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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反」運動殺了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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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澤東建議下,中共中央開會討論殺人比例問題,「決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殺此數的一半,看情形再作決定」。當時的中國人口是5億5000萬,千分之一的一半就是27萬5000人。有人估計,鎮反運動中實際處決的人數在100萬到200萬人之間,甚至更多。鎮反中中共殺人如麻的目的不僅在於殺掉潛在的敵人,而且在於讓整個國家懼怕共產黨。

中共多次運動的特點包括擴大化和血腥化。五十年代初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就是其中一個典型。

黨史:正面評價

鎮反運動和「抗美援朝」及「土地改革」是中共建政之後同時開展的三大運動之一,在「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中得到了基本正面的評價:「總的來說,鎮壓反革命運動有力地掃除了國民黨遺留在大陸的反革命殘餘勢力,基本上肅清了曾經猖獗一時的特務、地下軍及會道門等反動組織,從而為鞏固新生政權,保證土地改革和經濟恢復工作的順利進行提供了保障。」

該書對於當時的濫殺現象輕輕帶過:「由於當時司法體制和審判程序不夠健全,一些地方的工作中出現過錯捕、錯殺等偏差,中央及時發現並做了糾正。」

統計:殺人超過人口千分之一

鎮反期間中共曾經定下殺掉人口千分之一的目標。實際上,最後的殺人人數超過了這個比例。根據中共自己的統計,鎮反期間估計反革命分子有兩百多萬人,鎮反運動一共殺、關(勞改)、管(群眾管制)各類反革命分子300萬人左右。 中共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1954年1月在一份報告中說,共逮捕了262萬人,其中殺了71萬2000人,是全國人口的千分之1.31;判刑勞改129萬人;管制120萬人;教育釋放了38萬人。按照這個說法,「鎮反」殺人突破了原定的人口千分之一的指標,大大超額完成任務了。

但是,實際處決的人很可能還遠不止這個數字。北京大學教授、中共黨史研究專家楊奎松寫道:「如果注意到1951年4月下旬毛澤東及時剎車並委婉批評一些地方太過強調多殺,以至有些地方明顯地出現了瞞報的情況,故實際上全國範圍實際的處決人數很可能要大大超過71.2萬這個數字。」

有人估計,鎮反運動中實際處決的人數在100萬到200萬人之間,甚至更多。

「抗美援朝」為鎮反提供機會

1950年3月,幾乎在土改運動的同時,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嚴厲鎮壓反革命分子活動的指示》,開始「鎮壓反革命運動」。在運動之初,一些地方就出現了錯抓錯殺的現象,因此一些地方官員主張收斂,毛澤東也指示放鬆。

1950年10月8日,中國正式宣布派遣軍隊進入朝鮮半島,開始了所謂的「抗美援朝」戰爭。毛澤東認為,大力開展「鎮反運動」機會到了。他對公安部長羅瑞卿說:「你們不要浪費了這個時機,鎮壓反革命恐怕只有這一次,以後就不會有了。千載難逢,你們要好好運用這個資本。」10月10日,在毛澤東主持下,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糾正鎮壓反革命活動的右傾偏向的指示》,批評鎮反運動中出現了右傾,要求加大鎮反力度,防止出現漏網之魚。

中共領導人劉少奇後來也承認:「抗美援朝很有好處,使我們的很多事情都好辦(如搞土改、訂愛國公約、搞生產競賽、鎮反等)。因為抗美援朝的鑼鼓響起來,響得很厲害,土改的鑼鼓、鎮反的鑼鼓就不大聽見了,就好搞了。如果沒有抗美援朝的鑼鼓響得那麼厲害,那麼土改(和鎮反)的鑼鼓就不得了了。這裡打死一個地主,那裡也打了一個,到處鬧……很多事情不好辦。」

毛澤東欽定殺人指標和殺人比例

到了1951年1月,中國志願軍在朝鮮戰場上進展順利,毛澤東的底氣更足了。他指示各地要「大殺幾批」,並且特別對大城市的殺人行動發出具體的指示說:「各大城市除東北外,鎮壓反革命的工作,一般地來說,還未認真地嚴厲地大規模地實行。從現在起應當開始這樣做,不能再遲了。這些城市主要是北京、天津、青島、上海南京、廣州、漢口、重慶及各省省城,這是反革命組織的巢穴,必須有計劃地布置偵察和逮捕。在幾個月內,大殺幾批罪大有據的反革命分子。」

毛澤東還給一些地方下達具體的殺人指標。1951年1月21日,毛澤東在給上海市委的電報中說:「在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內,恐怕需要處決一、二千人,才能解決問題。…南京方面,請華東局指導該市市委好好布置偵捕審訊,爭取在春季處決一、二百個最重要的反動分子。」

第二天,1月22日,毛澤東對中共華南分局廣東省的負責人說:「你們已殺了三千七百多,這很好。再殺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殺八九千人為目標。」

這一年的2月,在毛澤東建議下,中共中央開會討論殺人比例問題,「決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殺此數的一半,看情形再作決定」。當時的中國人口是5億5000萬,千分之一的一半就是27萬5000人。

毛澤東對上海市和南京市的負責人說:「上海是一個600萬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二萬餘人,僅殺200餘人的情況,我認為1951年內至少應當殺掉罪大的匪首、慣匪、惡霸、特務及會門頭子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應殺掉1500人左右。……南京方面,據2月3日柯慶施同志給饒漱石同志的電報,已殺72人,擬再殺150人,這個數目似太少。南京是一個50萬人口的大城市,國民黨的首都,應殺的反動分子似不止200多人。」「南京殺人太少,應在南京多殺。」

2月17日,在公安部長羅瑞卿的親自指揮下,北京市一個晚上逮捕了675人,第二天公開處決了58人。3月7日晚上又逮捕了1050人,在3月25日處決了199人。

3月,天津市向中共中央提出一份計劃,準備在已經處決150人的基礎上,再處決1500人。毛澤東大喜,馬上指示各地效法。本來並不希望多殺人的上海市委只好加大力度,向中共中央表示要在已經逮捕1068人和處決100多人基礎之上,再逮捕1萬人,處決其中的3000人。先「殺兩千後再視情況決定」。此後,上海加大「鎮反」力度,僅1951年4月27日一天就逮捕了8359人。每隔幾天就處決一批人。例如4月30日處決了285人;6月15日處決了284人。到11月初,上海一共處決了大約兩千人。

為了落實殺人指標,毛澤東還指示下放批准殺人的權限。1951年2月5日,中共西北局報告說,「執行鎮反計劃,一定求穩,批准殺人一律在省上。」毛澤東卻批示說:「其判死刑者則經專署批准執行」即可。實際上,殺人的審批權後來更進一步下放。

毛澤東儘管也說過「不可捕錯殺錯」,但是他更重視的顯然是完成殺人指標。為此,他甚至批准有些地方超過指標殺人。有些地方生怕跟不上中央的步調,爭先恐後大開殺戒。廣西柳州專區要求殺人口的千分之五,貴州省委要求殺千分之三。僅中共廣西省委和公安廳當時統計,在處決的人當中,可殺可不殺的人占了百分之三十左右。

大肆宣傳殺人

1950年12月,中共領導人劉少奇曾經在高級幹部會議上指示說:「如果每殺一人都要報導,在報紙上過多的宣傳殺人,亦恐產生副作用,如可能使某些人懷疑我們『殺人過多』、『行動過火』等。」

但是在1951年3月30日,毛澤東修改了這個指示。他說:「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張旗鼓殺反革命。這種情況必須立即改變。」於是,各地紛紛舉行聲勢浩大的公審大會,當場宣判,然後壓赴刑場處死,有些人甚至就地處死。中國的媒介也予以大力報導。

根據中共中央1951年5月底公布的數字,當時全國已經捕人150萬,已殺50萬,基本達到了毛澤東要殺掉全國人口千分之一的目標。於是,毛澤東指示全面收縮,並將殺人批准權由地、專一律收回到省、自治區一級。但是殺戮在慣性作用之下並沒有停止。從1951年5月到1953年秋季鎮反運動結束,又有20萬人被殺。

殺人如麻的後果:百姓懼怕共產黨

許多專家學者認為,鎮反中中共殺人如麻的目的不僅在於殺掉潛在的敵人,而且在於讓整個國家懼怕共產黨。

《北京之春》雜誌主編胡平在接受美國之音記者李肅的採訪時說:「(殺人)強化了它的政權,使得那些人不要說從事任何反抗,連那個心都不敢有了。徹底摧毀一切反抗、反對者、或者那種潛在的反對者那種反抗的意志,使你覺得根本就不可能。」

中南海厚黑學」一書的作者陳破空也說:「經過這些『三反五反』、鎮反、土改、土改複查之後,全國可以說是鴉雀無聲、人人噤聲,人人都恐懼共產黨。這種恐懼感一直到今天都還深植在中國老百姓的骨髓之中。這種恐懼的結果就是:中國老百姓認為共產黨的獨裁是理所當然的;當局是可以放手鎮壓的;民眾是只能小心翼翼的。當民眾說了話,做了事,受到了當局的鎮壓的時候,民眾往往認為是自己的錯,往往是自己沒有跟上政府的步伐。」

胡平也指出,以後的中國人逐步習慣了共產黨殘酷的統治方式:「最大的負面(影響)就是使人慢慢地習慣這種殘酷。而且可以習慣到這個地步,以至於這麼多人會相信,如果沒有這種殘酷,社會就亂了,就不行了。他都會相信到這個程度。就像現在很多人都知道共產黨是個壓迫性政權,但是說,哎呀,要是沒有那麼壓迫性的政權,那中國就亂套了。他都可以相信到這個程度。這種大規模不間斷的鎮壓可以使人們對這種理性的、正常的人際關係、正常的秩序完全失去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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