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才允許他聽報告。但轉眼之間，「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但他的這點「政治權利」被全部剝奪，而且給他這一權利的人也落了個「招降納叛」。
他們的案子沒有完全結束。波浪就衝到了我身上。這時到處在抓「反黨小說」。我前一陣發表了幾篇小說，於是落入網羅。北戴河會議傳下令來，叫將反黨小說搜集一批報上去。作家協會黨組趕快翻刊物檢查，好似二次反右的樣子。最後作協黨組開了會，把我的兩篇短篇小說《訪舊》和《月夜清歌》作為毒草，報到了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
消息是黃秋耘秘密告訴我的。後來，文化部副部長李琦還專就這兩篇小說的問題和我談過話，為此叫我下放搞「四清」。我和人民美術出版社副社長劉近村編一個隊，卻叫他「領導」我。我出了「問題」，這是明白無誤的。我始終都沒有想清楚，寫這兩篇小說時我記得是很含蓄的，非常小心。一篇《訪舊》，說的是一個烈屬，丈夫死了，兒子沒多少出息，她倔強地在農村里生活，既不接受村裡的救濟，也謝絕了當年老戰友的關懷。她像從前一樣在炕頭上做飯招待老戰友，含淚送他走，但是她不能進城去享受對她的優待。據說這是攻擊了社會主義優越的制度。另一篇《月夜清歌》，寫一個歌喉極好的女孩子捨不得家和愛人，謝絕進城當演員的邀請，活得倒挺愉快的。在這一篇里我聯想到，假如她接受別人的邀請，進城去，那會有什麼變化？聯想到普希金《驛站長》裡那個跟軍官跑掉的驛站長女兒，這樣的聯想好像有點「意識流」吧。反正，這也成了「毒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