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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早獲平等 黑命貴(BLM)運動到底想要什麼?

—平權?黑命貴(BLM)運動到底想要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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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獨立戰爭結束了殖民統治,美國南北戰爭結束了蓄奴制度,馬丁・路德・金的民權運動最終結束了制度性種族歧視和種族隔離。這二百年的奮鬥歷史豈是可以輕易否定的。至此,1964年,美國黑人獲得了與其他民族完全平等的地位。

 

當下的美國黑人運動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下了「BLM」(通常譯作黑命貴),並占據著「政治正確」的道德高度,具有著居高臨下的話語優勢,使得人們對它諱莫如深。美國的憲政民主繞不開BLM,在當下政黨政治的語境中,政客們為了一己的政治利益要麼明言支持BLM,要麼選擇沉默,以免落入政治陷阱。對BML的評論成了一個雷區。這樣的政治氛圍,很難說是健康的。

BLM既是歷史問題,也是現實問題,BLM與馬丁・路德・金領導的民權運動同為黑人運動,尚諾對兩者作個政治比較,不難發現其異同。首先,讓我們先來回溯一下種族歧視和民權運動的歷史,或許對BLM的評價能有所啟發。

負罪的歷史

美國的獨立戰爭結束了殖民時代,但並沒有能終止蓄奴制度。為了廢除奴隸制,白人精英從十八世紀中葉的獨立戰爭到十九世紀中葉的南北戰爭其間經歷了將近一個世紀的努力。

販奴蓄奴制是北美殖民時期的產物,先後綿延兩百多年。蓄奴是殖民者的原罪,其中99%的奴隸主是白人,只有大約1%的奴隸主是非裔。蓄奴是奴隸主的原罪,並非全體白人的原罪。認為蓄奴是全體白人的原罪,那是對歷史的誤讀。

在美國,歷史上的種族主義與蓄奴制度是孿生兄弟。種族主義既是一種以膚色定義人種優劣的意識形態,又是生物學意義上的現代迷信。種族主義者將種族之間社會的、文化的、宗教的差異本質化為與生俱有的遺傳特徵,賦予一部分種族以遺傳學意義上的優勢地位,而賦予另一部分種族以遺傳學意義上的劣勢地位,從而以人的膚色和外貌作為權利和利益分配的依據,並以此為所謂「優等」種族獲取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優越地位。白人至上主義,就是典型的例子。

美國的獨立戰爭結束了殖民時代,但並沒有終止蓄奴制度。制度性廢奴,決非一蹴而就之功,那是幾代政治精英百年奮鬥的結果:

1775年,美國廢奴主義協會成立。班傑明・富蘭克林出任第一任會長。

1775年,維吉尼亞發布《鄧莫爾伯爵公告》,所有加入英國皇家軍隊的奴隸都被給予自由。

1776年,托馬斯・傑佛遜起草的美國獨立宣言,原稿含有廢除奴隸制的段落,但在正文中因阻刪除。

1777年,佛蒙特共和國立法廢止奴隸制,所有成年非裔人不分男女均為自由人。

1780年,賓夕法尼亞州通過《廢奴漸進法案》,宣布所有非裔成人和兒童獲得自由。

1783年,麻薩諸塞在全州廢奴,並於1785年將人人平等寫入州憲法。

1810年,北方各州大約75%的奴隸獲得自由。

1829年,紐約州最後一位奴隸獲得自由。

1840年,北方各州所有奴隸獲得自由。

1848年,康奈迪特州完全廢奴。

1861-1865年,南北戰爭。為了廢奴,幾十萬白人和黑人兄弟付出了生命和鮮血。

1865年,美國經歷了南北戰爭血的洗禮,林肯最終宣布了《解放黑奴宣言》,這是百年廢奴運動的結晶。奴隸們從奴隸主莊園獲得了自由,從此結束了黑奴制度。林肯時代是黑人從奴隸變成自由人從而獲得人身自由的時代。

艱難的跋涉

美國南北戰爭結束了蓄奴制度,但沒有消除制度性的種族歧視和種族隔離。為了消除制度性的種族歧視,從十九世紀中葉的南北戰爭到二十世紀中葉的民權運動又經歷了另一個百年的艱難跋涉,期間經歷了兩個標誌性的時代:

羅斯福時代

從十九世紀末葉開始,為了消除雇用歧視,政治精英又經過將近半個世紀的努力。美國國會於1940年通過《義務兵役法案》,禁止在徵兵中對「種族和膚色」進行歧視。1941年,羅斯福簽署了8802號行政命令,禁止因種族、信仰、膚色和國籍實施用工歧視。這一行政命令開放了黑人在政府部門和國防工業的就職。從此黑人進入聯邦政府各個管理部門,結束了在政府部門和軍隊對黑人的僱傭歧視和徵召歧視。羅斯福時代(包括杜魯門時代)是開啟僱傭和就業平權的時代。羅斯福的8802號行政命令又稱作《第二次解放黑奴宣言》。

馬丁・路德・金時代

二十世紀中葉,美國黑人民權運動風起雲湧,馬丁・路德・金為廢除種族歧視,爭取黑人的基本公民權利,先後參與和領導了蒙哥馬利罷乘運動、南方基督教領袖大會、奧爾巴尼運動、伯明罕運動、聖奧古斯丁運動、向華盛頓進軍運動、塞爾瑪投票運動、以及芝加哥公平住宅運動,等等。這些民權運動的實踐,使得馬丁・路德・金成為美國民權運動當之無愧的傑出領袖。

作為馬丁・路德・金領導的黑人民權運動的奮鬥結果,推動了甘迺迪-詹森政府於1963年簽署了《同酬法案》,1964年簽署了《民權法案》,1965年簽署了《選舉法》。從此種族隔離和種族歧視被視為非法,黑人正式獲得選舉權,成為這個國家的正真主人,從而結束了長期以來對黑人的系統性的制度性的歧視。《民權法案》又被譽為《第三次解放黑奴宣言》。作為民權運動的延續,1972年,尼克森政府還通過了《平等就業機會法案》。這些成果是幾代黑人精英和白人精英共同努力的結果。馬丁・路德・金時代是黑人獲得政治權利的時代,也是黑人獲得平等社會地位的時代。

隨著系統性制度性的種族歧視的消失,黑人開始走上美國政治舞台。

民權運動之巔峰

馬丁・路德・金將民權運動推向了巔峰,它的功勳在於:由於他的努力,結束了美國立國以來綿延二百年的制度性種族歧視。

馬丁・路德・金的民權運動,從一開始就在旗幟上堂堂正正地寫著「Civil Right」,即「民權」。那是為所有人謀取平等的權利,而不僅僅是為黑人,雖然其實質是為黑人謀取公民權利,謀取公正。這顯示著馬丁・路德・金的思想智慧。如果他在旗幟上冠以黑色二字,「Black Civil Right」,「黑人權利」,雖未嘗不可,但顯然會降低其訴求的思想高度和價值高度。

馬丁・路德・金的民權運動,從一開始就提倡非暴力哲學,拒絕暴力,拒絕一切危害生命和財產的行為。馬丁・路德・金的民權運動的主體一直堅持著和平請願和合法鬥爭,從而使得他領導下的民權運動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尊嚴,以及來自其他種族的巨大的同情。

馬丁・路德・金在他著名的《我有一個夢想》中說道:我希望我的孩子「生活在一個不是以膚色,而是以品格為評判標準的國度」。可見他反對刻意強調膚色。去膚色,既是馬丁・路德・金的哲學遠見,也是黑人運動獲得成功的策略基石。

此平權非彼平權

遺憾的是自馬丁・路德・金之後,民權運動迅速演變成平權運動,權且稱其為「後平權運動」,以區別於馬丁・路德・金時代的平權運動。後平權運動與民權運動在哲學和價值高度上有顯著落差,在實踐和操作上的策略風格迥異。後平權運動拋棄了馬丁・路德・金去膚色的哲學和策略,將膚色和種族作為優先於能力、品行和資格的考察。在招聘中,黑人優先,即便缺乏資格依然如此;在招生中,為黑人學生加分遠比給其他種族的學生加分要多得多。挾持著反對種族歧視的政治正確,後平權運動矯枉過正,導致了逆向歧視。比如「黑人優先」在很多公司已經成為不成文的規定,某個職位只要有黑人申請,那麼這個職位便非黑人莫屬,否則就是種族歧視,即便其他申請者更優秀更符合要求;再比如,一個職位有多位申請者,只因其中某位黑人申請者不符合要求,為避開種族歧視之嫌,那個職位就被取消了,即便其他申請者大都符合要求也不予考慮。膚色和種族的逆向歧視,使後平權運動偏離了公平競爭的原則,開始走向反面。因此在里根和老布希時代,後平權運動受到質疑,逐漸式微,並最終在沉默中被逐步放棄。

福利政策的實質是平富

平富是理想社會的終極目標,但不是現實社會的可行追求。歐巴馬時代,後平權運動再次興起,然而逆轉乏力,於是改變了策略。此時的平權運動已經不滿足僅僅局限於平權了,因為自1964年通過《民權法案》之後,權利的平等早已得到制度性保障,他們繼而要求的是平富,即通過追求福利以達到致富的目的。歐巴馬政府向福利社會傾斜,把滿足人的福利慾望視為主要的社會使命,並以膚色和種族為優先條件。不錯,福利政策使社會底層的窮人尤其是黑人的生活得到暫時的改觀,但是福利政策並沒有消滅貧窮,卻鼓勵了平庸、懶惰和坐享其成,削弱了窮人尤其是黑人的自立能力和尊嚴,為種族歧視的死灰復燃提供藉口。後平權運動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增加福利必然要增加稅收,加重對中產階級和富有階級的賦稅,從而加深了貧富矛盾,使貧窮在本質上更為深化。福利政策應該面向全體公民,如果只針對個別族群,那必然是對其他族群的不公。如果福利政策針對個別族群僅僅具有短期時效,可以為全體公民所理解;但是如果針對個別族群的福利是長期的遞增的,對社會結構的破壞將是毀滅性的。任何種族唯有依靠自己的努力和創造才能走向幸福。福利政策壓抑了個體創造財富的衝動,挑戰個體的自由價值,侵犯著個體支配自己財產的權利。社會矛盾被進一步激化了。2013年,在歐巴馬任期內,BLM的誕生正是這一社會矛盾被激化的結果。

平富運動雖然豐富了後平權運動的內涵,但是背離了馬丁・路德・金的民權運動的真諦。

綜上所述,美國獨立戰爭結束了殖民統治,美國南北戰爭結束了蓄奴制度,馬丁・路德・金的民權運動最終結束了制度性種族歧視和種族隔離。這二百年的奮鬥歷史豈是可以輕易否定的。至此,1964年,美國黑人獲得了與其他民族完全平等的地位。1964,這是一個里程碑,也是分水嶺,將此前與此後的黑人運功區別開來。此後,當黑人運動繼續要求更多更廣泛的權利與福利的時候,質疑其公正性和正義性就具有了合理的法律和道德視野,有了參照系。

BLM(Black Life Matter)

現在我們可以來討論BLM了。誕生於歐巴馬時代的BLM(Black Life Matter),其宗旨是:為建立一個沒有反黑主義的社會而奮鬥,在這個社會裡,所有黑人都將具有社會、經濟和政治的發展權利(to struggling together and to imagining and creating aworld free of anti-Blackness,where every Black person has the social,economic,and political power to thrive)(見BLM的網站)。

反黑主義作為政治勢力是否存在,以何種形式存在,其對美國主流社會的種族歧視的導向能力如何?BLM並沒有就「反黑主義」作出具體描述,也沒有給出定義。美國的反黑主義並不成氣候,如同反猶主義的存在一樣,都是種族歧視的意識形態表現。比如三K黨。但是三K黨的能量很小,總共不過幾千人,而且居住相對集中。它幾乎完全不能左右美國主流民意,早就翻不起大浪。反黑主義在個別人心裡,在小範圍社交圈內可能存在,但也早已失去膽量拿到光天化日之下。如果BLM的主要敵人是三K黨,那麼BLM只要集中精力對付三K黨就可以了。但事實不是這樣,當前,BLM劍指白宮,劍指美國體制,可是那裡並非反黑主義的發原地,也與反黑主義無任何牽連,顯然BLM刀鋒指向錯了,這讓人匪夷所思。至於其他反黑主義的組織,究竟是否存在,BLM也沒有作出具體揭露,社會達爾文主義?新納粹主義?似乎都不在BLM的敵人名冊中。當下,反黑主義更像是一個虛構的靶子,只不過BLM利用這個靶子來製造聲勢,以喚取公眾的注意力而已。

非常明顯,BLM關心的只是黑人,因為在他們的旗幟上只寫著「黑命」。BLM對膚色的自我強調,強化著以膚色為特徵的種族差異,從而淡化了種族的社會,文化,宗教,歷史、語言的特質。馬丁・路德・金已經為黑人爭取到了與其他種族享有同等的權利:政治的,經濟的,包括就業的,就學的,選舉的平等權利;如果強調本種族的膚色,並籍以要求更多的權利和更多的福利,這並不是對該種族尊嚴的提高,而是矮化。在美國這樣的種族大家庭中,一個種族如果自視其優於其他種族,這個種族不會得到其他種族的尊敬;反之,一個種族如果自定義其為社會地位低下的弱勢種族,這個種族也不會得到其他種族的尊敬。BLM如果不屬於上述兩種情況中的任何一種,那麼BLM就完全沒有必要提出BLM了。從當下的BLM行為模式來看,它把黑人與其他種族割裂開來,它特別強調自己的膚色,帶著悲情;它把黑人依然放在被歧視被侮辱被踐踏的地位,顯然這與馬丁・路德・金取得民權運動勝利以來的社會狀況不符,因為馬丁・路德・金所領導的民權運動的成果就是徹底消除了制度性的種族歧視,All Life Matter。BLM將矛頭指向政府系統,自我矮化了作為民間社會政治力量的政治人格。

近五十年來,美國在消除對黑人的社會性歧視方面有著巨大地進步。由於種族隔離政策的被取消,種族之間的社會藩籬被拆除,種族歧視的形式不存在了,種族歧視的內容也就無處生根,無以寄託。社會性種族歧視得以巨大的改觀。文化與心理的種族隔閡也在消除,不同膚色的人們得以和平相處在同一個社區,相互敬重,友善往來。社會性歧視,雖然時有個案發生,但並非普遍現象,個案應依循法律途徑解決。將弗洛伊德一案歸結為警察制度的系統性種族歧視,因而要求解散警察局,削弱執法體系,否定法治社會,這顯然搞錯了。該案究竟是屬於個別警察執法過度還是屬於刻意謀殺,應按個案通過法律程序,由法庭判決。BLM組織上街遊行抗議,無可非議,但不解決問題,反而有試圖影響法庭判決,干預甚至施壓司法公正之嫌。雖然個體偏見和歧視在私人領域依然存在,但無法用行政手段去解決,只有通過種族之間的長期交融去融化。

黑人文化在美國的發展勝於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區和國家的發展。認為白人文化優於黑人文化的文化歧視,在美國已經沒有市場或少有市場。黑人的才幹在各個領域均得以淋漓至盡的發揮,比如黑人演藝明星、黑人音樂明星,黑人體育明星,黑人新聞主持明星,黑人脫口秀明星,人才濟濟;黑人電影,黑人連續劇,黑人音樂,黑人戲劇,黑人廣告,黑人媒體,比比皆是。黑人文化在美國主流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滲透在美國人的各個生活領域和角落,此乃有目共睹。

美國產生了西方國家第一位黑人國務卿和第一位黑人總統,美國有著眾多的黑人議員、黑人部長、黑人州長和市長、黑人企業家,這個社會並沒有堵塞蒙人的上進之路。一個優秀的黑人在這個國度有著光明的前程。若問在當下的社會,黑人是否具有社會、經濟和政治的發展權利?當然有,因為這是受到憲法保護的。

BLM所提出的反黑主義,並非現實的政治勢力;它所追求的發展權利,系統早已充分給與。BLM到底想要什麼?其與馬丁・路德・金領導的黑人運動區別在哪裡呢?

民權運動 vs BLM

如果將馬丁路德金領導的黑人運動與BLM作一個對比,我們不難發現這樣一些特點:馬丁・路德・金的民權運動在旗幟上寫著「民權」,而BLM的旗幟上寫著「命貴」,馬丁・路德・金追求的是人的基本社會權利,即接受平等教育的權利,享受平等工作的權利,獲取平等的社會待遇,等等,而BLM追求的是生命的平等,這更像是一百五十年前林肯時代的口號,因為林肯時代解放黑奴的基本宗旨就是:黑人也是人而不是奴隸,即黑命貴。BLM在價值層面從馬丁・路德・金倒退到了林肯時代。當年的奴隸獲得人身自由,以奴隸解放為時代背景,促進了大工業的發展;而今天的BLM以中共病毒(又稱新冠狀病毒COVID-19)蔓延為時代背景,不僅沒有促進經濟發展,反而進一步加深著時代的危機。

馬丁・路德・金的民權運動是為黑人謀取公民權利的,但是他並沒有在Civil Right的前面加上Black。如果馬丁・路德・金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Black Civil Right」(黑人民權),他就失去了思想價值。BLM在自己的旗幟上寫著「Black Life Matter」,顯然缺乏思想的力量,如果僅僅寫上「Life Matter」,那境界就高出許多,也會贏得更多的尊敬。

馬丁・路德・金的民權運動高度強調非暴力,認為「暴力不僅行不通,而且不道德」,視暴力為墮落,即便在白人至上主義者對民權運動施以暴力和・死亡恐嚇時也如此,絕不以牙還牙,堅持理性和節制。但是BLM並非如此,BLM在美國各大主要城市組織的街頭抗議大都伴隨著暴力,破壞,搶劫,焚燒,毆鬥,雖然說行使暴力的僅僅是一小部分人,但是示威人群的大多數並沒有出面制止暴力,而是旁觀,任其發展,這種默許,實質上也是暴力,默許的暴力;而默許的實質是支持。如此街頭抗爭,使BLM失去政治尊嚴。

馬丁・路德・金的民權運動特別強調這場運動的成功事關人的素質和品格的優劣,而非關人的膚色的深淺。馬丁・路德・金說:「我們必須始終以高層次的品格和自律來進行我們的鬥爭。」而BLM特別強調的是「黑命」,是膚色,避談人的素質。BLM把膚色帶入當下的美國政治,為黑白博弈的膚色政治推波助瀾。BLM在膚色政治(身份政治)的泥潭中掙扎,從膚色的自我強調中,衍生出種族的自我矮化。這是從馬丁・路德・金的姿態和精神境界倒退。民權運動以公民身份和公民的姿態發聲,而BLM往往漠視了公民義務,尤其是政治義務,遊走在民粹主義邊緣。

馬丁・路德・金的民權運動走出歷史的陰影,追求權利的平等與社會正義,而BLM追求以現實的利益補償歷史的屈辱,追求以福利為前提的結果的平等。很明顯,前者向前看,後者向後看。前者追求的是權利,後者追求的是福利。馬丁・路德・金也曾提出過補償法案,那是以全體窮人為對象,而BLM的補償法案則僅僅以奴隸的後代為對象,為自己貼上奴隸後代的標籤,對奴隸身份進行世襲,要將爺爺的爺爺在奴隸制下所經歷的屈辱,換算成孫子的孫子的現實的福利;而那些爺爺的爺爺為了廢奴而畚斗的白人卻要向奴隸的孫子的孫子支付補償,這是不公正的。

馬丁・路德・金的民權運動一再強調「我愛那些反對我們的人,我為他們祈禱」,「我們不能因為渴望自由,就去飲用憤怒與仇恨之酒」,「我堅信,追求以暴力進行報復,能夠得到的惟有一點,便是在宇宙間加強罪惡與仇恨的存在。」馬丁・路德・金的民權運動融入了宗教情懷,力求運動沿著基督的博愛精神前行,堅信變革的力量源自於博愛,而不是仇恨。非常遺憾,BLM煽動起來的是種族怨恨與隔閡。BLM帶著怨恨推到了南軍統帥羅伯特・李將軍的塑像,向美國開國元勛華盛頓,傑弗遜的塑像潑墨,他們十分吝嗇對開國元勛抑或自己的政敵給予一份人格尊重。馬丁路德金的巨幅雕塑在首府華盛頓巍然屹立,至今沒有人向他潑墨,這樣的對比說明什麼?博愛的缺失究竟在哪一方?

馬丁・路德・金的民權運動具有相當的規模效應,得益於精英與民眾之間的互動和相互支持。精英不斷地提供運動所需要的戰略眼光、思想、價值和策略,民眾則給與規模上的配合,並保持理性和克制,這種默契在BLM中看不到。BLM缺乏精英指引因而缺乏價值高度,卻有著唯恐天下不亂的政治掮客在背後煽動,誘導BLM逐步走向非理性。

馬丁・路德・金的民權運動在後期融入了不合作運動的成分。不合作運動是甘地面對英國殖民主義而提出的鬥爭策略,之後被廣泛用於對極權主義的抗爭。不合作運動對民主社會不具有借鑑的意義。在民主國家裡,應該強調的是民間社會與政府的合作,通過理性的對話來解決社會矛盾,不合作無益於問題的解決。遺憾的是,BLM繼承了馬丁・路德・金的民權運動中的不合作成分,而這恰恰是馬丁・路德・金的民權運動值得商榷的部分。不合作運動是無政府主義的一種。對於甘地而言,他是對的,對於BLM而言,則是無政府主義,反對建制,否定政治義務,否定法律與秩序,試圖以個體的自由意志超脫於國家關係之上,無論怎麼看,都與促進社會進步的力量尚有一定距離。

綜上所述,無論是在價值層面,或是在策略層面,還是在操作層面,BLM都是從馬丁・路德・金的民權運動倒退了。馬丁・路德・金為黑人運動提供了豐富的政治和思想資源,提供了有效可行的運作策略,只有回歸馬丁・路德・金的哲學和價值高度,並抹去膚色特徵,與其他民族並肩前行,共同建設一個文明的社會,將BLM改成LM,不僅關注黑人的命運,同時也關注其他種族人民的命運,美國黑人運動才有出路。

寫到此本文可以結束了,但在此美國總統大選前夕,似乎有必要對現實的政治再說幾句:

那些將自己與BLM捆綁在一起的政治家們,其理論和實踐發生了分離,混淆了政黨與民間社會的政治人格,由此而表現出了雙重政治人格。那些對BLM保持沉默的政治家們,缺乏直言的道德勇氣,放低了該黨捍衛美國精神的姿態。兩黨對決,應警惕理念和素質的缺失,遠離實用主義的侵淫,以免令選民失望。

10-03-2020,寫於劍魂禪心齋

參考:

《The Pursuit of Fairness–A History of Affirmative Action》by Terry・H・Anderson(美國平權運動史)

《馬丁.路德.金與美國民權運動的啟示》-作者:張祖樺

《從古典種族主義到文化種族主義的世界》-作者:程映紅

(原標題:種族主義、民權運動與BLM)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責任編輯: 趙亮軒   來源:縱覽中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本文網址:https://tw.aboluowang.com/2020/1008/15098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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