是報刊為私人創辦和所有，但是，通過購買、清洗、控制股份、審查、停刊等手段，都可以有效地達到操控的目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納粹黨或黨內個人擁有或控制的報紙，只占全部報紙銷量2500萬份中的三分之二。
《伏斯日報》是德國最主要的報紙，地位有如《泰晤士報》之於英國，《紐約時報》之於美國，它創刊於1704年，可是在1934年4月1日，這家發行了230年的自由主義報紙，被迫停刊。另一份世界馳名的自由主義報紙《柏林日報》，雖然不像《伏斯日報》那樣被直接要了老命，可是它的老闆在1933年春被迫出讓自己在這家報紙的股份。《法蘭克福日報》是德國第三大自由主義報紙，它在清除了猶太老闆和編輯後繼續出版。軀殼尚在，魂魄已散。
那些在納粹淫威中倖存下來的報紙，知道小命捏在納粹當局手裡，它們為納粹黨服務的忠心程度，甚至比納粹黨有的報紙都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樣一來，納粹黨不用大包大攬就把所有的報刊都一手統到自己的名下，無須為所有的報紙的虧盈付費，就能夠讓所有的編輯記者都得先當納粹黨的文奴，所有的報刊都得跟納粹黨保持一致，否則編輯記者就沒法在新聞出版這個行當幹下去，報刊就沒法存活。
戈培爾對新聞的管制，細緻入微。當過駐德記者的夏伊勒這樣寫道:每天早晨，柏林各日報的編輯以及德國其他地方的報紙的記者，都聚集在宣傳部里，由戈培爾博士或者他的一個助手告訴他們:什麼新聞該發布，什麼新聞要扣下，什麼新聞怎麼寫和怎麼擬標題，什麼運動該取消，什麼運動要開展，當天需要什麼樣的社論。為了防止誤解，除了口頭訓令外，每天還有一篇書面指示。對於小地方的報紙和期刊，則用電報或信件發出指示。
納粹當局自己也心知肚明，這種指令見不得人。於是，堂堂第三帝國的教化和宣傳部就如黑幫一樣偷偷行事，把每天規定的這也不能報導那也不能評論的指令，當成納粹黨國的秘密。按照納粹德國刑法典的規定，泄露國家機密者，處死刑:以泄露為目的，而著手取得國家機密者，處死刑或無期重懲役。納粹當局的這兩項規定，可不是個虛張聲勢的稻草人。1936年，夏伊勒在日記里就提到，因為偶爾把戈培爾每天向新聞界下達的一些密令副本給過外國記者，德國《波森日報》的一位先生被判處死刑，後來又被減為無期徒刑。
在這樣嚴厲的新聞管制下，一份份報紙勢必變得索然寡味。戈培爾和德國新聞協會主席阿曼曾要求，編輯們不要把報紙編得那麼單調劃一。可那是誰之過呢?《格魯恩郵報》的編輯埃姆·韋爾克指責說，報刊之所以變得乾巴巴，是因為宣傳部的官僚主義和高壓手段。韋爾克這下可摸了老虎屁股。這份周刊受到停刊三個月的處罰，而韋爾克自己不僅被戈培爾撤了職，還被送進了集中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