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讀到兩篇文章，作者都是過去北京四中的學生。同樣是記錄文革初期批鬥校長、教師的場景，說法卻有很大差異。高三年級的秦曉在《四中往事》中說："有一次，一幫學生搞突然襲擊，把楊濱校長等拉去遊街，戴高帽子。孔丹正召集我們開會，聽到消息我們立刻沖了出去，拉起手攔著，不讓搞過激行動。……楊濱是個老革命，我們一路保護，但也要有策略。我特別叮囑看管楊濱的同學說，楊濱還有好多事沒交代呢，不能讓她自殺，也不能讓她受罪，你們負責看住。那兩個孩子盡力執行了。後來楊濱一直念叨這件事，直到臨終還說，孔丹、秦曉、趙勝利保護了我。文革中四中的老師、校領導基本上都沒挨過打，更沒有自殺或被打死的。"
但同樣是北京四中高一學生的北島，他看到的景象卻是另外一種面貌。他回憶說：文革爆發，先是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和沒完沒了的批鬥會。高潮是1966年8月4日，那是個星期天。有二十多個校領導和老師戴高帽掛牌子游鬥，被學生們拳打腳踢。最後集中到操場上，在學生的喧囂、羞辱和拳腳中蹣跚穿行。強迫他們齊唱《鬼見愁戰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罪人，我有罪，我該死，人民的鐵錘，把我砸爛砸碎……"
最讓北島震驚的還是語文老師劉承秀的自殺事件。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她因受審查而導致兒子從部隊轉業。那天凌晨五點，在食堂後面的小夾道，她用剪刀割斷並拉出自己的喉嚨，現場慘不忍睹。當消息傳遍學生宿舍小院，北島正在六齋生火，濃煙嗆得他睜不開眼睛。同是四中的學生，講述同一所學校發生的事情，卻差異很大，那麼，誰的記憶更接近真實呢？說起來，這畢竟是幾十年前的往事，隔了幾十年的光陰回頭追憶，出入總會是難免的。值得警惕的倒是，就連當下人記當下事，並不存在時間跨度，僅只是所處角度不同，有時也會大相逕庭，這才使人懷疑歷史會不會任人信口胡說。我們過去讀魯迅的《紀念劉和珍君》，其中涉及1925年的"女師大風潮"，提到一位女性校長楊蔭榆。
楊蔭榆
1924年，楊蔭榆接掌女師大，正值該校"學生自治會"勢力最為鼎盛之時。1920年代的高校"學生自治會"權勢之大，是我們今天難以想像的，擔任過北大校長的蔣夢麟曾感慨說：五四運動後，北京高校的學生已然失控，"學校里的學生竟然取代了學校當局聘請或解聘教員的權力。如果所求不遂，他們就罷課鬧事。教員如果考試嚴格或者贊成嚴格一點的紀律，學生就馬上罷課反對他們。他們要求學校津貼春假中的旅行費用，要求津貼學生活動的經費，要求免費發給講義。總之，他們向學校予取予求，但是從來不考慮對學校的義務。他們沉醉於權力，自私到極點。有人一提到'校規'他們就會瞪起眼睛，噘起嘴巴，咬牙切齒，隨時預備揍人。"蔣夢麟自己就曾經因未能滿足學生們的要求，而被學生封鎖學校，關在了校長室里。楊蔭榆1918年赴美留學，獲教育學碩士學位。1922年回國後在上海教書，不久即被北洋政府教育部召至北京，於1924年2月被任命為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校長。應該說，五四運動後國內高校的情形，楊蔭榆是不太了解的。她的辦學理念，更多來自傳統教育和西方教育思想，對於當時大學紛紛擾擾的現象，她出於整頓校紀學風的目的，強調學生應該把主要精力投入學習，而不要過多地參加政治運動，這就與學生自治會形成了衝突。1924年秋季開學，有學生延誤兩月返校，沒有按時報到。楊蔭榆決定製定校規，凡逾期返校的都要開除。但在具體處置時，僅對國文系三名平時不聽話的學生給予要求他們退學的處分。這下惹惱了本就對楊蔭榆治校方針不滿的學生，在學生自治會的發動下，女師大"驅楊風潮"由此爆發。學生自治會條列楊蔭榆九條"罪狀"，宣布剝奪其校長資格，查封校長辦公室，將其驅逐出校，想盡一切辦法不許楊蔭榆進學校。楊蔭榆作為堂堂大學的校長，只好在校外租房辦公，並向教育部求助。雙方對峙了一陣後，楊蔭榆在校外寫出開除女師大學生自治會六個幹事的布告，其中就包括劉和珍和許廣平二人。許廣平等人拒絕承認這個開除，將布告牌摘下來丟在地上，照常繼續上課。為維護校方尊嚴，楊蔭榆決定請警察護送，強行返校辦公。
在這場風波中，魯迅力挺許廣平等女學生，痛罵校長楊蔭榆、學者陳源、教育部長章士釗等，指責楊蔭榆對學生"率警毆打，斷絕飲食"。但楊蔭榆是否真的如魯迅所言，在指揮警察傷害學生呢？據當時在場的李四光親眼所見，倒是巡警們都被卸了武裝，被女學生們看守著，"嚇得像狗樣的聽差不斷的向楊先生報告，一會兒說某某門已經被學生把守了，一會兒又說外間的情形不好，恐怕有人來搗毀學校"，而試圖返回校長室辦公的楊蔭榆，"一面吩咐巡警，無論如何不准動手，一面硬跑出門外，前後左右用巡警包圍，向西院走去。一時洶湧唾罵的音樂大作……"品格獨立，情操極高的地質學家李四光，後來回憶起當時場景時感嘆說："有人以為我是'楊先生的死黨'。無論就私交，就職務說，這個頭銜，我真不配。我並不是票友，本行的笨事都做不完，哪有閒工夫去干那些玩意。假若我在女師大有了職務，或者是一個'教育家'，或者是社會上負重望的人，就那一天的情形看來，即令替楊先生作了死黨，我還不失為一個人。"話說到這份上，已經是相當的悲憤了。這跟魯迅先生筆下的描述，可說是大相逕庭。站在讀者的立場，我們該相信誰呢？是相信在場的李四光呢，還是相信那天根本就不在場的魯迅呢？至於當年女師大學生自治會總幹事的許廣平，幾十年後回憶女師大風潮，還指稱楊蔭榆"不學無術"，這心胸就不免狹小而罔顧事實了。楊蔭榆這人，那可是真讀書的。她考取官費留學日本，就讀的那所學校，很少有達到合格畢業的，三十多個人，只有少數學生能拿到畢業證，而她不但輕鬆結業，還得到了該校一枚金質獎章，不可謂不優秀。回國後，楊蔭榆先後擔任過江蘇省第二女子師範教務主任、北京女高師學監兼講習科主任。這一段教學經歷，不但使她在校內有了很高的威信，也得到了同學們的擁戴。1918年，教育部首次選派教授赴歐美留學，她應選赴美，入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教育專業。楊絳回憶當時楊蔭榆赴美留學時車站送行的場景說："那天我跟著大姐到火車站，看見三姑母有好些學生送行。其中有我的老師。一位老師和幾個我不認識的大學生哭得抽抽噎噎，使我很驚奇。三姑母站在火車盡頭一個小陽台似的地方，也只顧拭淚。火車叫了兩聲，慢慢開走。三姑母頻頻揮手，頻頻拭淚。月台上除了大哭的幾人，很多人也在擦眼淚。"
她早年的學生謝巾粹撰文回憶，1913年在江蘇省立第二女子師範學校念書時，同學們"既佩服楊師的學識、經驗，更感覺楊師的和藹可親、熱心懇切，宛如慈母的態度"。
她1924年被教育部任命為女師大的校長，並非如許廣平所說，是"投靠了當時的權貴"換來的。她當時之所以不受學生歡迎，是因為她不喜歡學生搞運動，只願學生好好讀書，畢業後教書育人。然而當時的學生，已經類似文革，心思早不在課堂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