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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給病重的毛觀看的「內片」 原來是從前不讓看的禁片

—親歷毛澤東「文集內片」的攝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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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文集內片」組,一共成立三個攝製組,呈「三足鼎立」之勢。我所負責的上海科教電影廠的攝製組有50多位工作人員,趕拍《馴獸》以及《京劇唱腔音樂》。另外兩個上海電影製片廠的攝製組,則拍攝京劇「舊戲」——才子佳人戲。這在當時簡直是不可理解的事。

「臭老九」突然成為「通天片」導演

對我來說,在1976年奉命為重病在身的毛澤東主席拍攝「內片」,完全出乎意料。

當時,我正處於「賦閒」狀態。1976年5月初,根據來自北京的指示,上海成立「內片」攝製組。已經復職的上海科教電影廠廠長洪林以及派駐的「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領導找我談話,突然宣布我被任命為上海「內片」攝製組組長兼導演。

這一任命,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且使我的同事們都驚訝萬分。因為我在「文革」中被打成「文藝黑線干將」「大毒草作者」,遭到抄家,在「五七幹校」度過三年,然後去「深挖洞」——挖防空洞及做煤渣磚。這樣的「臭老九」,怎麼可能去拍攝「內片」呢?

在當時,所謂「內片」,也就是保密性極高的影片。進入「內片」攝製組的每個人,都必須經過嚴格的「政治審查」。接受任命之際,我理所當然提出自己的疑問。經過解釋才明白,這一「內片」是「中央直接交辦」的,必須限時限刻完成。這些「內片」,並不是關於原子彈、飛彈、人造衛星之類的保密片,而是專為「中央首長」拍攝的娛樂性影片——代號為「文集內片」。

當時對「內片」的要求是質量高、速度快、限時限刻完成。在任務下達後,必須在半個月以至一星期內完成影片——這在當時簡直是不可想像的速度。

後來才知道,這些「內片」專供病重的毛澤東觀看,在北京與上海兩地各成立「文集內片」組。由於是專供毛澤東觀看的「通天片」,所以提供的拍攝條件是很好的。

上海的「文集內片」組,一共成立三個攝製組,呈「三足鼎立」之勢。我所負責的上海科教電影廠的攝製組有50多位工作人員,趕拍《馴獸》以及《京劇唱腔音樂》。另外兩個上海電影製片廠的攝製組,則拍攝京劇「舊戲」——才子佳人戲。這在當時簡直是不可理解的事。

拍攝京劇「舊戲」的兩個攝製組,由張天賜、岑范兩位老導演負責。跟這樣的老導演「三足鼎立」,而且又是「中央交辦」的攝製任務,我不能不加倍努力。那些日子,我沒日沒夜、全身心投入地工作。

後來才知道,我作為「臭老九」,突然被起用,是廠長洪林提名。派駐的工宣隊並不了解我,而是洪林對我十分看重。

洪林,清瘦的小個子,文質彬彬,講話總是慢慢的。即便是在三伏天,他仍穿長袖白襯衫,領口、袖口的紐扣扣得緊緊的,整整齊齊,卻並不出汗。他原名繩曾,安徽涇縣人,生於1917年,是來自延安的老幹部。

在「文革」前,洪林已經調往上海電影局任副局長,「文革」開始後,造反派把他「揪」回廠批鬥。他是建廠元老,所以作為「祖師爺」遭到惡鬥毒打,以致一度服安眠藥自殺,幸虧夫人及早發現,送醫院搶救。洪林雖被關押在「牛棚」多年,但他在那裡靜靜地觀察著廠里的各色人等。

洪林由於沒有歷史問題,在「文革」末期終於被「結合」到領導班子之中,人們笑稱「紅廠長」(洪廠長)官復原職了——因為在「文革」中拍攝的電影裡,總是把「走資派」廠長取名為「白廠長」。

我跟洪林只有工作上的交往而已。據說,他曾仔細看過我的作品,所以對我的創作能力相當了解。在1976年,儘管廠里資歷比我深、經驗比我豐富的老導演多的是,洪林卻決定起用我這個36歲的青年導演。

洪林以為,為了確保如期完成「中央直接交辦」的「文集內片」,必須挑選「手腳快」、年富力強的導演。我在同行中向來有著「快手」之譽,不僅劇本寫得快,拍攝影片也快。

我明白,在廠里,能夠被任命為「內片」導演,表明在廠領導眼中,我已經是「強盜」了,即「強導」的諧音。在電影廠,習慣於把最拔尖的導演稱為「強盜」——「強有力的導演」。

於是,在毛澤東病重的那些日子裡,我變成了「忙人」,兼編導於一身——自己寫劇本,自己導演。我又兼任組長,負責攝製組50多人的日常工作。

從1976年5月接受任務,到9月9日毛澤東去世,短短4個多月中,完成了9部影片。

「文集內片」參與者的回憶

自從擔任「文集內片」導演之後,我的「頂頭上司」是上海電影製片廠副廠長齊聞韶。他的名字取自「孔子在齊聞韶」的典故。他是老一輩電影人,編導出身。當時,我喊他「老齊」。齊聞韶是一個和善的老頭兒,常常一聲不響來到拍攝現場。他有很豐富的現場工作經驗,會給我很多寶貴的指點。

我在工作中遇到問題,他會及時向上一級領導——另一個老齊報告,即齊英才。齊英才是上海京劇院副院長,著名京劇演員。他的夫人是有著「中國京劇第一女武旦」之譽的張美娟,而他的妹妹則是在京劇《智取威虎山》中扮演「小常寶」的齊淑芳。

由於「文集內片」的拍攝處於極端秘密之中,關於其中內幕,我只在1992年第2期的《炎黃春秋》雜誌上,見到齊英才的一篇回憶文章:《「文化大革命」中秘密拍攝傳統戲始末》。齊英才回憶道:

1975年深秋,天氣特別地陰冷。一天上午,當時上海市文化局負責人孟波同志突然來到我家,很神秘地對我說:「老齊,咱們倆有些事要馬上去北京。」他這沒來由的話,把我弄得如墜雲霧,不著邊際。那時,我剛被宣布解放,雖然說是讓我和陸漢文、胡冠時等同志負責上海京劇團(即現在的上海京劇院)黨委工作,但我是心有餘悸,處處小心,大事小事都請示,生怕再被靠邊批鬥。

出于謹慎,我問:「是什麼事情?」孟波不露聲色地說:「到了北京就知道了。」他秘而不宣。我更加要刨根問底:「你不說清楚,我就不去!」他犯了急:「瞎,你這個人真死心眼,告訴你,是搞傳統戲的事。」一聽說是搞傳統戲,我這腦袋轟的一下就像炸開了。

這八九年來,為了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傳統戲,我吃的苦頭還少嗎?現在是什麼時候,八個樣板戲唯恐大樹特樹還不夠,搞傳統戲,豈不是黑線回潮,復辟倒退嗎?這可是拿政治生命開玩笑呀!我急忙搖頭說:「這個事情我不能去,打死我也不去。」

孟波見我如此頂真,便朝我面前湊了湊,輕聲說:「你放心,這是中央最高領導要看,不會有問題。」他特別強調「最高領導」,使我感到有了幾分安全感,於是便點了點頭。孟波見我同意,便交代了第二天去北京的事宜,留下機票後告辭了……

登上飛機,孟波和我相鄰,待飛機升空,他瞧瞧前後左右,對著我的耳朵悄悄地說:「是毛主席要看,因為你熟悉京劇,所以非你莫屬。」我這才恍然大悟。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也只有他能作出這樣的決定……

毛澤東指示要搞傳統劇目的錄音、錄影、拍電影。這個決定使江青等感到為難,頂著不辦,毛澤東那裡交代不過去;辦,等於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否定了這十幾年來的所作所為。所以江青幾次找于會泳等商量對策,結果是打出「給中央負責同志作調查研究」、「給今後文藝革命古為今用,推陳出新留下寶貴資料」的旗號,來掩蓋他們的空虛,並且儘可能縮小範圍、對象,嚴加保密。

在我拍攝「唱腔音樂」影片時,上級指定上海音樂學院教授連波先生為影片的音樂顧問。連波總是笑臉迎人,很客氣。他很細心、很耐心向我講解「唱腔音樂」的特性以及種種京劇唱腔知識。

後來,劉惠恕在《〈毛澤東晚年存藏詞曲〉析疑及搶救這一歷史文獻的學術意義》一文(載《炎黃子孫》2004年第2期及《上海戲劇》2004年7月號)中,寫及連波先生對「文集內片」內情的一些回憶:

這批劇目彌足珍貴,拍攝的目的,是供毛澤東欣賞的。這一工作參與人數甚多,不會少於百人。而在北京為古詞譜曲及演唱工作則始終是處於高度的保密之中,前後參與人數不會多於30餘人,參與者各司其職,工作(作品陸續拍攝)完成後,交當時的文化部長于會泳審定,然後再交江青覆審,最後呈送毛澤東主席欣賞。這一工作一直持續到毛澤東去世後終止。

跟不聽話的「演員」打交道

在「文集內片」組,我導演了多部《馴獸》影片。《馴獸》是有趣的影片,它的主角是猴子、狗熊、熊貓、狗。給這些不聽話的「演員」拍電影,曾發生許多有趣的故事。

在影片《馴獸》中,猴子穿著鮮艷的背心和三角褲,狗熊穿著漂亮的背帶尼龍紗裙。動物們穿上這些別致的衣裳後,顯得好看多了。特別是狗熊,本來渾身黑不溜秋的,很難看,穿上艷麗的衣服,色彩就豐富多了。可是,要給猴子、狗熊做衣服,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哪有給動物做服裝的裁縫師傅呀?

我們跑了好幾家服裝店,都找不到這樣的裁縫。後來,我們想起來了:在美術片中,那些小貓、小狗木偶,不也穿各種服裝的嗎?於是,就到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求援,他們熱情地答應了。

不過,木偶是死的,可以用尺子精確地量好大小,可是狗熊一看見生人走過來量它的腰身,立即嗚嗚大叫,張牙舞爪撲過來,把裁縫同志嚇了一跳。好在做衣服的是老裁縫,富有經驗,用眼睛一看,就大致估出了狗熊的腰身,做出了合身的衣裳。

平時,我們都是給人拍電影。拍攝前,請演員一遍又一遍地做著重複的動作,進行排練,一直到合乎要求,才開始拍攝。給動物拍電影,起初拿拍人的一套辦法拍,反反覆覆地排練。可是,動物是不聽話的「演員」,排了兩遍就開始不耐煩了,再排下去就發脾氣了。

再說,動物平時一直在舞台演出,習慣於演完一個節目就演另一個節目,形成條件反射了,而拍電影卻反反覆覆拍其中一個節目,它們給弄糊塗了,越來越不高興。

有一天晚上,我們給一隻名叫「力力」的猴子拍攝「繞紅燈」的節目。平時,在舞台演出時,力力總是十分輕鬆地騎著自行車繞過一隻只紅燈。可是,在拍攝的時候,由於反覆排練,力力每次從紅燈繞過時,總是把紅燈碰倒了,拍了好多次,沒拍成功,弄得力力越來越緊張,而越緊張便越是碰倒紅燈。這時,馴獸演員給力力按脈搏,發現它每分鐘心跳達180下,不能再拍下去了。

吃一塹長一智,第二天晚上,我們把一切準備工作做好之後,一次也不排練,就讓力力騎三輪車繞紅燈,結果力力表演得非常好,一個紅燈也沒碰倒,我們一次就拍成功了。

還有一次,拍攝一隻名叫「扎利」的黑熊表演「蹬火把」的節目。為了使火把能拍得更清楚一些,我們特地在火把上加了許多汽油。在拍攝時,扎利看見那麼大的火,嚇得逃掉了。拍了好幾次都沒成功。

後來,在馴獸演員的幫助下,想出了巧妙的辦法來對付這個不聽話的「演員」:在火把上澆足汽油後,先不點火,給扎利蹬。扎利十分輕鬆地蹬著。這時,我們突然用點火棒點著了正在旋轉的火把。扎利雖然吃了一驚,但不敢甩掉正燃燒的火把,怕弄得不好燒著自己身上的毛,於是竭力用四隻腳迅速地轉動火把,想把它轉滅,火把卻越轉越旺。我們開動攝影機,拍下了這個精彩的鏡頭。

拍攝《京劇唱腔音樂》的青年才俊

在「文集內片」組,我還導演了多部《京劇唱腔音樂》影片。所謂「京劇唱腔音樂」,是用樂器模仿京劇唱腔,使樂器演奏人聲化。這是很細心的創作,要學得像,要有韻味,要體現出京劇唱腔中的不同流派、不同風格。

拍攝《京劇唱腔音樂》,跟拍攝《馴獸》全然不同。《馴獸》是充滿動感的影片,而《京劇唱腔音樂》是動作幅度很小的影片。動有動的難拍之處,靜又有靜的難拍之處。

最為難忘的是為後來被譽為「二胡皇后」的閔惠芬拍攝舞台紀錄片。在「中央交辦」的一系列拍攝任務之中,有兩集閔惠芬的節目,即用二胡演奏唱腔音樂《柴桑口》和《文昭關》。閔惠芬接到通知,拿著二胡來到上海泰興路的政協小禮堂來找我。當時,為了「保密」,電影不在電影製片廠的攝影棚里拍攝,而把空置的上海政協小禮堂作為臨時攝影棚。我帶領50多人在那裡日夜兼程拍攝。我跟閔惠芬就在那裡第一次相見。

在我的印象中,二胡仿佛是男人的「專利」。我所熟知的二胡演奏家劉天華、瞎子阿炳,都是男性。當31歲的閔惠芬出現在我的眼前,我感到驚訝,哦,女性也能成為二胡演奏家。

我請她奏一曲《二泉映月》,立即被她指間瀉出的琴聲所征服。我們聊起了二胡,非常投機。我年輕時喜歡用二胡演奏《病中吟》《良宵》《光明行》《二泉映月》《空山鳥語》,所以跟閔惠芬有著共同語言,一見如故。她在奏畢《二泉映月》之後,又應我之求拉了一曲《病中吟》,琴聲如泣如訴,深深感動了我。

接著,我們的談話進入正題。當時我還接受了另外3部京劇唱腔音樂影片的拍攝任務,即湯良興用琵琶模擬余叔岩、譚富英演唱的《空城計》,項斯華用古箏模擬程硯秋演唱的《文姬歸漢》,還有韓鳳田用擂胡模擬新艷秋、言菊朋演唱的《游龍戲鳳》。當時我並不知道,由於毛澤東喜歡這些京劇唱腔曲目,中央有關部門指令民樂演奏家們排演京劇唱腔音樂。

聽了閔惠芬演奏的《柴桑口》和《文昭關》,我的直感是閔惠芬用二胡模擬京劇唱腔是最成功的。閔惠芬說,這是因為二胡比琵琶、古箏、擂胡更加接近於人聲的緣故。琵琶、古箏是彈撥樂器,聲音不連續。擂胡雖然是二胡的變異,但是音調過於高亢。

閔惠芬告訴我,京劇名家楊寶森的唱腔雄厚,她用二胡粗獷的音調來表現。閔惠芬又講述京劇名家言菊朋的演唱特點。她講一句,就用二胡拉一句。她給我提供了《柴桑口》《文昭關》樂譜。閔惠芬向我講解演奏的內容時,還把唱詞寫在我的導演筆電上。

7月正是上海的大熱天,那時候上海政協禮堂沒有中央空調,閔惠芬常常汗流浹背,她仍不厭其煩地配合我們反覆演奏。直到正式拍攝,她換上演出服——淺藍色的連衫裙,補好妝,擺好姿勢演奏。

在完成影片之後,閔惠芬很高興地說:「導演懂二胡,所以影片能夠很好展現二胡的演奏特色,我很滿意。」我沒有想到,小時候對二胡的愛好,竟然在電影導演工作中派上了用場。

當時選用演奏京劇唱腔的演奏家,頗有眼光,在年輕演員中選擇了最優秀的才俊。閔惠芬後來成為中國的「二胡皇后」,而項斯華後來則成為「中國古箏第一人」「箏樂大師」。當時36歲的項斯華用古箏模擬程硯秋演唱的《文姬歸漢》,深沉而悲涼,曲終意未盡,餘音繞樑。

2007年,我應邀到澳大利亞講學。在雪梨,我拜訪了音樂家楊明先生。他知道我認識項斯華,便從書房裡取出項斯華所著的古箏琴譜。在古箏琴譜中,最後一曲,便是《文姬歸漢》。楊明先生告訴我,他非常崇敬項斯華。他就是以項斯華所著的古箏琴譜作為教材,教授學生學習古箏。從楊明先生的談話,也可以一覷項斯華在古箏演奏中的大師地位。

「文集內片」停止攝製

1976年9月9日,我正在拍攝現場,突然接到通知,收聽重要廣播,中止拍攝。廣播裡傳出哀樂,毛澤東病逝!

「文集內片」的攝製,隨之戛然停止。

 

《同舟共進》2016年6期

責任編輯: 東方白   來源:同舟共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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