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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中國古建築多為木質而歐洲為石頭?

建築學家梁思成在《中國建築史》中認為,以木料為主要構材是中國古建築的主要特徵之一。在世界範圍內,非洲歐洲、中東、美洲與東南亞的古代文明都留下了大量磚石建築的遺蹟,只有在東亞地區,木質古建築才構成了絕對主流。因此,問題並不在於中國的古建築為何與歐洲不同,而在於中國為何如此特立獨行。

現代日本仍存有許多木結構住宅,圖為1970年日本青森縣,在一次地震後,兩名女子準備撤離。

嚴格來說,中國古建築中並不乏磚石結構。公元前2300年的石峁遺址就大量出現了大規模的護坡石牆和包石夯土墩台,此後的歷代大型建築也多有磚石台基。

位於陝西省榆林市神木縣的石峁遺址是中國已知規模最大的龍山時期至夏階段城址。其城基、城牆採用石料,不同於時代較晚、採用夯土的殷墟

但是,這些磚石結構始終未能發展為大多數中國古建築遺蹟的主體結構。其直接原因在於中國古代磚石結構的技術和性能存在極大的問題。

梁思成認為,大部分中國古代匠人並不了解石料的物理特性。石料抗壓力強,而張力、彈力極弱,其物理特性與木材恰好相反,適於壘砌。但中國古代工匠卻多用建造木建築的榫接之法來拼合石材。榫接的石構件在局部受力時易於破裂崩壞,使得建築整體缺乏穩固性,這樣的建築自然難以被廣泛應用,也難以留存至今。

即便懂得壘砌之法,中國古代工匠也很少能將磚石建成堅固的建築。用磚石壘砌穩定結構主要有兩種方法。其中之一是確保每塊磚石大小相近,將接觸面磨平,以此增大磚塊之間的接觸面積,防止受力點不均導致磚石破裂。埃及金字塔、雅典衛城和古羅馬的引水道都是此類範例。但是,這種壘砌方式需要厚重的牆體和精密的加工才能保障結構穩定。始建於唐代的西安大雁塔也是用磚石磨平對縫砌成,經歷過多次崩毀重修、加厚加固,方得以存續。

西班牙塞哥維亞的古羅馬水道橋,由純石壘砌而成,建於公元1世紀

另一種常見的方法是在磚石間添加富有粘性而又耐壓的墊物,以此保障磚塊間的接觸面積。古巴比倫與古羅馬早已發明了石灰砂漿,但中國古代工匠對此缺乏認識,只追求壘砌時的便利和膠泥的粘性,長期因循守舊地使用草灰、黃泥,最多加上糯米漿。乾結後的黃泥漿往往被磚石自重壓碎,如此砌築的磚石無異於鬆散的磚堆,完全靠厚度和建築形狀來維持穩定。這自然遠不如相對輕便堅固的木質結構有競爭力。

衢州巽峰塔建於清康熙年間,由磚塊與黃泥漿砌築而成。2010年5月因連日降雨而崩塌

然而,技術缺陷並不是中國古建築材質迥異於其他文明的根本原因,以趙州橋為代表的古代石橋足以證明中國工匠的智巧和潛力。不難發現,古埃及、古希臘、巴比倫、帕提亞、亞述、瑪雅、吳哥等古代文明的磚石遺蹟絕大多數與宗教活動相關,人們所熟知的、費數百年之功建成的歐洲各大教堂更是典型。當神權強大到足以為世俗統治者授予合法性、足以決定世俗生活的意義時,世俗之人才會不惜工本地建造散發著永恆色彩的宏偉廟宇。堅固而莊嚴的石塊正是這類廟宇的理想建材。

德國科隆大教堂始建於1248年,工程時斷時續,至1880年才宣告完工。是典型的哥德式磚石建築

但在帝制中國,神權始終不過是君王「神道設教」的工具。依照以古為尊的儒家禮學,即便規格最高的皇帝祭祀天地的儀式也無需高大的廟宇。明洪武十年至嘉靖九年,本應在都城南北郊分別舉行的天地祭祀一度被改在皇宮內合祀。朱棣遷都北京後為此而建造了巨大的奉天殿(即今故宮太和殿前身)。但這種人為的努力卻遭到禮制官員的抨擊,被視為「崇樹棟宇,擬之人道」,有違「質誠尊天,不自封樹,以明謙恭之意」的正統理念。

依照《周禮》在都城南郊修築的元丘是中國古代帝王祀天之所。祭壇建築務求謙遜質樸,與宏偉的瑪雅祭壇、希臘神殿風格迥異。(上圖:隋唐長安元丘。下圖:明清北京元丘)

這樣的宗教文化觀自然不可能產生其他文明中對宏偉宗教建築的需求。而需求的長期匱乏自然無法將匠人的智巧和潛能轉化為同樣精巧的磚石建築遺蹟。

責任編輯: 寧成月   來源:大象公會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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