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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北伐與國共關係破裂真相

導致國共「合作」破裂、蔣介石大舉捕殺共產黨人的原因是複雜的,任何簡單化的理解都會偏離真相。但是,北伐期間,中共在各地城鄉策動、主導的工農運動,無疑是促使蔣介石下定「清黨」決心的重要原因,至少,給了蔣一個「清黨」的堅實理由。

由於孫中山力排黨內非議,堅決主張「聯俄容共」,1923年,國共開始了第一次的所謂「合作」。此次「合作」,如14年後的第二次「合作」一樣,為中共提供了發展壯大的廣闊空間。1927年4月,揮師北伐而「伐」到南京蔣介石決定「清黨」,意味著國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從此,也就開始了國共兩黨長達十年的相互殺伐。

國民黨的「清黨」,原因當然是複雜的。在兩黨「合作」期間,中共按照自己的政治理念大力從事社會活動,尤其是北伐開始後,中共在國民革命軍經過和占領的地區開展的工農運動,是導致國民黨下定「清黨」決心的重要原因。國民黨內部本有左右兩派,蔣介石本屬國民黨內的「左派」。中共熱衷工農運動,蔣本來並不反對。正如楊奎松指出的,蔣介石早年也受過激進思想影響,因而也長期贊成和擁護「扶助農工」的政策。所以,這時期,蔣介石與中共在此問題上的分歧,不是應否「扶助農工」,而是如何「扶助農工」。(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154頁)

顯然,這時期中共「扶助農工」的方式,以及所要達到的政治目的,令蔣介石無法認可。

中共視喚醒和發動工人階級為基本使命。在此期間,中共在那些能夠開展工人運動的大小城市,按照自身的政黨理念,積極地行動著:組織工會、領導罷工、要求縮短工作時間和提高工人工資等。暴力衝突也時有發生。楊奎松在《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中透露,其時,作為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的鮑羅廷,甚至提出了必須依靠痞子、流氓做「革命先鋒」的觀點。

要發動那些老實本分、善良純樸、循規蹈矩的工人農民起來「造反」,並不容易。這些底層民眾,本有著他們心目中的「天經地義」、「天理人情」,對地主、資本家等相對富有者「造反」,首先意味著在自己心靈中完成對那些「天理人情」的摧毀,而這當然不可能沒有心理上的障礙。痞子、流氓則不同,他們本就不認同社會主流價值,他們在心理上沒有多少因此而形成的障礙,發動他們「造反」也就容易得多。用毛澤東和共產黨人的話來說,他們的「積極性」要比那些慣常的「良民」、「順民」大得多,同時,他們「革命」起來,也膽子大、步子快,敢打敢殺、敢搶敢奪。有這樣一些人行動起來,就能夠讓那些「良民」、「順民」起而仿效。尤其是當本來的「良民」、「順民」看到這類痞子、流氓在「造反」中腰包鼓脹起來、臉上紅胖起來、腰板挺直起來了,難免生出羨慕之心。「學壞容易學好難」,是人性之常。「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在這種場合特別適用。

楊奎松在《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一書中所說的贛州店員工會的情況,就頗能說明當時的工人運動到了何種程度。看這個店員工會的章程,今天的工人也會瞠目結舌。章程規定:「凡本會會員每日工作時間應自上午9時起至下午5時止,休息時間店主不得過問。」原來早就要求「朝九晚五」了!章程規定:店員「休假當與各機關同,春節並應放假半月」。今天,春節的法定假期也只是三天,那時候就要求放半個月,是今天的五倍呢!章程規定:「每年還應准假3個月以探親,外省店員則應准假4個月,最長者可達5個月。」「店員不願回家者,此期間工資還應照原工資加倍發放。」「在店供職滿一年者還應分享該店全年利潤十分之二的分紅。」章程還規定:「凡本會會員月薪還應增加3至4倍,原有月薪不足20元者應加至120元,不足30元者應加至140元;不足40元者加至160元等等。」

這個章程若真的實現,今天全世界的「工人階級」都會嫉妒不已,都會夢想著在1920年代的中國江西贛州當一個店員——當然,結果將是再堅挺的店鋪,也會很快垮掉。

在農村,中共發動的農民運動也毫不遜色

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正是從正面肯定那時期的湖南農民運動的。雖然收入《毛澤東選集》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經過多次修改,仍能看到為當時的農民運動作了種種辯護。這份「考察報告」是這樣評論湖南農民運動的:「的確的,農民在鄉里頗有一點子『亂來』。農民權力無上,不許地主說話,把地主的威風掃光。這等於將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把你入另冊!』向土豪劣紳罰款捐款,打轎子。反對農會的土豪劣紳的家裡,一群人湧進去,殺豬出谷。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游鄉,『劣紳!今天認得我們!』為所欲為,一切反常,竟在鄉里造成一種恐怖現象。這就是一些人的所謂『過分』,所謂『矯枉過正』,所謂『未免太不成話』。這派議論貌似有理,其實也是錯的。」那時,國民黨內對以湖南為中心的農民運動大不以為然者大有人在,中共上層也有對之憂心忡忡者,於是毛澤東便奉命回湖南「考察」。「考察」的結果,是寫了這樣一篇讚美農民運動的「報告」。

「報告」既然一心為農民運動申辯,當然就不可能把農民運動的過分之處說得很充分,但我們仍能感到其時湖南的農民運動是如何「波瀾壯闊」、「如火如荼」。農民鬥爭、打擊、掠奪的對象是「土豪劣紳」,但當時湖南農民運動中又流行著「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的口號。有點田產的都是「土豪」,穿長袍馬褂者即為「劣紳」(《湖南農民運動資料選編》,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339頁),都在鬥、打、掠之列。毛的「報告」中說到「殺豬出谷」,意思就是衝進「土豪劣紳」家中,將豬呀雞呀殺了吃掉,將糧食都搶走。「殺豬出谷」是運動起來的農民常用的方式。「考察報告」說到了農民「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游鄉」,但沒有說到的是「革命農民」在「捉人戴高帽子游鄉」時,還有些別的舉動——湖南農民運動領導人之一的程學敬,後來撰文說那時「革命農民」在捉人游鄉時,還會剪掉他的鬍鬚,滿臉抹上黑灰。至於「五花大綁」,更是理所當然了。既然「一切權力歸農會」,那從殺豬、出谷、游鄉發展到殺頭,就是很自然的事。很快,捕殺「土豪劣紳」的事就頻頻發生,還要把「土豪劣紳」的祖墳挖掉,目的是破壞風水、斬草除根。

農民不但殺豬,還要殺人。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並沒有諱言這一點:「寧鄉的劉昭,是農民直接打死的。醴陵的彭志蕃,益陽的周天爵、曹雲,則正待『審判土豪劣紳特別法庭』判罪處決……」

這些行為不可能不讓國民黨當局焦頭爛額,同時,國民黨認為這直接妨害著正在進行的北伐。楊奎松在《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中說得明白:「不僅蔣介石,這時不少國民黨地方軍政大員都對工人運動深感頭痛。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軍政當局既須要按照孫中山遺囑,堅持扶助工人的政策,但它同時又必須確保社會安定以及經濟生產的正常運行,因為只有如此,才能得到足夠的稅費收入,維持戰費和地方軍政的各項開支。而工人運動一旦興起,往往無法控制其要求,以致商人、廠主不僅利益受損失,就連人身及財產安全都難保證,社會安定和生產經營自然難以維繫。」北伐軍在那裡拼殺,後援卻成大問題,這應該是當時令蔣介石十分煩心的事。

農村的亂局,也會給稅收帶來衝擊。在那時,或許農村動亂對政府財政的影響更大。中共元老李維漢在《回憶與研究》中說到了這方面的情形:「土豪劣紳」是農村重要的納稅人。農民的殺豬出谷、分田分地、逮捕殘殺,就使得他們失去了納稅的能力,也失去了納稅的「權利」。農民擅自宣布的一些法令,嚴重影響著農村正常的經濟運行。湖南農民禁止糧食輸出,就使得鄉村的糧食貿易無法進行,眾多操販糧之業者,本來也是要按章納稅的,現在生意做不成了,自然也就不再納稅。這樣,各級政府都面臨嚴重的財政危機。(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97—98頁)

影響北伐軍軍心的,不僅是後援問題。李宗仁北伐時任第七軍軍長,他後來在回憶錄中說,工農運動中的「過激的作風,早已引起軍中官兵的疑慮。到(民國)十六年夏季,兩湖軍隊憤懣的心情,已到無可壓抑的境地。因當時中、下級軍官多為中、小地主出身。其父母或親戚在故鄉都橫遭工會、農會的凌辱,積憤已久。而各級黨部竟視若無睹。縱使是革命軍第三十五軍軍長何鍵的父親,也被綁遊街示眾」。(《李宗仁回憶錄》,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349頁)自己在前方與北洋軍閥浴血奮戰,父母親友卻在家中遭受凌辱、迫害,心中當然不可能沒有強烈的「憤懣」。這嚴重影響著國民黨和蔣介石的北伐大業。

導致國共「合作」破裂、蔣介石大舉捕殺共產黨人的原因是複雜的,任何簡單化的理解都會偏離真相。但是,北伐期間,中共在各地城鄉策動、主導的工農運動,無疑是促使蔣介石下定「清黨」決心的重要原因,至少,給了蔣一個「清黨」的堅實理由。

1927年4月12日,新任淞滬戒嚴司令部正副司令白崇禧、周鳳岐,藉助青洪幫的力量,解除了上海「工人糾察隊」的武裝。翌日,當工人遊行示威時,白崇禧下令軍隊向工人隊伍開槍。這標誌著國共「合作」破裂的公開化,也意味著國民黨「清黨」的實際開始。廣州其時也是中共的根據地。4月15日,在李濟深的主導下,廣州也開始了「清黨」。國共「合作」了數年之久,如今要「清」,殊非易事。當初,有人指責農民運動「過火」,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這樣為農民辯護:「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並且強調:「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現在,國民黨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責任編輯: 白梅  來源:同舟共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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