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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真相未必真是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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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讀到兩篇文章,作者都是過去北京四中的學生。同樣是記錄文革初期批鬥校長、教師的場景,說法卻有很大差異。高三年級的秦曉在《四中往事》中說:"有一次,一幫學生搞突然襲擊,把楊濱校長等拉去遊街,戴高帽子。孔丹正召集我們開會,聽到消息我們立刻沖了出去,拉起手攔著,不讓搞過激行動。……楊濱是個老革命,我們一路保護,但也要有策略。我特別叮囑看管楊濱的同學說,楊濱還有好多事沒交代呢,不能讓她自殺,也不能讓她受罪,你們負責看住。那兩個孩子盡力執行了。後來楊濱一直念叨這件事,直到臨終還說,孔丹、秦曉、趙勝利保護了我。文革中四中的老師、校領導基本上都沒挨過打,更沒有自殺或被打死的。"

但同樣是北京四中高一學生的北島,他看到的景象卻是另外一種面貌。他回憶說:文革爆發,先是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和沒完沒了的批鬥會。高潮是1966年8月4日,那是個星期天。有二十多個校領導和老師戴高帽掛牌子游鬥,被學生們拳打腳踢。最後集中到操場上,在學生的喧囂、羞辱和拳腳中蹣跚穿行。強迫他們齊唱《鬼見愁戰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罪人,我有罪,我該死,人民的鐵錘,把我砸爛砸碎……"

最讓北島震驚的還是語文老師劉承秀的自殺事件。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她因受審查而導致兒子從部隊轉業。那天凌晨五點,在食堂後面的小夾道,她用剪刀割斷並拉出自己的喉嚨,現場慘不忍睹。當消息傳遍學生宿舍小院,北島正在六齋生火,濃煙嗆得他睜不開眼睛。同是四中的學生,講述同一所學校發生的事情,卻差異很大,那麼,誰的記憶更接近真實呢?說起來,這畢竟是幾十年前的往事,隔了幾十年的光陰回頭追憶,出入總會是難免的。值得警惕的倒是,就連當下人記當下事,並不存在時間跨度,僅只是所處角度不同,有時也會大相逕庭,這才使人懷疑歷史會不會任人信口胡說。我們過去讀魯迅的《紀念劉和珍君》,其中涉及1925年的"女師大風潮",提到一位女性校長楊蔭榆。

楊蔭榆

1924年,楊蔭榆接掌女師大,正值該校"學生自治會"勢力最為鼎盛之時。1920年代的高校"學生自治會"權勢之大,是我們今天難以想像的,擔任過北大校長的蔣夢麟曾感慨說:五四運動後,北京高校的學生已然失控,"學校里的學生竟然取代了學校當局聘請或解聘教員的權力。如果所求不遂,他們就罷課鬧事。教員如果考試嚴格或者贊成嚴格一點的紀律,學生就馬上罷課反對他們。他們要求學校津貼春假中的旅行費用,要求津貼學生活動的經費,要求免費發給講義。總之,他們向學校予取予求,但是從來不考慮對學校的義務。他們沉醉於權力,自私到極點。有人一提到'校規'他們就會瞪起眼睛,噘起嘴巴,咬牙切齒,隨時預備揍人。"蔣夢麟自己就曾經因未能滿足學生們的要求,而被學生封鎖學校,關在了校長室里。楊蔭榆1918年赴美留學,獲教育學碩士學位。1922年回國後在上海教書,不久即被北洋政府教育部召至北京,於1924年2月被任命為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校長。應該說,五四運動後國內高校的情形,楊蔭榆是不太了解的。她的辦學理念,更多來自傳統教育和西方教育思想,對於當時大學紛紛擾擾的現象,她出於整頓校紀學風的目的,強調學生應該把主要精力投入學習,而不要過多地參加政治運動,這就與學生自治會形成了衝突。1924年秋季開學,有學生延誤兩月返校,沒有按時報到。楊蔭榆決定製定校規,凡逾期返校的都要開除。但在具體處置時,僅對國文系三名平時不聽話的學生給予要求他們退學的處分。這下惹惱了本就對楊蔭榆治校方針不滿的學生,在學生自治會的發動下,女師大"驅楊風潮"由此爆發。學生自治會條列楊蔭榆九條"罪狀",宣布剝奪其校長資格,查封校長辦公室,將其驅逐出校,想盡一切辦法不許楊蔭榆進學校。楊蔭榆作為堂堂大學的校長,只好在校外租房辦公,並向教育部求助。雙方對峙了一陣後,楊蔭榆在校外寫出開除女師大學生自治會六個幹事的布告,其中就包括劉和珍和許廣平二人。許廣平等人拒絕承認這個開除,將布告牌摘下來丟在地上,照常繼續上課。為維護校方尊嚴,楊蔭榆決定請警察護送,強行返校辦公。

在這場風波中,魯迅力挺許廣平等女學生,痛罵校長楊蔭榆、學者陳源、教育部長章士釗等,指責楊蔭榆對學生"率警毆打,斷絕飲食"。但楊蔭榆是否真的如魯迅所言,在指揮警察傷害學生呢?據當時在場的李四光親眼所見,倒是巡警們都被卸了武裝,被女學生們看守著,"嚇得像狗樣的聽差不斷的向楊先生報告,一會兒說某某門已經被學生把守了,一會兒又說外間的情形不好,恐怕有人來搗毀學校",而試圖返回校長室辦公的楊蔭榆,"一面吩咐巡警,無論如何不准動手,一面硬跑出門外,前後左右用巡警包圍,向西院走去。一時洶湧唾罵的音樂大作……"品格獨立,情操極高的地質學家李四光,後來回憶起當時場景時感嘆說:"有人以為我是'楊先生的死黨'。無論就私交,就職務說,這個頭銜,我真不配。我並不是票友,本行的笨事都做不完,哪有閒工夫去干那些玩意。假若我在女師大有了職務,或者是一個'教育家',或者是社會上負重望的人,就那一天的情形看來,即令替楊先生作了死黨,我還不失為一個人。"話說到這份上,已經是相當的悲憤了。這跟魯迅先生筆下的描述,可說是大相逕庭。站在讀者的立場,我們該相信誰呢?是相信在場的李四光呢,還是相信那天根本就不在場的魯迅呢?至於當年女師大學生自治會總幹事的許廣平,幾十年後回憶女師大風潮,還指稱楊蔭榆"不學無術",這心胸就不免狹小而罔顧事實了。楊蔭榆這人,那可是真讀書的。她考取官費留學日本,就讀的那所學校,很少有達到合格畢業的,三十多個人,只有少數學生能拿到畢業證,而她不但輕鬆結業,還得到了該校一枚金質獎章,不可謂不優秀。回國後,楊蔭榆先後擔任過江蘇省第二女子師範教務主任、北京女高師學監兼講習科主任。這一段教學經歷,不但使她在校內有了很高的威信,也得到了同學們的擁戴。1918年,教育部首次選派教授赴歐美留學,她應選赴美,入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教育專業。楊絳回憶當時楊蔭榆赴美留學時車站送行的場景說:"那天我跟著大姐到火車站,看見三姑母有好些學生送行。其中有我的老師。一位老師和幾個我不認識的大學生哭得抽抽噎噎,使我很驚奇。三姑母站在火車盡頭一個小陽台似的地方,也只顧拭淚。火車叫了兩聲,慢慢開走。三姑母頻頻揮手,頻頻拭淚。月台上除了大哭的幾人,很多人也在擦眼淚。"

她早年的學生謝巾粹撰文回憶,1913年在江蘇省立第二女子師範學校念書時,同學們"既佩服楊師的學識、經驗,更感覺楊師的和藹可親、熱心懇切,宛如慈母的態度"。

她1924年被教育部任命為女師大的校長,並非如許廣平所說,是"投靠了當時的權貴"換來的。她當時之所以不受學生歡迎,是因為她不喜歡學生搞運動,只願學生好好讀書,畢業後教書育人。然而當時的學生,已經類似文革,心思早不在課堂上了。

責任編輯: 李廣松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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