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我把歐陽柏找來談話。一談之下，歐陽柏卻說他只是在《新觀察》當編輯時，因組稿關係認識了王超北，王超北談過一些別的內容，他記錄整理過。後來，王超北說，還有不少材料，願意找他整理。他聽了聽，也覺有意思，便答應了。問及西安地下黨那個機關到底怎麼回事，他除了王超北所說之外，實在一概不知，和他們也沒有別的關係。至於我提出的李猶龍是個什麼人，什麼背景，他根本不了解。關於我們說的以國民黨面目擅自打死並未招出什麼的共產黨員是犯罪，他說他連想也沒想過，只以為王超北那麼干就是革命的。他是個候補黨員，對黨內的一切，茫無所知。
當時中宣部認為歐陽柏問題重大，可能也參加了西北反黨集團。中宣部出版處副處長許力以多次來我們出版社坐催此案。主要負責談話人（即審訊人）是我。可是無論我怎麼問來問去，都只有這點材料。那個歐陽柏是一個舊社會過來的老記者，按其歷史，按其對共產黨的知識，實在也不像是參加了「西北反黨集團」。當時我就想：也可能王超北真是個壞蛋，把反革命歷史當革命歷史瞎吹。可是這個歐陽柏實在不像參加了他們的陰謀，難以判罪。我把我這個「審理結果」匯報上去。中宣部也跟他談過幾次，並未發現超過我所得的材料。但是，卻從中直黨委通知下來：停止給歐陽柏這個候補黨員轉正，並停止他閱讀一切文件刊物、聽一切報告（包括普通非黨編輯聽的報告）的權利。這個決定，是1962年做的，連續執行到「文化大革命」中。後來我們社黨委也曾幾次提出：他並未劃成什麼分子，又沒開除黨籍，連編輯聽的報告也不讓聽，是否重了？但提了無用，還是這樣對待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