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秋，我和交建科砂土石管理所的幾位同事一起進入瀋陽市于洪區五七幹校。我們這個所是一個很邊緣化的股級小事業單位。覺悟高、能力強的不來，來的多是政治不可靠或被認為覺悟不高、能力不強的人。原來不打算讓我們進幹校，後來因為有「鬥批改任務」，我們才「有幸」進幹校。跡象日益明朗，那「鬥批改任務」原來是針對我的。
我被禁止參加傳達八屆十二中全會文件的全體學員大會，幹校領導小組還發布了一個二號通令，要求有「裡通外國」行為的人立即交待問題，交出電台等特務工具。
有一天，我吃完晚飯去刷碗，在「自助」刷碗的大鍋上方出現一張大字報：「孫寶鏞，你必須交待，你是不是蘇修特務！」最初的恐懼過後，我反而出奇地平靜。我最害怕的是不知道從哪裡下手整我，這張大字報給我報了信，我立刻轉回賣飯口：「再加二兩。」人們奇怪地看著我。高粱米小豆乾飯真香！吊著的心放下來了。——他們的網撒得太大了！當然，若把我打成蘇修特務，那將是一個巨大的政治勝利。我雖然有過兩個蘇聯朋友，可她們都是和我一樣的中學生。莫斯科那個，畢業後就不再通信了。烏克蘭那個，信通到普通百姓知道中蘇關係惡化。那是中蘇友好的年代，通信是學校組織和提倡的，怎能和蘇修特務挨上邊？
這張大字報也是衝著我們的班長（幹校是軍事編制，幹部都稱為班、排、連長）王永山來的，是在給他施加壓力，也是給他一個立功的機會。王永山是我們所的一般幹部，高個，長臉，臉上總是掛著憨厚的笑。他家三代貧農，又是轉業軍人，共產黨員，但不善言談，也不會看領導臉色行事，所以當不上比班長大一點的官。星期一我早早回到幹校，把一包蘇聯來信交給王永山。這時候別人還沒來，我說：「永山，請你把這些信交給幹校領導小組審查。」我壓低聲音說：「你必須揪我，鬥我！我不會怪你的！你為什麼要為我擔這麼大的壓力呢！」他仍舊是憨厚地一笑：「我是班長你是班長？——我心裡有數。」
各連排班清理階級隊伍的鬥爭轟轟烈烈，小號（牛棚）已經人滿為患，王永山好像沒什麼感覺，還是按兵不動，我都有點著急了，反倒替他捏把汗，連領導卻等不及了。他們促不動王永山，決定把我們排和二排（衛生科）合在一起開我的批鬥會。二排的主持人要求我交待問題，我就「交待」和蘇聯學生通信的事。那時開批鬥會，很少讓被鬥的人講完話，往往是挨鬥的人只講幾句，「義憤」的革命群眾就大呼口號，接著就開始批判，要求交待問題，觸及靈魂及皮肉。我想，一頓胖揍是躲不過去了。
我們班的人坐在我周圍，也不發言。這在那時候很罕見。每個人的壓力都很大，自保是第一要務。積極揭發和批鬥階級敵人，是自保的最好方法。和階級敵人劃不清界限，又是一條嚴重罪狀。我們班以王永山為首，「階級覺悟」太低了，他們對擺在自己身邊的一個大號階級敵人竟無動於衷。我知道，我們班的人雖然都看著自己眼前的炕席或地面，但他們的心都在看王永山。我確切地感覺到我的一左一右坐著兩個重量級的人物。
我們班的人態度曖昧，反倒助長了我的氣焰，竟敢反駁革命群眾的發言。二排的史副排長在我交待完蘇修特務問題後發言道：「你說話這麼流利，你受過什麼專門訓練？」我想，這是往特務這條溝裡帶我。我非常平靜地說：「從1947年9歲開始，我就生活在哈爾濱，那是解放區。我的歷史是連續的，大家可以查。」我的意思是，我哪有時間去受特務訓練。其實，二排多數是醫務工作者出身，知識分子多，他們也不擅長武鬥。這次會無果而終，我再次全身而退。我始終不明白，史排長的發言，是批我，還是誇我？
我身邊的這兩個重量級人物，一個是吳慶升。1937年，我還沒出生，老吳就參加革命了，所以被稱為紅軍幹部。老吳中等個兒，紅臉膛，愛說愛笑，唐山口音，總跟人說：「你看，我左腿比右腿短，槍打的。」我們看不出他瘸，但他身上疤瘌確實不少。據說，解放戰爭時期，他還當過幾天某縣的縣長。革命勝利後，他因為沒文化、革命意志衰退和階級覺悟不高，只能當砂土石管理員，連股級幹部都不是，但從來沒聽他抱怨過。
對於他的階級覺悟不高，我深有體會。家父解除勞動教養後，在教養院就業，當電影放映員，但還戴著反革命分子帽子。他利用回市內換片的機會，買了一些廉價材料，給我裝了一台半導體收音機。這可是個稀罕物。我帶著它到單位聽新聞，大家覺得很新奇，老吳也挺喜歡。
有一次，他一定要到我家來看看。因為政治上差距太大，再者我家很寒酸，我不想讓他來。我的工資只有37.5元，家父的工資只夠他自己吃飯，所以，我們家真的沒什麼好看的。一天下班回家，我下了公共汽車，老吳已經推著自行車在車站等我。我沒有辦法，只好帶他到了我家。恰巧家父也在家。我不知道如何向老吳介紹家父，乾脆不介紹了，只對家父說一句：「你回來了？這是我們單位的老吳。」令我大吃一驚的是，老吳竟然把不比他大多少的戴著反革命分子帽子的家父叫大叔，並且毫無芥蒂地和家父嘮起了他正在放映的一部電影。
臨走時，老吳說：「大叔，小孫這台半導體收音機，我太喜歡了，就賣給我吧。」家父忙說：「喜歡你就拿走！我自己裝的，怎麼能賣呢。」「這是70塊錢。」說著他就掏出已經準備好的一卷錢，撂到床上，轉身就走。為了這個10元都不值的半導體收音機，他竟然撂下70元，而他每月的工資也只有78元。我拿上錢追出去，他正片腿上車，喊一句：「在班上千萬別提這事！」我沒有自行車，追不上他。當時，我只是以為他同情我經濟上的困窘。幹校的二號通令貼出來要追查我的電台的時候，我才悟出他的政治動機。
坐在我另一邊的是崔俊高，大高個兒，一張口說話，活脫脫一個山東大漢。他1944年參加革命，屬於抗日幹部，原是部隊的營長，後來交個女朋友，是一家地方醫院的大夫，很漂亮。領導以組織的名義找他談話，告訴他，這個人家庭出身有問題，他不能找這樣的女人結婚。老崔不肯聽，領導說「你要聽組織的」，老崔說：「我一輩子都聽組織的了，這一把組織就聽我的吧。」這樣的階級覺悟，當然也只配來當砂土石管理員。老崔看我有點萎靡，就對我說：「小孫，把腰挺直了。有什麼了不起，腦袋掉了碗大個疤。天塌了，還有大個兒頂著，你年輕輕的，怕什麼。」
這兩個人雖說不被重用，但他們資歷太老了。他們既不是走資派，又不是黑五類，成份和出身，沒法再乾淨了，所以幹校和連排幹部，誰也不敢得罪他們。有這兩個人和差不多全班人罩著，難怪有人說我態度有點囂張。
我們排另一個班是手工業科。于洪區是農業區，那時手工業份量不重，所以這個科在政府機關里沒什麼地位。但我覺得他們人都很好，都很年輕。郭書堂例外，他差不多是二班年紀最大的一個，見誰都點頭哈腰，我有點看不慣，甚至覺得他的名字都有點陳舊。
1969年9月，家父母被遣送下鄉，到法庫縣。作為他們的獨子，我不能不送。便向連長請了假，送他們到了目的地。第三天早晨回到幹校，和往常一樣，全排在一起學習，大部分人都坐在板鋪上，背靠著行李卷。郭書堂也爬上板鋪，坐在我的旁邊。過了一會兒，他掏出一個筆電，翻開，問我：「小孫，你看這個字念啥？」
我的心情很不好。父母被安排住在一個老地主婆的北炕上，那老地主婆七十多歲了，身邊一個親人也沒有，兒子還在監獄裡，生活不能自理也得自理。普通下鄉戶有建房補助，我們是被遣送下鄉的反革命家庭，什麼也沒有，這一冬怎麼過，明年怎麼過。我滿心滿腹都是這些問題，哪有心思告訴老郭那個字念什麼，所以看也沒看，便把他的筆電一推：「我不認識。」「你看看嘛！」他強把筆電推到我的眼前。我一看，頭髮都炸起來了。那不是一個生字，而是一段講話記錄：「周副連長：孫寶鏞不請假就離開幹校，還拐跑了一個軍官家屬。」前半句不可怕，連長親自准假，他不會不承認，這後半句可要命了。
周副連長說被我拐走的軍官家屬，是手工業科的任福華，山東大學中文系一年級肄業，圓臉，大眼睛，體態輕盈，待人熱情友好，丈夫是空軍的一位團職幹部。我感覺到她對我確實有一定的同情，但是說我能拐跑她，那也太恭維我了。我是一個找對象都困難的黑五類狗崽子，清理階級隊伍的重點目標！巧的是那天她也離開了幹校，但和我毫無關係。
不久，透過幹校辦公室的窗子，我看見任福華向軍代表大發雷霆。聽說周副連長乖乖地給任福華道了歉，而對我，則不了了之。誰能給我道歉？我壓根兒「不知道」。謝謝老郭，冒著極大的危險給我通風報信，使我得以準備應付各種可能，避免和這件事掛上邊，更避免了因衝動而犯錯。
一天，勞動收工後，我到工具房送完工具往宿舍走，身後聽見有人厲聲喊道：「孫寶鏞，站住！」我聽出是任福華。「一會兒，我們宿舍的三個女同志，要開一個批鬥會，批鬥你。你必須在半小時後，準時到場！」
她們這是賣的什麼藥？要報復？也報復不到我的頭上，我是無辜的呀！要對我武鬥？不至於吧。我找到房號，敲門。「請進。」天哪，還用了「請」字！真是深不可測。三個人都在。除了任福華，另一個是統計科的小史。今天看，三人絕對都是美女，但那時思想不敢有一點跑偏。
冷靜一下，我注意到，屋裡飄著一股已經久違了的清香。我的鼻炎很嚴重，平常聞不到什麼味道，這次卻聞到了，可見香味有多重！屋裡，火炕邊有個地爐子，爐邊有一個家用大號奶鍋，香氣從那裡直奔我的鼻孔。我強制自己把視線挪到地中間，畢恭畢敬地站在門邊，三個女人幾乎同時低聲笑起來。
任福華把唯一的一把椅子挪到炕邊：「還不坐下！」從三個人臉上看不出一點惡意，我便遲遲疑疑地坐在椅子上。任福華把小鍋從地爐子上端到我面前的炕沿上，揭下鍋蓋，命令道：「把這鍋粥吃光，這是你今天的任務。我知道你是個大肚漢！」我環視三人，她們的臉上全是微笑。我認定這不是夢，也不是惡作劇，便也回應了一個微笑，把炕當飯桌，大口吃起來。
我不愛出汗，今天卻真的汗流滿面，一是屋子熱人心熱粥熱，一是在三個女人的注視下饕餮，臉也不可能不熱。粥香的誘惑太強烈，那時每人每月只供應二、三斤大米，我上有老下有小，偶爾喝上一小碗稀溜溜的大米粥，也只能作窩窩頭的佐料。我敢保證，在我的感覺中，這一次的粥香是空前絕後的。我出色地完成任務，一個飯粒也沒剩。
我們每天除了開會鬥批改、學習，就是沉重的勞動。春天，我們的任務是為附近的公社修整排水溝。那是一片高地，為了能讓稻田裡的水排出去，溝很深。在外面看不到溝里幹活的人，只能看見一坨坨的土飛出來。我們在溝里的人也看不見岸上的人，要用很大的力氣，才能把一杴土甩到岸上，勞動強度非常大。很多人開始的時候還好一點，甩幾鍬之後，就再也甩不上去了，或者僅僅甩到岸邊的坡上。
我原來是個文弱書生，考上高中那年，體育老師進行四項體力測驗，我竟然三個2分，一個3分。如今我已有七年農場勞動經歷，多重的活沒幹過？當年大躍進，深翻地，打深井，人拉馬車，夜戰，我的體魄已經鍛鍊得相當強健。眼下這點活，對於青春年少的我，已經不算什麼。
我最大的煩惱是特能吃，每月32斤怎麼夠？吃粗糧好辦，開飯的時候，我只要坐在顯眼的地方，肯定有人過來：「小孫，我吃不了，幫幫忙。」那時，幹校里吃不下飯的人很多。糟糕的是星期六這次改善生活，雖然要用細糧票，每人也只限六兩，我根本吃不飽。那些吃不了的人，也留著下頓享用，不肯送人的。我對食堂管理員說：「老張，這也不夠吃啊？」他很驚訝：「什麼？這麼大的包子，六個還不夠？」「真不夠。」「供不起你了！那我可沒辦法。細糧卡得很緊。」
我想出一個辦法：「老張，你看這樣行不：你先賣我兩個窩頭，然後我再買六個包子，咱們當場解決戰鬥。」「窩頭可是涼的。」「沒事。」我先用四兩粗糧票買兩個窩頭，吃完後，又用六兩細糧票買六個包子，當場大嚼起來。這包子半個拳頭大，真叫香！就像嗓子裡伸出個小巴掌，不等我細嚼，就把包子拽到肚子裡了，旁觀的人就就像看豬八戒吃人參果，都看傻了。老張對炊事員們說：「今天我說了算。以後星期六改善，小孫主食不限量。但是可得交細糧票啊！」
有一次，收工回到幹校，我因幫助整理工具，到食堂晚了，賣飯口的炊事員已經撤了。「還能賣給我飯嗎？」我問。誰知周副連長也在場，他沖炊事員說：「賣給他，生活上一視同仁嘛！」我說：「周連長把話說全嘛！」他怔怔地看著我。我說：「你這是一副對聯。但你只說出了下半聯。」他還是怔怔地看著我。
我說：「這句話完整地說出來，應該是：政治上兩樣待遇，生活上一視同仁。」大家都笑了，紛紛過來給我撥飯，Z副連長狠狠地瞪我一眼，在一片鬨笑聲中轉身走了。其實周副連長並不是根紅苗正的那一類，文革一開始就有大字報揭發他，在農大畢業前被劃為極右。因為他文化大革命中「表現好」，站隊又站對了，所以在他身上體現了政策，被委以重任。
第二天收工，我又是最後一個爬出深溝。我去拿外衣，這麼重？打開衣服，一個白紙包險些掉到地上。打開紙包一看，天啊，高級點心！我掃一眼四周，見無人注意，趕緊轉過身，穿上外衣，把紙包揣到衣袋裡。那包點心，每塊大約有巴掌長，兩頭寬，當間窄，背面是平的，烤成金色，正面是乳白色，粘了一層晶瑩反光的砂糖。這種點心，在商店見過，但每次從糕點櫃檯過，我總是繞開，因為又饞又沒錢買，那滋味真不好受。給孩子買過點心，但捨不得買這麼好的。我的嘴裡很快變成了萬斛泉源。
是誰給我的點心？我首先想到了任福華。「拐跑」事件後，她越來越公開地對我表示同情。也可能是昨天晚上看見我奚落周副連長的人，我確實讓他們很開心。也許是那些從來不對我表示關心但從來不傷害我的人。在那特殊的年代，善良和關懷也不得不掩藏起來。
我所以敢斗膽奚落周副連長，是因為幹校的鬥批改已近尾聲，我已基本安全上岸。我心裡很清楚，我沒有被打成蘇修特務，並不是因為找不到證據，在那「群眾運動」的年代，定罪是不需要證據的，再說製造任何證據都很容易，而且證據可以無限上綱。那是一個「有罪推定」的年代，你不能證明自己無罪，就等於有罪。即使你能夠證明自己無罪，也可以認定你有罪。
1982年家父獲得平反時才知道，定他為軍統特務的證據，竟然是一份明明白白證明他沒有參加特務活動的證詞。我得以逃脫劫難，完全是因為我們班，我們排，甚至我們連的同志們的庇護。
彈指間，已經過去四十年，我從當年的壯小伙變成了古稀老翁。幹校里那些猙獰，早已淡忘，可是點點溫馨記憶，特別是和吃有關的這幾件事，卻越來越清晰。它告訴我：大愛長在，人性永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