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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建龍:警察國家必毀於脆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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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大的超級國家,只要一旦走上了維穩的道路,哪怕持續的時間再漫長,也必然以脆斷為結束,脆斷之後的結局也必然更加混亂。 實際上,世界上已經有許多國家走在了脆斷的道路上,只是有的已經接近終點,有的還需要等很久。正是這種時間上的不確定性,讓很多執政者抱有僥倖心理:我死後,哪管洪水滔天;或者:我不當崇禎。

我的研究課題之一,是總結世界上國家轉型成功或失敗的經驗教訓。

由於最近幾年最大的教訓來自於中東的阿拉伯革命,所以我對該地區進行過較為深入的訪問學習,但學習的結果卻讓部分人士失望。我的結論是:在缺乏成熟反對派的地方實行革命,即便能夠推翻原政府,也很難建立另一個穩定政權,很可能會陷入到混亂之中。從這個意義上,我對革命抱有深深的疑慮。

但是,為什麼革命不一定有好結果,卻有如此眾多的革命發生?如果概括為一句話,就是:革命不得不發生,是被前政府逼的。

一般來說,要發生革命的地方往往具有兩個特徵:第一,它是維穩式的警察國家。第二,政府財政出了問題,已經養不起維穩機構(特別是警察),只好允許他們自己找食吃。如果這兩個條件具備了,那麼這個國家的政權可能出現這樣的現象:首先是長期的死寂,如同鐵板一塊,仿佛沒有盡頭,但突然間,鐵板繃斷了,讓人們目瞪口呆。

這是一場脆斷,使得人們對突然到來的革命無法做出恰當的反應,不僅讓統治者狼狽下台,還害得社會陷入混亂,於是,整個社會為獨裁政權做了陪葬。

我們可以從阿拉伯革命的首發地突尼西亞,以及革命的高潮地埃及,去看一看這兩個特徵如何讓一個國家陷入革命和混亂的。

突尼西亞的脆斷和拯救

時間定格在2010年12月17日。這一天,突尼西亞Sidi Bouzid市的一個蔬菜水果小販、26歲的Mohamed Bouazizi在早晨時,還充滿了對生活的渴望,他的目標是買一輛運貨卡車,好好做生意,供養家裡的八口人,甚至還要幫助一個妹妹交大學的學費。可是中午時分,他卻將自己身上倒滿了汽油,縱火自殺

Bouazizi之死引起了人們普遍的憤怒,這導致了阿拉伯世界的一場驚天變局,革命爆發了。

但是,如果僅僅追究這件事本身,人們卻完全可以將它視為一場普通的執法事件,政府甚至可以堅持說,自己並沒有做錯任何事情。為此,我們回顧一下案情。

這天早上,一位市場執法者、45歲的女官員 Faida Hamdi(注意,她是女性,不是暴徒)負責在路上執法,她發現了Bouazizi的小攤,走過去檢查他的證件。按照該市的規定,擺攤是需要證件的,而這證件需要由市場執法部門簽發。Bouazizi沒有這個證件,Hamdi按照規定扣押了Bouazizi的蔬菜水果。據稱,為了進貨,Bouazizi花了200美元。

Bouazizi之前曾經被抓過一次,那一次,他依靠行賄給了警察約合7美元,就要回了自己的貨。這一次,他還想按照上次的辦法來做,可是或許是因為嫌錢少,或許是為了秉公執法,Hamdi拒絕了他。

Hamdi的大公無私招來了小販的反抗,隨後,他們發生了言語的衝突(也可能有肢體衝突,但不確定),隨後Hamdi叫來了警察。經過認定,Hamdi沒有任何錯誤,小販就是缺乏證件,屬於非法經營,於是貨物被沒收。

Bouazizi還是不死心,這一次,他跑到了當地市政官員那兒繼續申訴,還是沒有效果。法律就是法律,沒有證件就是沒有證件,一個小販沒有權利去質疑政府法規的權威性。

到這時,早上還幻想著買車養家的Bouazizi卻連200美元都不剩,他自殺了。這種自殺到底是一時鑽牛角尖,還是的確捨不得200美元,到底是政府錯了,還是小販錯了,不同立場的人仍然可以爭論,但是,革命卻等不及爭論的結果,突然間爆發了。

可一場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執法事件如何會演化成一場革命呢?這要從突尼西亞的政治結構說起。

在Bouazizi自殺後,並沒有馬上死亡。他在住院時,突尼西亞的最高領袖、總統Zine el Abidine Ben Ali甚至跑到醫院去看他。總統認為自己也是仁至義盡,並沒有做錯什麼。但是,真的是這樣嗎?

在阿拉伯革命之前,突尼西亞的統治者Ben Ali已經執政了20多年(從1987年開始)。Ben Ali雖然是一個獨裁者,但在突尼西亞的發展問題上,卻是很有功勞的。在他的任上,開始大規模發展私營經濟,引進外資、搞活開放,使得突尼西亞人的日子比以前好過多了。

問題出在Ben Ali的維穩思路上。為了維持突尼西亞形勢一片大好的發展環境,必須保證政治的長治久安。為了保證政治穩定性,就要求反對派暫時閉嘴,等突尼西亞經濟搞上去了,成了已開發國家,那時反對派再想說啥就說啥吧。不過,按照Ben Ali的觀點,到時候突尼西亞就沒有反對派了,因為社會發展得這麼好,人人都為突尼西亞的成就唱讚歌還唱不完。

為了讓反對派暫時閉嘴,Ben Ali不得不勉為其難地建立了超過突尼西亞財政承受能力的警察力量,進行維穩工作。任何一個以維穩為目的政權,必須要建立一支超強的警察隊伍,這是一個無法改變的事實。

當數量龐大的警察隊伍建立後,接下來就出現了另一個問題:警察也是人,也需要吃飯養家。警察的數量一多,依靠政府財政吃飯的人數就大大增加。

由於突尼西亞的財政並不算寬裕,總統就不得不採取另一個做法:讓警察自己去找食養活自己。也就是說,因為出不起高工資,政府給警察的薪水是比較低的。但是,警察可以通過一定的罰款來補貼自己。

這種以罰養警的做法,必然產生一定的操作空間。我之所以說「操作空間」,不說「腐敗地帶」,是因為警察可以不明著腐敗,也照樣獲得灰色收入。

警察國家的一個特徵是:許可證多,規矩多,需要繳錢的項目多。這樣一來,警察就可以將腐敗所得變成「合法收入」。比如,如果警察向某個小販直接要錢,那是腐敗,可是一旦政府規定,從今往後禁止小販在街上擺攤,除非有許可證,如果沒有,就要沒收或者罰款,這就讓幾乎所有的小販處於「非法經營」狀態,而警察可以「合法」地運用權力來獲得收入了。

當然,直接腐敗也是存在的。但我們必須清楚:警察國家的確可以讓警察「合法地獲得非法收入」,甚至比腐敗獲得的還要容易還要多。

Bouazizi就死在了這樣的合法沒收之中。甚至到他死時,政府還認為自己是沒有錯的,有錯的是那些違反政府規定的人。

總結起來,突尼西亞的狀況就是:維穩必須要有超過社會承載能力的警察勢力,為了養活大批警察,又必須讓他們自己搞出一定的收入,而警察為了獲得收入,必須將許多生意變成非法,再從這些行業中獲得薪水之外的收入。政府必須允許警察這麼做,並在必要時為警察背書。

但政府沒有想到的是,一旦為警察背書,就必須為警察所有的行為負責;一旦有人死去,人們對警察的怒火必然會轉移到政府頭上。

另外,由於小販的確是非法的,在大部分情況下,他們都夾起尾巴做人,看上去警察可以為所欲為,這就產生了社會的超級穩定。

可是,一旦人們對於警察和政府的怒火爆發出來,就會立刻席捲全國,形成一次失控的革命(脆斷)。

那麼,在什麼情況之下,會發生脆斷呢?

答案是:在維穩經費出現困難的時候。由於警察以維穩為目的,這樣的警察執法效率會越來越低下,但是花錢能力卻越來越高上。有一天,當政府財政出現困難,即便加上警察罰款收入依然無法保障警察的執法積極性時,社會就會出現脆斷現象。這時一個小小的火星,都會引起整個社會的爆炸。

政府為了維穩而建立龐大的警察隊伍,但最終破壞社會穩定的必然還是這些政府仰仗的警察。

在突尼西亞革命後,幸運的是,Ben Ali雖然是個獨裁者,在任時卻給反對派留了一條生路,鎮壓而不滅絕。許多較為成熟的反對派雖然失聲,卻依然存在。另外,工商業和法律階層也有較為獨立的地位,所以,經過了革命後幾年的混亂,在成熟反對派、工商界、法律界的共同努力下,算是暫時穩定住了局面。不趕盡殺絕,這也算是Ben Ali對突尼西亞的一個貢獻。

在突尼西亞之外的其他國家,則缺乏這樣的幸運。

埃及的循往復

我們往往認為,埃及革命是一種傳染的結果,也就是革命從突尼西亞傳染進入利比亞,再傳入埃及——埃及革命不是原生性的。

但實際上,埃及革命也是一種內生的行動,人們對於社會的不滿早就隱藏其中,而爆發的導火線,也是維穩的警察們。

在埃及,最著名的受害者是青年Khaled Mohamed Saeed。2010年6月6日,Saeed在一個網咖上網時,突然間遭到了埃及安全警察的突襲。安全警察將他帶出網咖時,Saeed拼命反抗,遭到了警察的毒打。警察把他的雙手擰在背後,把他的頭往石頭上、鐵門上、台階上死撞,將他的頭撞爛。有兩個醫生路過趕快施救,卻毫無希望。就在醫生試圖救人的時候,警察還在繼續擊打著Saeed已經死亡的軀體。

到底為什麼要抓捕Saeed,是一樁迷案。根據警察的聲稱,之所以抓他,是因為他涉嫌偷竊和攜帶武器(不是嫖娼),但這個指控是有疑問的。

令人髮指的是,在他死後,警察往他的嘴裡塞了一嘴毒品,試圖偽造他因為服食毒品身亡的假象。

結果,這個青年不僅死去,還背上了攜帶武器、偷竊、吸毒等一系列罪名。由於人已經死了,連伸冤的機會都沒有。

這個案子令人震驚,就在於埃及的維穩力量已經有了操控一切的能力。他們可以無故抓人,可以隨便把人打死。他們隨身攜帶毒品,隨時用來栽贓。他們是法律之外的上帝。

埃及的安全警察之所以如此囂張,就在於他們是穆巴拉克總統離不開的打手,已經和獨裁政權牢牢綁在了一起。

埃及的政治和社會要比突尼西亞複雜得多,穆巴拉克總統的前任薩達特就死於極端分子的暗殺,而穆巴拉克上台之後,也是大肆動用強力手腕,既鎮壓極端勢力,也鎮壓反對派。這些措施都要求有一個超乎法律之外的維穩組織。

但是,埃及的財政狀況比突尼西亞還要糟糕。為了贖買底層人民的不反抗,政府拿出大量的錢財來補貼窮人,供給他們廉價的食品和用品。同時,穆巴拉克總統的家族和盟友、軍隊的頭目們又分走了很大的一塊餅,剩下的餅還要用在和以色列的鬥爭上。

與前任總統相比,穆巴拉克實際上已經做了很多工作減少財政開支,比如,和以色列關係正常化,節省了一大筆軍費。

但是這筆節省出來的錢轉瞬間又用在了內部維穩上,安全警察隊伍的不斷膨脹,使得總統還是養不起。到最後,穆巴拉克也採取了與突尼西亞同樣的措施:允許警察們自己找食吃。

結果,警察們立刻利用手中的權力,將組織黑社會化。他們隨意抓人,隨意制定規矩收取保護費。這種權力的擴張讓人不寒而慄。

到了Saeed死亡之時,人們已經預感到,如果這種態勢繼續發展下去,那麼任何人都不會再有安全感。於是,Saeed的死亡就成了一個反抗的契機,這個青年死亡的照片傳得到處都是,一個名叫「我們都是Saeed」的運動隨之興起。

這時的埃及已經處在脆斷的前夜。但是,由於「超級穩定」的特性,很多人根本看不到任何的革命前兆。

恰好此時,突尼西亞小販Bouazizi的死亡引起了埃及人的共鳴,於是,脆斷終於發生,革命開始了。

革命最初,人們是希望發動針對於維穩機構的大遊行,目標不是指向穆巴拉克總統,而是指向了警察,要將這個維穩機構砸爛。但是悲慘的總統卻發現,自己的政權已經無法和警察相分離了。他無法充當中立的角色,因為他就是警察們的大老闆,警察的一切所作所為,要麼來自於他的授意,要麼來自於他的默許。

而人們也遲早會意識到,要想反對警察,必須把目標轉移到對政權和總統的反對上。就這樣,穆巴拉克總統稀里糊塗地因為幾個屁民的死亡而下台了。

更令人感到悲傷的是,埃及和突尼西亞不同,這個國家缺乏成熟的反對勢力,工商階層也不夠發達,商人們和政府捆綁過緊,當革命推翻了現政府之後,埃及立刻陷入了無法組織起有效行政機構的困境。

當人們對混亂厭煩了之後,又將另一個與穆巴拉克類似的人推上了台,西西總統按照穆巴拉克模式重新建立了一套以維穩為目的政權。

從這個角度說,埃及的革命並沒有取得預期的成果,只不過又開始了另一個循環,這個循環仍然以維穩為目標,但必將以脆斷為結局。

烏托邦里的維穩

談完突尼西亞和埃及之後,我們試著再進一步,設想一個虛構的國家。在這個國家中,皇帝以維穩為目的建立起了龐大的警察組織,並鉗制輿論,防止人們反抗。

但是,這個國家與埃及和突尼西亞不是一個等級的,它擁有著更多的人口,更廣闊的國土,更要命的是,它有著更強大的政府,也擁有著更加逆來順受的人民,同時,它的財政如此豐裕,想僱傭多少警察就可以僱傭多少警察。這樣的一個超級國家,是否能夠依靠維穩而實現長治久安,避免脆斷的命運呢?

由於這樣的國家是不存在的,以下的論述只是基於假想之上。

首先,這個超級國家在很長時間內能夠保持穩定。因為政府不管做什麼事情,都可以依靠「往死者嘴裡塞毒品」,或者「虛構嫖娼」的方式,將事情掩蓋過去。由於人們缺乏懷疑精神,也必然傾向於認可政府的權力。

但是,這個超級國家最終還是會出問題,原因不在於軟弱的社會和犬儒的人民,而在於維穩機構本身。

維穩機構每做一件事情,都必然會蠶食掉一部分的社會經濟活力,在最初表現得還不明顯,日積月累,即便經濟再強大,也總有在維穩的幌子下被吸乾的那一天。

一旦經濟被吸乾,政府將無法再獲得豐裕的財政;一旦財政無法養活龐大的警察群體,而政府又離不開警察的維穩,就必須允許他們自己找食吃。

於是,各種抓嫖抓賭,各種許可證,各種以維穩名義收取的費用,必然呈現幾何級數攀升,警察們擾民的程度終將達到一個闕值。

在他們擾民增加的同時,執行能力卻在逐漸下行,到一定程度,已經無法控制社會的穩定。這就是革命爆發之時。

最終,再大的超級國家,只要一旦走上了維穩的道路,哪怕持續的時間再漫長,也必然以脆斷為結束,脆斷之後的結局也必然更加混亂。

實際上,世界上已經有許多國家走在了脆斷的道路上,只是有的已經接近終點,有的還需要等很久。正是這種時間上的不確定性,讓很多執政者抱有僥倖心理:我死後,哪管洪水滔天;或者:我不當崇禎

郭建龍:旅行家,獨立作家,曾任《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出版作品有小說《告別香巴拉》;文化游「亞洲三部曲」,《印度,漂浮的次大陸》《三千佛塔煙雲下》《騎車去元朝》;人物傳記《一以貫之》;商業傳記《勢在人為》;歷史遊記《穿越百年中東》;「帝國密碼三部曲」《中央帝國的財政密碼》《中央帝國的哲學密碼》《中央帝國的軍事密碼》。

責任編輯: 李廣松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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