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疫情，從多個維度改變了社會生活。流行起來的，除了口罩、消毒藥水，還有小區的人臉識別門禁。在很多地方，原有的指紋、門禁卡設備被取消，人臉識別成為居民出入小區的唯一驗證方式。
今年上半年，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勞東燕也遇到類似的狀況，但她決定對人臉識別說「不」。
作為一名法律學者，勞東燕發揮了自己的長項：她寫了法律函，分別寄到物業公司和居委會。後來，街道方面邀請她談話，在會談中歷數人臉識別的各種好處；她則列舉了種種風險，認為在小區安裝人臉識別裝置並無必要，而且不經同意收集人臉數據，也違反現行的法律規定。
雙方誰也沒說服誰，最終街道方面同意安裝設備後，讓居民在三種方式中自行選擇。不過，小區的門禁改造工作，不知何故被擱置下來。
在勞東燕看來，很多推動人臉識別落地的機構，可能並沒有意識到隨之而來的風險有多大。「如果人臉數據被泄露、被濫用，不僅不會改善社會治安，反而可能使相關的違法犯罪活動激增。」她說。
面對人臉識別門禁，她「稍微掙扎了一下」
9月23日下午，由中國政法大學公共決策研究中心和薊門智庫主辦的「薊門決策」專題研討會在北京舉行。研討會的主題是《小區門禁能否人臉識別？——人體生物信息採集的濫用及其法律規則》。
作為主講嘉賓，勞東燕分享了前面的「維權經歷」。她回憶，與街道相關負責人談話時，對方的主要論據是人臉識別可以排查違法犯罪人員，讓小區更安全。
勞東燕對此難以認同。在她看來，人臉識別技術給社會帶來的巨大風險，遠遠大於它帶來的各種便利。更何況，打擊犯罪只是社會治理的目標之一，無法構成強制居民刷臉的理由。
後來，小區的門禁改造工作沒有繼續進行。勞東燕不知道是她的反對起了作用，還是另有其他原因。「我也只是稍微掙扎了一下，」她話音未落，會議室里的人都笑起來。
勞東燕也笑。她解釋道：「在這項技術得到公權力部門大力支持的情況下，個人想要為自己的權利做鬥爭，是要付出很大代價的。這種代價並非我們普通人所能承受，因為它會嚴重干擾原有的生活。」
論壇主持人、中國政法大學公共決策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李軒在一旁補充道，「據我所知，很多小區都在掙扎」。
李軒所言非虛。今年4月，《光明日報》曾刊發評論文章，點評江蘇省常州市部分社區強制居民「刷臉進小區」的爭議事件。文章稱，爭議的導火線，或許正是對門禁系統的強制推行觸碰了信息被採集者的敏感神經，而信息的不透明、不對稱加劇了被採集者的安全焦慮。
勞東燕的主要研究領域是刑法學。這兩年，有關人臉識別的爭議性社會事件頻頻出現，讓她關注到這一新技術應用中的風險與法律規制問題。去年，她撰寫的一些分析人臉識別的法律文章，因為擊中了很多人的心聲在網上盛傳。
「人臉數據一旦泄露，就是終身泄露」
近一年過去，隱憂仍在，而且變得更凸顯了。在23日的論壇上，勞東燕詳細談了談人臉識別推廣適用過程中可能存在的風險，比如成為「透明人」、被操控的危險以及數據的泄露與濫用等等。
這些擔心並非杞人憂天，現實中早有相應的案例。裁判文書網公開信息顯示，從2018年7月開始，有犯罪分子通過非法購買公民個人信息並製作相應的「換臉」視頻，突破了支付寶的人臉識別認證。2019年，又有「00後」男孩繞過了廈門銀行App的人臉識別系統，使用虛假身份信息註冊多個帳戶並倒賣牟利。
在勞東燕看來，以上事件不過是冰山一角。隨著海量的人臉數據被收集，人臉數據或許會和電話號碼、身份證號一樣，成為違法犯罪分子所使用的新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生物特徵識別信息無法更改的特性，將使得受害者更難獲得有效救濟。「人臉數據具有不可更換性，因為我們無法換臉。一旦泄露就是終身泄露，即便採取法律手段維權成功，也難以恢復原狀。」她說。
讓勞東燕憂慮的是，從民眾到部分企業、管理者，似乎都還沒有充分的風險意識。比如她的小區要安裝人臉識別系統時，業主們在群里討論。讓大家反應最大的，不是刷臉，而是上傳房屋所有權狀信息的要求。「其實，人臉數據的收集所帶來的風險，要比上傳房屋所有權狀大得多，二者根本不可比擬。」
如果說人臉識別的一端是一些民眾對於便利的嚮往，那麼另一端則是企業的變現衝動與政府的新型治理需求。
勞東燕認為，用人臉識別提升社會治安水平的初衷是好的，但人臉識別所涉及的，並不是個人隱私與公共安全的平衡問題——每個人就是「公共」的組成部分，人臉識別的推廣運用，本身就會給公眾的人身財產安全帶來「無法估量的風險」。「其間的問題在於，我們可能既不再享有任何隱私，也因此喪失絕大部分的安全。」
「網際網路的基本邏輯是，安全問題的解決並不取決於安保水平與能力最高的部門或企業，而是取決於其中水平最低與能力最差的。允許各式各樣的組織與單位隨意收集民眾的人臉數據，就等於埋下一個個地雷，數據被泄露與濫用的可能性會急劇地提升，這勢必嚴重危及公眾的人身與財產安全。」勞東燕說。
與技術的快速發展相對的是，現有的法律保護框架，難以對人臉識別實現有效的規制。勞東燕認為，在各方的角力之下，企業和政府成了強勢的兩方，作為個人之集合的民眾，則變成最為弱勢的一方。
她解釋道，目前的個人信息收集以同意機制為基礎，如果作為數據主體的個人表示同意，接下來的數據收集、使用、處理就交給了企業和政府，數據主體難以進行後續的監督和控制。
「基本上徵得同意之後，你的個人數據就跟你沒有關係了，之後所有的風險都需要由你自己來承擔。」她說，考慮到現實中，很多人都是在不知風險的情況下表示同意，或者由於必須使用相應App而不得不給予同意，以同意機制為基礎的法律保護框架更是顯得無力。
法律的滯後性總是存在。但在人臉識別領域，這一問題似乎更加突出。勞東燕用火箭來比喻人臉識別的發展態勢，用馬車來形容現階段法律及監管政策對人臉識別的規制能力。「你用馬車去追火箭，自然是追不上。」
學者建議引入公眾監督機制和市場化手段
論壇與談嘉賓、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教授王鍇指出，人臉識別能達到識別目的，關鍵原因之一是有一個事先建立的人臉信息資料庫，如果沒有這個資料庫，光憑技術也無法完成比對。「但是問題在於這個資料庫不受我的控制。」
《網絡安全法》明確規定，「網絡產品、服務具有收集用戶信息功能的，其提供者應當向用戶明示並取得同意」。近年來，隨著四部門App違法違規收集使用個人信息專項治理工作的推進，國內的App大都建立了要求用戶授權同意的機制。只是時至今日，強制同意、默認同意等情況仍然存在，人臉識別領域就更是如此。
王鍇表示，「同意」的基礎是對風險有足夠的了解，但是大部分民眾對人臉識別的認知並不夠。他認為，人臉資料庫需要由一個統一的主體來建立，並且接受公眾監督。「像企業這樣各自去收集和建立，泄露風險很大。有必要引入公共機構或社會團體去監督。」
勞東燕則認為，法律保護的整體框架急需做出調整，不應以同意機制為基礎。採用以同意機制為主的模式來保護個人信息，就等於是將數據的相應風險主要放在作為數據主體的個人身上。
在她看來，當前的主要問題在於，相應的風險是由實施收集、使用行為的數據控制者與處理者所製造，而因收集、使用個人數據的收益也主要由後者所享有。
「數據主體得到的便利跟企業和政府部門所獲得的收益相比，根本微不足道，沒有理由將相應的風險主要分配給數據主體來承擔。」她同時認為，法律不僅需要規制數據控制者的非法收集行為，也必須規制對數據的濫用行為，可能後者才是法律真正應當規制的重心。
就此，論壇與談嘉賓、對外經貿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許可指出，目前數據濫用的問題之所以還沒有得到充分規制，是因為政府很難直接干涉企業內部的經營業務。「政府部門缺乏技術、人力，當它試圖提高個人信息保護水準的時候，自身的執法力量可能達不到。同時，干涉企業內部經營，在法律上也缺乏相應依據。」
許可說，除了依靠法律監管，也可以考慮使用社會的力量，通過樹立行業標準、增強市場競爭，來達到「良幣驅逐劣幣」的效果。「既有的思路過於強調了對企業的問責，但實際上它並不能真正發揮預期作用。能否通過一些市場化、技術性的手段來提升個人信息保護的水準？我覺得這是未來的一個方向。」他說。
「我個人認為風險沒評估清楚之前，應該立法先行，」論壇與談嘉賓、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何兵說，「產業發展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讓人幸福、安寧、自在地生活。人活在這個世界上，不是作為經濟動物而存在的，不能為了經濟不惜一切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