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多到 大陸見識。自從改革開放，人民生活進步了多少。香港人不應固步自封。今天香港占全國的GDP不到3%；回歸前，香港可是全國GDP的27%呀！」藍朋友如是說。我簡單的回應是：「不是3%對97%的膚淺比較，真正問題是，當3%不穩，對餘下的97%會有多大影響。」
過去30多年，中共都在喧譁，一時說上海會超越香港，一時說深圳會，一時又說要在海南、澳門、前海等自貿區搞甚麼新的國際金融中心。實情是，一國兩制這條防線，不僅捍衛香港的自由和法治，以及國際金融中心的特殊地位，亦容許中共在半封閉的狀態下，同時享受到國際資本帶來的好處。換句話說，當香港失去了國際認同的特殊政策地位，一國將要倒退回封關鎖國的艱苦日子，中國亦要獨自面對自身沉重的社會負擔。
「香港人不要自視過高，好嗎？」我相信，不少藍朋友會覺得是因為有中國大陸對資本的需求，才造就香港今天超乎現實的經濟繁榮。無疑，香港整體就是一個超級龐大的尋租經濟，而背後最主要是因為中共不能放棄透過封閉，建構對社會和經濟的絕對控制。
50年不變本來是指制度上不變。曾幾何時，我們以為承諾是為了讓香港人和國際社會安心。經過30多年來的觀察，我相信中共不會有如此的好心腸。若然一國兩制對中共沒利用價值，最初根本不會開出這樣的條件。也有人相信，一國兩制是兩岸和平統一的籌碼，但就連中共也對和平統一失去幻想，就再沒有必要保守一國兩制的承諾。
別忘了，過去30多年中國經濟改革，香港一直所扮演的角色。由最初國企改革，讓紅籌和國企借上市得到資本，到後來銀行金融業改革，以及過去十幾年來在港融資的大陸企業，香港，一直是中國半開放式市場的唯一活門。坦白講，若然中國可在轉眼間變成自然開放的社會，可能香港會有截然不同的命運，或許香港人的身份也只是殖民地歷史的一個附註。
在改革和專政的矛盾中掙扎
歷史沒有如果。當年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有一定的時空背景。清朝早在雍正年間頒令禁菸，但實情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由雍正頒令到鴉片戰爭期間百餘年，清政府沿海地方官壟斷鴉片進口，甚至道光年間兩廣總督鄧廷楨的家族，也從事鴉片進口。當朝廷命官家族亦參與鴉片貿易，難怪外商以為1838年的禁菸令只是行禮如儀。所謂鴉片戰爭，遠因是清廷因流失白銀而趨向保護主義，但觸發點是天朝自居的第一代戰狼外交政策。最終賠款亦只是賠償煙商損失及戰爭開支，屬當時的國際慣例。至於五口通商，也不可以算是喪權辱國；割讓香港島，反而是當時清廷和英國政府最不關心的一件事。
事實上，晚清最後50年，清帝國不但沒有根治鴉片問題，甚至成為了種植國和出口國，一直到民國時期，禁菸仍是政治議題。反之，清帝國與英國的關係，亦不見得是敵對；至少英國人赫德爵士在清廷官拜總稅務司，開拓財源處理困境，亦某程度上延續了清的國祚。
外敵環伺，戰敗並沒有直接拖垮清帝國；反而是自身制度缺陷、既得利益的不思長進，以及漢人地方武裝勢力的冒起，才是清帝國最終走向覆亡的原因。歷史雖然不會重複，但總有一定的韻律。封閉政權在最後階段，必然在改革和維繫專政的矛盾中掙扎。由80年代末至今，中國其實一直徘徊在同一個困局。無論過去經濟增長如何澎湃，封閉制度必然導致分配不均與既得利益之間的內部矛盾。香港當前面對的問題，雖然只是大氣候之下的小風波，但已經足以讓我們窺視到未來歷史的路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